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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４。２６社论”之前所谓学潮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个是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大量的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意；第二是耀邦１９８７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对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认为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冤，鸣不平。第三个原因就是１９８８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来，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不满意，所以，学生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大体上当时情况可以这么分析。上街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常委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多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对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和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后边讲的三条是我去朝鲜以前说的。我记得追悼会结束，我们一同下电梯时我对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个意见。４月2３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可以说，在我去朝鲜之前，对当时的学潮，常委中没有发生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４月１９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冲新华门，你知道不？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说，石在第一线，分管政法，他在第一线，有各种预案准备着，他会应急处理的。随后我把李鹏的电话告诉了石。实际上到了２０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大部分学生都走了，还有少数人没有走，石让警察清了场，强令留下的学生上了车，送回了学校。
这一段就是说，我出访朝鲜之前，学潮的情况、当时常委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4。26社论”出台前后“426”社论是个关键。将来你们还可以从各方面收集些材料，把这一点讲清楚。学生这种不满情绪，当然总是会要表现出来的。但学潮怎么闹成这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在“4。26社论”以前没有这么大的事（**：你的意思是，学潮闹大了是“4。26社论”剌激起来的？）。426社论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动作，只是有点不满，这些不满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如果那个时候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这么大。“426”社论是转折点。４月１９日，我就访朝鲜事问邓，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他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我是4月23日离开北京的，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找万里（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本来和我是一致的，从始到终是一致的），要求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转告李鹏（我出访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４月２４日晚上，李鹏主持了常委会，真是非常的快啊。在李鹏的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和缓的情况，上街的学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学生主张复课，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学生要上课，那些激进分子在教室门口把着，不让进去。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当时如果接着做工作，疏导啊，对话哪，可以提出些狠的要求啊，会更缓和一些，这是很好的机会。但他们汇报情况时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你说激进分子有没有呢，会有的。学生到外地跑一跑也是有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但总的是趋于缓和。（以下未和录音核对）他们还说学生在街上募捐，组织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实际上２２号追悼会以后，很多学生已经回去了。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得很多，说领导人几句难听的话不算什么。当时还说我的孩子搞“官倒”，说我把多少车皮化肥运到老家去了。几万人中间不可能没人说过激的话，但一集中起来就显得了不得了。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这很容易影响邓小平的思想。李锡铭等人这么做是他们原来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２４号晚上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蛹者，万里上了当。我出访朝鲜前李锡铭给我打过电话，说问题非常严重。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
４月２５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李鹏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快解决。邓这个人有个特点，如果有另一种意见他也不会这样。我４月１９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２５日李鹏、杨尚昆一讲，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来的主张一致。４月２５日邓同李鹏等的讲话本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４月２６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访问朝鲜以前，李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看法。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原来的分析和方针。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就不清楚了。
邓对李鹏大面积传达他的讲话很不满意。５月１７日，在邓家决定戒严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
“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稿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人本来不算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剌激。学生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当时我听别人说，学潮中邓朴方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有些人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这就把邓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形成的思维方式激活了，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４月２４日常委会纪录和邓的讲话稿通过我驻朝鲜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这是党内多年形成的惯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情况。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但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对常委会纪录表态。（以下未经过录音核对）看了邓的讲话，我不认为会对学生采取什么行动，我当时的马上的反应是，恐怕又一场大的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会起来，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势头要受到伤害。对此我很担心。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反自由化不力。我当时认为学潮平息不是很大的问题，不管邓怎么讲啊，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现在没有闹啊，闹是426社论以后闹起来的吗。
下面主要是讲４２６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规模急剧扩大。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只要进一步做工作，学潮可以平息。但４２６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学生多年没听这种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什么什么，多年没听这种话，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绪极为激动。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激怒了，被推到激进的一边。我从朝鲜回来以后，找几个大学谈过，他们都反映这个情况，426社论一发，包括机关也非常不满意，怎么搞这样一个东西！。427游行一下子上升到10万人。社论言辞严厉，学生以为这次游行可能受到镇压，所以游行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不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是可贵的，是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而是完全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表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十分激烈。政府这样，社会上更加支持同情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学生当时的游行沿街群众拍手欢迎，呼喊一些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自动加入游行队伍。
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弃了。本来布置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哪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生怕矛盾激化，因为小平讲了那么严厉的话，生怕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听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了电话：“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个话不知准不准确。王震也主张抓多少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原来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哪。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来准备发生事情，结果游行这样胜利，回校以后当然是欢欣鼓舞哪，更无所畏惧。“4。26社论”激起了一个很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原来出校门时，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啊，党团组织啊，校长啊，教师啊，都拼命地拦阻，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啊，出去会怎么怎么样啊，学生回去后欢欣鼓舞，欢呼，搞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讽刺，感到很委曲，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他们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原来以为“4。26社论”调子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上线的老办法不灵了，来上纲上线的办法很灵。第二说明什么呢？425，426广泛传达了邓的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也说明再靠最高权威领导人的发话也不灵了，第三个说明什么呢？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了；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很担心，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跟427以前不一样啊，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他认为政府没办法了，政府的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出动军队了，但学生认为是不敢出军队的，以后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而政府只剩出兵这一招了。426社论给整个北京事情简直起了很坏作用，增加以以后解决问题很大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途径，要用强制的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途经沈阳，听了沈阳的汇报，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的同志也怀疑：还用这种办法行吗？
（将来写的时候不要写这一点，不要影响辽宁省委的同志），这样做适得其反，他们讲传达邓讲话时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就觉得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它办法都不灵了，就存在着大规模的流血可能。
原来邓说，鉴于解决耀邦问题的教训，解决赵的问题要符合手续。实际上解决我的问题也不符合手续，不是政治局委员也可以投票，也以退休的老同志也参加解决我的总是的投票。李先念还说：感谢李鹏给他们投票权。耀邦下台时，常委除了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陈云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小平不管这一套。
这次赵紫阳没有谈完。我说：既然这么麻烦，何必兴师动众。赵老会用录音机，让他自己录不就行了吗？以后我就没参加此事。听说赵也没有录。
附录四：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服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进行申诉就上街示威，我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极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稳定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浑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当时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当然后来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一些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进“４。２６”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其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