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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往桥下砸来。我们对空鸣枪。周围人群喊：“热烈欢迎解放军――那是1949年。”：“当兵的，滚回去！”“政府腐败了，你们还为它卖命，何不学学张学良。”“只要老弟说声走，车票包在大哥我身上。”“只要觉得穿军装不方便，到我家去给你换。”一个人掏出一大叠人民币和外汇券，说：“哎，想好了就来领路费，每人50元，包你回家去团圆。”……（上校团长张振生：《车头永远向北京》，同上书第146－149页）
这次的目标是先直奔德胜门。6月3日傍晚，从沙河机场开上京昌公路，三驾车队齐头并进。从沙河机场出发不久，就在清河受阻。从马甸到清河镇，隔离桩、公共汽车和卡车横在路上，人群挤挤插插的，黑压压、乱糟糟，没头没尾，一辆辆军车就象大海中飘摇的小舟。
（大校副军长刘传明、少将副政委张传苗：《走向德胜门》，同上书第370－371页）
六月三日这一夜，是中国史上永远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我骑自行车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还看了儿童医院、人民医院、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的伤亡人员，亲眼目睹了这悲痛的一幕。下面是这几天的日记。
６月３日星期六北京人第二次阻止了军队进城。
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戒严的政治表态。宣传上也是舆论一律。市民们上街比过去少多了，天安门前的学生也逐渐减少。
但是，今天凌晨风波又起。
驻在城郊的军队穿上便衣、乘上民用汽车开进城来，又一次被市民阻挡。
我早晨来到西单路口。只见几辆车作为路障挡住了东西通道。电车顶上站满了人，有的演说，有的呼喊。在电车西边不远处有一辆大轿车被群众包围。轿车里面坐满了穿便装的军人。一位穿便衣的军官模样的人举着小喇叭讲话。四周的群众高呼：“北京人不欢迎你们！”再往东走，在长安大戏院（在西单十字路口往东５０米路南，不是后来在东单新建的长安大戏院――作者2000年注）门口，一辆大轿车顶上，学生们把从车里拿出来的机枪、冲锋枪、钢盔、菜刀、三角刀，当众展览。车上有一幅白布横标：“请看李鹏政府怎样保护北京市民”。很多人在现场照相。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各个路口成堆的人议论纷纷。
一位银发老干部说：“说军队不进来，又化装偷偷地进来了，今后政府说话谁相信！
”一位中年妇女说：“到底谁在搞动乱，不很清楚吗？”为什么军人要带菜刀、三角刀？群众中有人说，为是为了给群众栽赃，在混乱中军人把菜刀、三角刀丢到群众队伍中，再说群众手拿武器拦阻军车。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猜测。
下午四时，我从西单商场北穿过灵境胡同绕到六部口。一个多小时以前，六部口发生了一起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双方是警察和市民。
从府右街南口到音乐厅和西长安街交叉处，挤满了议论的人群。议论的中心是警察如何施暴。
在这个十字路口还可以闻到一股剌鼻迷眼的气味。这是警察施放的催泪弹的气味。今天下午二时左右，警察在这里施放了２０多颗催泪弹。这是建国以来共和国警察第一次向人民施放的催泪弹。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只从历史课本上知道反动警察如何施放催泪弹，从来没有见过催泪弹。
地上到处是碎砖头、破瓶子，还有成堆的鞋子。也有一些自行车零件。据现场群众说，防暴警察想拉走被群众包围的两部军车和车里的武器。警察一进现场，就拿出警棍见人就打，胆小的跑了，没跑地就挨了打。警察打人时，哭声、叫声一片，一片恐慌。在用警棍驱逐群众的同时，还施放催泪弹。警察抢走了在汽车上展览的武器以后，就向北撤到中南海西门里去去了。留下的群众十人一堆、二十人一堆控诉警察的暴行。
在府右街力学胡同附近，有一辆警察丢下的吉普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８１，上面还有“广场５”的牌子，车上有一把铲子和一把锯刀。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前，也丢下了一辆警察吉普车，车号是Ｖ０２－５４９１，几名青年市民坐在车顶上。在长安街上还有两辆大轿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５９和Ａ０１－３２６３。这两辆大轿车门窗玻璃砸得粉碎，坐椅的沙发坐垫也被翻了出来。轮胎也被放了气。还有两辆２２路公共汽车也被堵在那里，成了激战时的“工事”。军事编辑的张万来对我说，这些车里原来有武器，怕流失，所以出动警察把车里的武器抢回去了，但车没抢回去。
一位老年妇女在力学胡同东口向一群人讲述她刚才亲眼看到的情况，她气愤地说：“政府这样做，民心丧尽！”一位年轻人站在西单路口的汽车顶上，手举一颗银白色的催泪弹壳向群众展示，说：“这是李鹏政府保护群众的证据！”一位老人说：“最近刚刚平静一些，政府又是组织农民游行，又是让军人化装进城，又是施用警棍和催泪弹，使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另一人说：“靠警棍和催泪弹来树立政府的权威是不行的，这只能使政府权威扫地！”吃晚饭时程万泉（出版时改为一位同事）在食堂对我说，他今天采访了１７个在六部口被打伤的人（共打伤多少他不知道）。有的被电棍打成脑昏迷，有的因催泪弹爆炸使腿部有３５度烧伤，有的被射钉枪射出的钉子打伤（有一个伤员钉子进入大腿５厘米）。他在六部口现场采访时看到，下午２点１０分，上千名防暴警察在六部口施放催泪弹，群众纷纷后撤。当停止施放催泪弹时，群众高声齐呼：“法西斯！法西斯！”又向前涌。这样来回拉锯几次，一些群众受伤。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后，将北新华街被阻的戒严部队接走，西单路口被阻的官兵依然被围。
这位同事说，下午２点４０分以后，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几千人在西单列队，唱着国际歌，迎着防暴警察前进，大批市民跟随在后，防暴警察向府右街撤离，一些市民随之将停在六部口的两轿车的玻璃砸碎。
