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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从胡启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吞吞吐吐。赵紫阳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怎么还没开会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就在中央还没有最后定是否要开这个会的时候，胡乔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问习仲勋，习仲勋说不知道。又问胡启立，胡启立也说不知道。习仲勋认为，在总书记、常务书记、中办主任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有人发出召开批评总书记会议的通知，这是很不正常的。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决定这个会不开，还说“胡赵格局不能变”。赵紫阳在天津得知这个决定。但是，开会的事已经传开了，海内外沸沸扬扬，以为这是一次倒胡行动，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但是，赵紫阳却对这件事的性质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对本书作者说：“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认为不是什么“宫廷政变”，但他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也没有说死：“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从天津回来后，胡耀邦到赵紫阳家看望。胡对赵说：“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赵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我也不认为乔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事后，胡启立对赵紫阳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以上关于１９８３年批评胡耀邦的情况来自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本书“附录”）
情况可能不像赵紫阳说的那么简单。胡耀邦回忆说：“１９８３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映过来后，破涕为笑，谈别的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８页）胡耀邦还说：“１９８３年那次会是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同上，第４３页）
就在陈云批评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小平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
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什么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赵紫阳曾向本书作者谈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他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赵主张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张提前翻番。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从胡耀邦对李锐的谈话来看，胡耀邦认为增长速度在4％－5％之间，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只有7％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胡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在陈云批评胡耀邦之前，小平找紫阳、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客观地说，经济工作应当由国务院管，胡耀邦管得过多是不合适的。他曾找国务院的几十位部长一一听取汇报，并即席发言，这些即席发言，部长们当作指示。由于他不是主管经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长们为难。１９８３年初胡耀邦主张“包字进城”也有过粗、过急的问题，赵紫阳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围绕那次陈云批评胡耀邦经济汇报会引起的风波，是不是一次未逐政变？是不是要胡耀邦下台？这要有分析。从赵紫阳等国务院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经济问题的争议；而在左派那里，是不是要借此机会要胡耀邦下台？是有这种可能的，但还要有新的史料证明。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对这次批胡事件，用“拆台”二字，我觉得在现有的资料情况下，比较妥当。吴江认为，这件事明显地暴露了在改革问题上两股势力的较量，胡耀邦首当其冲。
胡耀邦得罪陈云那股力量由来已久。“党校事件”中已见端倪。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和陈云看法不一致。陈云认为胡耀邦不懂经济，胡耀邦认为陈云还是坚持老套套、老框框不放。１９８０年末，在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讨论１９８１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一次争论；１９８１年底，又在同样的会议上，又为１９８２年的速度发生过一次争论。胡耀邦在同李锐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胡耀邦说：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的争论：经济上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问题，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１９８０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紫阳、姚依林心中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点二，力争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
姚说只能百分之六，１９８４年争五保四。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时，我就在下气。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讲了要百分之十，向乔木反映，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１，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过百分之七。２，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此事。３，不要整党？
答要整，是文件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胡耀邦这里说的生产目的讨论，是指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其意是在发展生产所前题下，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人误认为这是针对某人的，也有人说胡耀邦主张“高消费”。
第四章涨落――风起云涌的１９８６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斗争也逐步深化。1986年的反自由化斗争，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规模、声势和影响要大得多。当时出现的形势有如耗散结构论中的“涨落”。在耗散结构论中，“涨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这里不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只能给出一个大体的意思：所谓“涨落”是一种能量运动的过程和方式，它使系统达到了一种远离平衡的状态，系统内可能由渐变发展为剧变。１９８６年，政治能量已经到了很活跃的程度，其运动已经十分激烈，出现了剧变的可能性。
第1节１９８４－１９８６：政治波澜起伏
１９８４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有突破性进展。
1984年12月25日到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上面定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回答说：“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决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巴金被选为作协主席，刘宾雁被选为作协第一副主席。上面指定的人大多是“清除精神污染”的积极分子。夏衍高兴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在这个会上，作家们还说了一些被左派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邓力群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李先念说“这个会实际是一个反党的会”。（《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487－488页）
１９８５年，改革中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福建省委书记的职务。
１９８５年９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是９月１８日到９月２３日召开的。这次会的名称前面既没有届，也没有次，在党史上也没有突出的记载。因为它不是全国代表大会，而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次代表会议。按照党章规定，在某次代表大会之后，重要问题应当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的会只开过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５４年处理高岗问题，这是第二次。在这次会之前的两天召开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后的第一天又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呢？这次党代会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计划的建议》；邓小平讲话强调改革，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有计划，按比例。”二是讨论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到“十三大”他全退；会议中间正发生学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１９８５年９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４０多亿美元，达１６４。４亿美元，其中进口额１０８。３亿美元，出口额５６。１亿美元。逆差５２。２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设备和劣质商品。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时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钢项目吃了日本人的大亏，因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一些人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当时还有一件事大伤中国人的感情，８月１５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有东条英机等１４名甲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校长丁石孙几次出面劝阻，使校方和学生意见严重对立，因而出现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大字报。学校关闭了大门，一些学生冲击南门，要求出去游行。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分散离校的数百名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一八”以后，事件还没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１０月１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１０月１７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了这一段历史。2004年５月，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从北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９。１８”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４０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从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
９月１８日到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这次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
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看到，在社会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担忧和疑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影响。邓小平在这个会的闭幕时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４６页）
学潮平息以后，１９８６年，政治上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
4月13日到16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胡启立传达的话可能在书记处部经过了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他是１９８５年8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４月１２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创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４月２２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朱厚泽的讲话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5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