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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
2002年11月2日,晚上8时多。
我在武汉市最繁华的江汉路一带转悠。江汉路是一条百年老街,也是全国知名的步行街。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汉商汉口商场、佳丽广场都集中在这一片区域,这里融购物、观光、游乐于一炉,因此每天人潮如涌,自然也成为乞讨者的天堂。我站在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叉的十字天桥上随便一望,就看到附近云集着十多位乞丐。
佳丽广场旁的一个高频率磕头的乞丐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胖脸,穿的衣裳很旧,但比较干净。他双膝跪在一个垫子上,两手拄地,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磕头,频率很快,几乎一秒钟一个。由于头部甩动的频率太高,脖颈处可看到有青筋暴起,整个脸部也因充血而泛出红光。这种拼命磕头、带自虐倾向的架势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而且有些残忍。
引人注目的还有躺在他身旁的一个约摸六七岁的男孩。孩子缩在一床铺开的被子上,穿着厚衣裳,一副睡着了的样子,看脸色并不是很好,几分钟便会发出一次咳嗽的声音。我仔细听了一下,孩子的咳嗽不像是一种病理性的,很像是故意装出来的。这让我产生了几分怀疑。
磕头男子的面前,放着一个瓷碗。看起来磕头乞讨的效果不错,过路的大人和小孩不停地丢钱到那个瓷碗里,有1元、2元的,甚至还有人丢5元、10元的。我站在那里半个多小时,那个瓷碗就快被纸币和硬币盛满了,少说也有四五十元的收入。
磕头男子停下节奏,欠身将钱装进胸前的荷包里,然后又继续开始了他的高频率磕头。他磕头非常专注,眼睛并不斜视,心无旁骛的样子。其高频率、大幅度的动作与躺着的小孩子一动一静形成辉映,一个是拼了命地折磨自己,一个是年幼有病在身,两人都颇令人生怜,也许正是这种双重效果换取了人们更多的同情。我这样揣摸着那些给钱人的心态。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停住脚步,从随身挎着的皮包里掏出两盒感冒胶囊,放进那个瓷碗里。那妇女对磕头男子说,孩子病了,快去给孩子吃药吧!说完就走了。磕头的男子看了似乎并没听见,继续上下甩动他的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和他讲话的机会,走上前拉了一下那男子的衣袖,说:“你的孩子咳嗽,现在有人给他感冒药,你快去弄水让他喝药呀!”
磕头男子盯着我,目光有些呆滞,却只是点了点头,就准备又磕头。我俯下身,低头对他说:“孩子要是真生了病,赶快让他吃药。你们是哪里人啊?”
磕头男子的目光依然呆滞,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在我连续追问了三次后,他的嘴唇才蠕动了一下,挤出了两个字:“河南!”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
我想拍一张他们两人的照片。我掏出相机蹲在他们前方,刚要拍照,却被那男子瞥见了。他连忙停下来,推了一下身边的孩子,自己则背对着镜头,用一只手拦住自己的脸,另一只手赶忙开始收拾被子。
小男孩也站起来了。他长得很清秀,特活泼,一看就不像是生病了。我走过去,悄悄地问:“小朋友,告诉叔叔,他是不是你爸爸说了叔叔买东西给你吃。”
小男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收拾东西的胖中年男子,“吃吃”地笑着:“不是!”透出一副天真活泼的样子。
小男孩的话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因为从相貌看,他与那磕头男子差别很大。那么,那男子不是孩子的爸爸,两人又是什么关系呢?这疑团撞击着我,使我想弄个清楚。
我起身和那磕头男子搭话,可任凭我怎么问,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将被子卷起,塞进一个蛇皮袋子,然后牵着孩子朝一旁佳丽广场的方向走去。小男孩则不时调皮地回头冲我笑。
走了不远,两人在广场前的花坛边停住。这时,从另一个方向突然走过来一个同样背蛇皮袋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的偏瘦的中年男子。他们互相打着招呼,看起来很熟。小男孩和那小女孩也认识,两人互相打逗起来。
从装束和搭配看,很显然,那瘦中年男子和小女孩也是磕头讨钱的一套班子。两队人马在这里不期而遇。瘦中年男子不时向我这边张望,也许是那胖男子提醒他,注意后面有人在跟踪。
我索性走上前去,跟他们搭讪。我问那胖中年男子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住在汉口火车站。我还准备问,他忙对我摆了摆手说:“我知道你是记者。你不要问了,问了我也不会说的。”
任我怎么给他解释我不是记者,他就是不相信,紧闭着嘴巴。看样子刚才不该拿相机拍照,让他们产生了警觉。我只好沮丧地离开了。我看见,两个中年男子一直目送着我离去,才放心地各自散开。
2、“磕头者”的收入:一天能讨300元?