他说，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急诊室有１１名受伤的人，其中有学生、干部、工人。齐威，女学生，１９岁，腿部被炸伤３０多处。王长刚，干部，３０多岁，右膝被射钉枪射入五厘米。宁火炬，干部，头部缝了五针。一名建筑工人被橡皮子弹打晕。一名妇女下身大出血。
他介绍说，北京急救中心外科有８名受伤者。外科主治医师聂星和其他医生对记者说，这次警察打人太狠。一般警棍打臀部、胳膊等处，这次多是打头部。
今晚６点半，北京电视台反复广市政府《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还广了戒严司令部通知，说是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对付阻挡军车前进的人。但是，今天晚饭后，上街的人比过去人更多。满街都是人，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很多人骂政府。
晚８点４０左右，又有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
今晚可能有大的流血事件。
事后得知，在西单路口那辆装有武器、被群众包围的大轿车是27军79师第235团8连的押运的，车上载有100余枝冲锋枪，5挺轻机枪，2部电台和上万发子弹。从车上抢下武器的是79师侦察分队、西单公安分局、总后101仓库的官兵。当晚12点，这辆车上的武器弹药完好无损的转移到了海军医院。后来听军队里的人说，原计划军队化装分散进城，到６月１０日清场，执行戒严任务。但化装进城被群众发现，而且六部口装武器的大轿车被群众围住。为了夺回武器，又和群众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一些群众。激化了矛盾。６月３日清晨，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的一辆汽车因交通事故撞死了人。群众误解是为军队开道的警车撞死了人，矛盾进一步激化。六部口事件和警车撞死人使得局面难以收拾。发展下去可能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被围的便衣军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６月３日下午３点半才决定军队全部进城。部队接到通知后很仓促，各部队对命令的理解也不一样。有的把子弹发到战士，有的子弹统一保管。
_６月４日星期日昨晚９点，由于街上人太多，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缝中从西单向天安门广场挤去。街上的人都对下午发生的六部口事件非常愤慨。骂声不绝。１０点多，走到广场，看到天安门下人头攒动。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从中山公园里面走出来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有人喊打，学生劝阻，把士兵围到一旁做说服工作去了。
广场上和前一天差不多。虽然政府的广播用最大的音量反复广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知，但学生还很轻松。还有人坐在帐棚里弹吉它。学生广播台还出好消息：前门西的解放军被群众围住了，进不来了。
在广场西北角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军到军事博物馆了！”不少人闻讯骑自行车向西猛跑。
我骑车沿前三门大街往西。在前门西路北的北京供电局门前，果然有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军被群众围起来了。学生走进里面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镇压群众。戴着钢盔的军人们紧抱枪枝，一言不发。在前三门大街，群众用马路隔栏做了重重路障。在十字路口，都用公共汽车做路障。
在和平门急救中心，也有一部分武装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包围圈的群众齐声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在宣武门路口，两辆大电车横在前三门大街上。在电车西边，两辆军车被阻，军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车下的群众和他们说话，气氛并不紧张。
在国华商场附近的路口，满载武装警察的三辆大轿车和一辆大卡车被阻。车里的战士和周围的群众有说有笑。
我继续骑车由复兴门桥向西。到广播电视部门前，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的牌子丢在地上燃烧。一辆武警的汽车也在燃烧。这时听到西边传来了枪声。很多人以为是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拼命骑车向西奔去。也有人知道是真子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妻子说：“就站在这儿看，不要往前了。”男人说：“不怕，去为学生壮个胆。”妻子说：“死了不值得，活着将来还可以说说这个事情的真相。”他们还是骑车向西去了。我也加快了向西的速度。
到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枪声密集，人声如潮。离路口一百米，再也无法前进了。
我在路北２５号楼旁边站定。想看个究竟。我估计要开枪也是向东开，子弹不会打到北边的胡同里。刚站定，突然感到眼里、鼻子里难受。有人说这是催泪瓦斯。突然，子弹的呼啸声从耳边响过。我身边一个人“哎”地叫了一声，我一看，他的右胳膊上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向大楼后面转移。我也赶紧躲向大楼后面。这时，一阵阵急促的喊声：“快，快，快，闪开！闪开！”三个人、两个人抬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员从胡同里穿过。一辆辆三轮板车驮上了伤员。
