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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他简单而抽象地肯定了两人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严厉而详尽地揭露批判他们二人的“错误”。他说：“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关于胡绩伟和王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他指出这两人的主要问题是“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中央没有保持一致”。他说：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积极的。
胡木认为，胡绩伟的错误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是他在１９７９年在高党校的三次讲话。他用很长的时间批判了这三次讲话。他说：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他的回答是人民伟大。党有时候伟大，有时候不伟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同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这就是说，党报不能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那么怎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要保证党中央经常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为着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个党报能够代表人民对党中央实行监督。……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他对于党中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接着，胡木的批评转向了王若水，转向了“异化”问题。他引经据典，认为“异化”在马克思学说里不占重要地位，他引用一些事例证明，王若水宣传“异化”，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青年人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接着他谈到民主，他说：“党中央服从谁？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错误思想，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的错误的了解。……所以，不能随便地滥用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以至被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还要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条船在大海上出了危险，是听船长的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片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现出来了。……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的民主宣传，这样的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种斜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胡绩伟对胡乔木宣布中央决定时又大加批判的作法十分不满。他愤愤地说：我辞职，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３０多年，人老了，响应中央号召，是自动提出辞职的。在中央批准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顶头上司，两位中央领导人，到人民日报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不是欢送我而是宣布上我的“错误”，发动报社同志来批判我。
这种作法，合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合乎共产主义道德吗？现在很多机关有成千上万的老同志辞职，有哪一个机关采取“批一通，赶出门”的办法呢？既然把我调出人民日报，偏偏又规定要我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报整党，又迫不及待地把我调出人民日报。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胡乔木想在人民日报和新闻界发起一场对胡绩伟的大批判。但批判会开不起来，开起来的会也稀稀拉拉，批判只好虎头蛇尾。这次安排的以秦川为首的新班子还是“不听话”。胡乔木决定从根本上对人民日报大换血，调王忍之、卢之超等四人到人民日报接收权力。但是，他这一企图被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等人抵制了。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次抵制情况：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说王忍之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激昂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全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１月７日，在习仲勋处谈及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１２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此事；野苹告诉我，他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１９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相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未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只搞了28天的清污运动胡乔木在文艺界、新闻界点上了大批判之火，该把“异化论”的斗争引向深入了。“清除精神污染”是异化论风波的发展和深入。
当时，把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不一致的思想称为“精神污染”。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回忆，在中央上层，对清除精神污染有不同看法。8月间，他列席了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会上书记处农村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谈农业问题。他谈到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万里习惯地甩着钥匙链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的那些事，如果让我找，我可以找一百个例子。”邓力群说：“我没有发。”万里说：“我这里有一份。”胡耀邦、赵紫阳也先后说：“我这里也有一份。”邓力群生气地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研。材料内部发得很少。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说过，有8个以上的雇工就是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激动地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赵紫阳细声慢语地说：“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关系。”万里说：“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方毅也接着说：“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但是，“清污”运动还是在发展。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２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社论：《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对精神污染》。９月２４日，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上讲话，强调要“努力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把这场斗争从教育界推向各个思想领域。
周扬对关于异化的批评不服。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为自己在党校讲话辩护，并附上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
据邓力群说，这封信是通过薄一波送上去的。当时，邓力群等正在为邓小平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９月３０日，邓小平就周扬的信向报告草者邓力群等谈了一些话：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经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所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
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些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有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对异化论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第二12－414页）
邓小平对二中全会报告起草者邓力群、龚育之、郑惠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最后他们写成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稿。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大部分篇幅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
”、“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已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说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的自身活动，不断产生异已的力量。……这实际是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9－42页）
邓小平话音刚落，邓力群就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对王若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邓力群自述――十二年春秋》全文录入了这个发言。
邓小平的坚决态度，使得各方面都加紧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部署：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拥护邓小平的上述讲话。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会上认真讨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要求各纪委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发表评论的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同一天，文化部长朱穆之在一个会上发言讲到，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１１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家邢贲思同记者的谈话，指出理论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他说，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精神污染相当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面广，包括理论、文艺、新闻、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一是某个领域污染程度相当深，像“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论，理论上很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
１１月３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提出，各团组织，要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
１１月５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据说这是被迫的。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闭幕。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对农村精神污染现象不能低估。
１１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
１１月２０日，文化部长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防止精神污染。当前主要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宣传。使人们感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各省，也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我当时出席天津市委的一个报告会，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我习惯开会带一本书，以便在会前的等待中打发时间。这天我带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写的《第三条道路》。没想到，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书，其中就有《第三条道路》。此外，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书都列为禁书。在工厂里，清除精神污染就针对青年工人的头发和服装了。有的厂党委书记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厂门前，凡有穿喇叭裤腿来上班的不让进，或者干脆拿剪刀把裤腿剪开。有些对外开放的单位和“三资”企业，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据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期间，派人对基层的反精神污染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反精神污染的扩大化现象。这种扩大化危及到改革和开放。他们把清除精神污染中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怕影响改革开放，才点头车。
这时，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开始向后撤退。１１月２８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和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说：“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１１月３０日，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上说：一、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二、要严格掌据清理的范围和界限；三、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精神污染，划清政策界限》的评论中指出，“我们要在经济战线继续进行改革，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或正在探讨的问题，更不能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１２月７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万里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