虽然没从胖中年男子口中“挖”出什么,但这类磕头式的乞丐已经激发起我想要探求他们奥秘的兴趣。近1年来,在武汉三镇,磕头式的乞丐日渐增多,乞讨的模式大致相同:一个拼命磕头的成年男子,旁边躺着一个小孩。直觉告诉我,这类群体的背后一定藏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在汉阳钟家村,我又遇到一个磕头乞讨的矮个中年男子,旁边一样躺着一个缩在被子里的小男孩。他的“收入”看起来远比曾在佳丽广场遇到的那个胖男子要好。我在他身边观察了有半个小时,发现这个磕头男子不时把瓷碗里的钱装进裤兜,一会儿裤兜便被撑得满满的。
突然,磕头男子站起身来,朝附近的人行天桥上走去,和天桥上另一个中年男子嘀咕了几句后,就径直向天桥的另一端走去。而那个中年男子则来到刚才矮个男子磕头乞讨的位置,伏下身双手拄地,使劲地磕起头来。
原来,他们是在“交接班”!
此时,我基本将他们的“生存之道”摸清楚了:一个或两个外乡的中年男子带着小孩来到武汉,让小孩装病,睡在地上的被子里,自己则跪着不停磕头,给人们一种孩子病了,急需用钱的假象,以博取人们的同情。而过路的人要么是同情躺在地上的孩子,要么单看磕头者磕头的频率,就很容易生出恻隐之情,动起怜悯之心,慷慨解囊相助了——这的确是很“毒辣”、很管用的一招!
我走上前去,逗那个躺在地上的小男孩玩。他并不害羞,还冲我挤眉弄眼的。我指着旁边磕头的男子悄悄地问:“小朋友,告诉我,他是不是你爸爸?”小男孩冲我摇了摇头。我瞧了瞧中年男子,又瞧了瞧小男孩,发现他们长得的确不太像。我又问:“刚才在这儿磕头的那个人是你爸爸吗?”他再次摇了摇头。
这就奇怪了。磕头的两个男子如果都不是小孩的爸爸的话,那么孩子的爸爸又在哪里?孩子和磕头的男人又是怎样的关系?我正准备继续问那小男孩话,旁边磕头的男子突然回过头,冲那小男孩喊了一句,并对他做了一个手势,然后我再怎么问小男孩,他也什么都不说了。
我起身,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继续观察。一个在此发广告单的年轻小伙子凑上来说:“你是记者吧?我看了你半天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每天在这儿发广告单,也几乎每天都看到这两个中年男子换班在这里磕头乞讨。“别看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你猜他们一天能讨多少钱?”说着,那小伙子冲我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帮他们算过,天气好的话,他们一天至少要讨三百块钱!”
三百块?我有些不敢相信。那小伙子神情肯定,并且颇为羡慕地说:“哪一天我要能放下面子,我也跪着磕头去,比发传单强多了,发传单一个月也才挣几百块钱呢!”