枪声太密集，有点象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随着拉伤员的三轮车向北，绕到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气氛很紧张，一位年轻的护士在大厅里紧张地张开手臂，引导护送伤员的人们进入临时急诊室――一个宽大会议室。医院的过道上有鲜血。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弹，我问在现场的大夫：“是橡皮子弹吗？”他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第二个大夫：“是真子弹吗？”大夫吼着对我说：“不是真子弹还能这样！”后来不少人说，不仅是真子弹，还是开花子弹。
宽大的会议室里面躺满了伤员。我记下了伤员的名字：冯友祥，男，外贸系统干部。浑身是血。大腿上一个大洞，外表直径约３厘米。短裤全被鲜血染红，还在上面结成了血块。大夫要剪开他的短裤，他说，短裤上的血是他爱人的。他爱人叫刘景华，头部受伤，现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调度员。腿部受伤。
一位干部模样的年轻女伤员一边呻吟，一边骂：“我发誓，今后半辈子要反共产党反到底！”她这样骂，我不便问她的姓名。
我还想记录，但新的伤员不断抬进来。医务人员十分忙。一位大夫嫌我妨碍他们。我只好离开。在一个角落的地面上躺着一具尸体。２０多岁，胸部佩着红校徽。
离开了儿童医院，听到复兴门外大街上枪声还很密集。我又沿西二环向北，转向阜内大街的人民医院。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说。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20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在这个大会议室门口，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地面，议论着。我挤进去，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东西，说这是人的脑浆。
我准备离开人民医院，往口袋里一掏，发现自行车钥匙丢了。我找了块砖头把自行车锁砸开，几个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以为我偷自行车，不让我离开。我掏出记者证，证明我的身份。几位工人围上来说：“你是记者？今天晚上看清楚了吧，要真实地告诉群众，不要说瞎话！”这时，一个学生在门口喊：“谁自愿献血？”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学生说：“真是好样儿的！”献血的人排着队进去了。
我到了邮电医院。走廊里都是伤员。有的大声嚎叫：“给我打一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警察。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夫对他们二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警察无可奈何地呻吟。我掏出记者证，对那几个人说：“他们现在是伤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应该为他们治。”这几名带血的人还算通情达理，没有阻止。
我又到二龙路医院。也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从西四大街骑车南行，想经过西单路口回来。西四大街满是路障。西单路口有密集的枪声。只好回头向北，穿胡同向西，绕到西二环。经打听，军队已通过了复兴门桥。我穿过复兴门桥，经音乐学院附近胡同回到社内。在各个小胡同里，都有年老的居民们站在家门口。他们神情木然，满脸惊恐、焦虑，低声地议论。整个北京市的人都没有睡觉。
回到社里已经三点半了。新华社大院里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群。我吃了点东西后，上了号楼房顶。从这里听到西单附近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还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不时还闪出火光。这是真正的战争。
早晨５点半，我又骑车出门，在佟麟阁路和复兴门内大街交叉处的斜道上，满地都是砖头。在民族宫、西单一带，边道上歪歪斜斜地堆满了自行车，估计数以万计。这些自行车的主人，是开枪时弃车逃命去了，还是受伤、死亡了？复兴门内大街砖头遍地。在三味书屋附近的地铁工地旁和复兴门内大街路边，地上有一摊摊血。有人蘸血在墙上写下了大字：“人血！人血！”“为死难者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地铁工地周围的铁皮围墙上到处都是弹孔。
西单十字路口，是一个刚结束战争还没有打扫的战场。坦克履带在马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昨天被截的一辆军车在燃烧，路口东昨天被截的两辆军车也腾出浓烟和烈焰。
满地是路障、砖头和血迹。几辆被坦克压坏了的自行车横躺在路中间。街道两旁的墙上弹痕历历。天安门广场方向还有枪声。一队学生打着旗子自东向西走来。他们是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一会儿，人群骚动，说军队来了。向东一看，果然开来了一支军队。人们向西逃命。有的在路北的花坛下就地卧倒。这些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用上了从电影里学来的卧倒姿势。我也跟着卧倒。但军人没有开枪，卧倒的人爬起来向西跑。
我骑车向西。在复兴门立交桥西，路北有一座象征和平大理石女雕像，在她的胸部有两个弹坑。这表明子弹是从军人行进的方向朝侧后射出的。开枪不是要扫除前进的障碍吗？为什么要向后开枪呢？
在广播电视部门前，两辆汽车在燃烧。在复外大街居民住宅和国家信息中心的墙上，有很多弹痕。居民的窗玻璃上的弹孔周围，有放射状的花纹。我找到我昨晚站立的地方。
不远就有大片大片的鲜血，路边铁栏杆上几毫米厚的钢条被子弹穿透。木樨地地铁站上有深深的弹孔。这时我才知道我昨晚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