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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７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子。“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这个看法。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９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不管他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他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第4节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邓力群说过，自１９７８年以来，逢双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逢单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攻。
1987年是单年，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攻的时侯了。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陈云一派除了一直掌控经济领导部门以外，现在，宋平取代尉健行掌握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王忍之取代朱厚泽，掌控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王芳取代阮崇武掌握了公安部。这些要害部门都落入陈云一派的手中。一批著名人士被开除党籍。全社会形成了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知识界的一些曾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颇感紧张。比较敏感的新闻界，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1986年12月召开的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社长穆青作了长篇报告。他分析这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时说：“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宣传战线软弱无力。舆论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手里？有些报纸让出了阵地。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小平同志离休》，还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反映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和小平同志商榷》。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注：马达是一位老报人，上海《文汇报》总编，主张新闻自由）要和我辩论。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这没关系，总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党的舆论工具如果掌握在糊涂人手里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里，只能搞自由化。”“我们的舆论阵地不能落在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里。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心。”1987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按照年形成的传统，元旦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调。
１月２８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乘的谈话。邓小平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94－196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一传达，各党组织马上行动。这次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但广大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动那样响应。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自己直观的理解，当时流行着一首诠释“四项基本原则”的民谣：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也没有提出过反对自由，但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有些地方，在反对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１９８７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得知这个城市一夜之间，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６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递增４８％。１９８７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只增长１６％，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３２个百分点。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1月下旬两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运动。在这两封信签名的中国学生来自１００多所大学，共有２１５０多人，其中７０１人用真名真姓。新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到北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左派们不顾改革开放的大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越战越勇，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只能单枪马地直接面对左派的进攻。
当时，中纪委书记王鹤寿起草了对若干党员的处分的决定草案，要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开除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欠身，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两位老理论家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苏绍智的党籍这次没有开除。对于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和胡乔木、邓力群发生了一次冲突。这个冲突是围绕着起草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４号文件展开的。所谓４号文件，就是《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最初由胡乔木、邓力群主持起草。
胡乔木、邓力群力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胡启立对邓力群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建议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赵紫阳知道，如果提交书记处讨论，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稿子压下来了，而是让鲍彤组织人对文件进行了重要修改。赵紫阳、鲍彤修改后的文件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起草完了，赵紫阳没有把文件立即交书记处讨论，而是先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了表示同意，他才召开书记处会议。他说：“这个文件小平同志已经看过，同意了，请大家讨论。”有邓小平的明确态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也无法反对了。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4号文件）。从而阻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8年以后，即１９９５年，赵紫阳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就这个阶段的情况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耀邦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就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了。赵紫阳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邓力群等这股力量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经动员起来，这股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号文件”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会议。４月６日到１２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其内容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参加会议的共有１２０多人。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坚定的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白羽阐述了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到１９８７年春天，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１００多个人。传说会上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四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就此狠批了王忍之一次。赵质问王：“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赵紫阳能够如此严厉地批评王忍之，是因为心里有底。邓力群等一批人把改革以来的曲折总结为“几次路线斗争”，把陈云阵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要赵紫阳开一个会，刹一刹左派的风。当时赵紫阳要出差，说出差回来就开会。邓小平说，先开会。赵紫阳放下出差的事，５月１３日就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四五个月了。在全党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他虽然讲，决不能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还要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他却说“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而是……”“而是”什么呢？是学习，是正面教育，总结改革的成绩……在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斗争上虚晃一枪以后，他谈到问题的实质：“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