小伙子所言可能有些夸大,但从我观察来看,磕头男子的“收入”的确可观,隔不一段时间他面前的瓷碗便会被钞票装满,磕头男子则不时地将钞票塞进上衣的口袋里。在我所接触到的乞丐类型中,磕头的乞丐应该算得上是最“挣钱”的一类了。
约下午5时,那男子起身收拾好钱物,牵着小男孩远去。我决定跟踪。但显然被那男子发现了,拐过几条街道后,就再也觅不到他们的踪影了。
3、跟踪
从前几次与磕头乞丐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之所以不能与他们靠近,是自己的扮相还不太像一个乞丐。因此,为了能获得他们的信任,我把自己打扮得更“乞丐”了。
2002年11月10日,晚上8点多,我在汉口的航空路十字路口又碰到一个磕头的年轻人。他二十多岁,长得比较清瘦,很精明的样子,伏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旁边的地上也躺着一个小男孩。
这天晚上的风比较大,路上行人很少。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看到他的“收入”并不好,大概只有几元钱“入账”。大约1小时以后,一个獐头鼠目、头发蓬乱的50多岁的男子来到他的跟前,与他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通话。那瘦个子站起来,双手抱臂四处转悠,不时与旁边的商贩搭讪。小孩也站起身来,呆呆地站立一旁。突然,青年男子卷起地上的被子,塞进蛇皮袋后,然后牵着小孩,和那50多岁的男子一起朝青年路方向走去了。
我尾随他们而行。走到航空路公交车站点,他们停下来等车。一辆38路公汽开过来,他们上了车,我也跟着上去了。
车上很空。50多岁的男子和小男孩坐在一排两人的座位上,瘦个子则单独坐在他们后面一排。旁边的一个座位空着,我干脆坐了上去。
小男孩一声不吭,呆呆地坐着。我揣测着他和旁边这两个大人的关系。从长相看,他们都不太像。那50多岁的男子偶尔回过头和瘦个子说一两句话,听口音,很像是安徽一带的。
车一直开到终点站,他们三人才慢腾腾地站起身来下车。
我跟在他们身后,一下车,便装作外地人向那个瘦个子打听,问他附近有没有住宿的地方,既便宜又卫生?那瘦个子看了看我,并没起戒心,说:“金家墩的××招待所很便宜,5块钱一个晚上。”
我说我是外地的,对这一带不熟,请求他们带我去。那瘦个子说,跟他们一起走就行了,他们就住在这家招待所。
我一听,喜出望外。然后进一步跟瘦个子套近乎:“师傅,你贵姓呀?”
瘦个子头也不抬,很干脆地说:“姓张。”随后,我又问那个年纪大些的男子,他说姓陈。闲聊中得知,他们都是安徽淮北人,张姓男子今年27岁,陈姓男子看起来50多岁的样子,实际年龄却只有47岁。
我指着小孩问瘦个子:“这是你的儿子吗?”
张说:“不是,是老陈的。”
老陈的?老陈今年快50岁了,而这孩子只六七岁的样子,我调侃地对老陈说:“看来你是晚生贵子,老来得福哦!”
老陈瞅了瘦个子一眼,说:“瞎说什么!”然后对我说,孩子今年6岁,不愿意上学,我到武汉打工,他非要跟着一块来。
看老陈和小张挤眉弄眼的样子,我隐约地感到,孩子也不是老陈的。而且一路上,老陈和孩子并不亲密。如果不是他的,那又是谁的呢?
思忖间,我们已经走到了汉口火车站东边的金家墩。这一带因为靠近火车站,小型旅社、招待所众多,大概有20多家。到了小张所说的××招待所,在登记处,他指着我向老板打招呼:“这是我的老乡,便宜一点。”看样子,老板与他很熟。老板对我说,和小张他们一样,一个晚上收5元钱。开完票,小张有些炫耀地对我说:“我们在这一块住了半年多了,家家旅社的老板我都熟。我们一起有三四十人呢,现在很多都走了。”
安顿好房间,我跑出来找到老陈和小张,说请他们到附近的小餐馆吃炒菜,我人生地不熟,很荣幸碰到他们,希望和他们交个朋友,吃顿饭算是“见面礼”。
两人也不客气,带着孩子和我一起出门找了家小餐馆。小张说炒菜贵,他坚持点了三盘炒粉。
吃饭时,我问小张的工作。他只是故作神秘地说自己在帮别人打工,做一种技术活,至于什么技术活,他说要保密,薪水很低,每月也就800元钱,除去吃喝、住店,没多少节余。他说,半年前刚来武汉时,他曾在一家医院康护中心做过康护员,一个月540元钱,因为薪水实在太低,他才改做“技术活”的。
为了试探小孩到底是不是老陈的,我对老陈说:“您应该送孩子去上学,耽误了他可是一辈子的事。”
老陈干笑了一下,没有做声。一直没有开口的小孩却说话了:“我不想上学,我要在这里玩。”
趁小张和老陈倒茶的间隙,我俯下身套小孩的话:“你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呀,小朋友?”
“我不晓得,他们把钱给我的爸爸和妈妈。”那孩子天真地说。
果然!孩子不是老陈的。我接着问:“那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孩子刚想回答,看看小张和老陈已经回来,就闭嘴不做声了。
4、“冤家”路窄
吃完炒粉,小张和老陈并没有回到招待所,而是朝另一条巷子里走去。我问他们去哪儿,小张说去另外一家旅社,看他的另外几个老乡。我说你有多少老乡在这里,他说现在不多了,只有十几个。我说闲着无事,跟他们一起去看看。
小张带着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家旅社。在里面一个房间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我抬头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
那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分明就是一个星期前在佳丽广场前跪着磕头乞讨的胖中年男子!我一愣,想回避来不及了。干脆镇定下来,装作不认识他,与他们两个人打招呼、递烟、点火。
我一坐下来,那胖中年男子就对我开了口:“老板,我认识你,你好厉害的。”语调完全不像初次遇到时的孱弱,吐词清晰且话语犀利。
我还是装作莫名其妙地问:“你叫我老板?我想你认错人了。我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胖中年男子说自己绝对没有记错,他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并说出了“佳丽广场”四个字。他一再强调,对我们做“记者”的很敏感,所以我不用装糊涂了。房间内其他人一听我是“记者”,都不再做声,只听着我们两个讲话。
我问胖中年男子贵姓,他说既然我了解了他们的很多事情,并“打”到了他们的老巢,姓什么就没有必要知道了。然后他很伤感地讲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两年前,他花3000多元钱,买了一个四川子(方言,指四川女人),可那个子生了一个小孩后就跑了。家里田地很窄(少),收的粮食不够吃饭的,上有几十岁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出来搞几个钱怎么办?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谁愿意不要人格,在街头作践自己呢?这且不说,跪着磕头非常累,每天膝盖都跪肿了,腰也很酸疼,头经常痛。尽管这样,为了生活,只得忍受着身体的折磨。
房间内只有他一个人在倾诉,我们都默默地听着。他说完这些,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每天都看报,我晓得很多法律方面的事。我们只是讨几个生活费,并没有犯法。我并不怕你曝光,你想报道就报道呐!”
我知道此时跟他解释我是不是记者,为什么要跟踪他们意义都不大了。我说,你们讨钱并没有犯法,不错,但以小孩子为借口欺骗别人,这种做法就不对了。在法律上,这就属于诈骗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男子不语。
我问:“那些孩子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胖中年男子回答:“反正我们也准备离开了,武汉现在不好混,说给你听也无所谓。我们许多人带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交10元钱的租金。”他边说边露出一副轻蔑的笑:“这些城市人一个个都是傻×嘛,哄了他们还不知道!”
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孩子和大人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缺少一种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原来他们是被人利用来骗钱的一种道具!
胖中年男子还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磕头的乞丐其实都是他们一伙的,都来自安徽淮北,最鼎盛时曾有三四十人,白天分头“工作”,夜晚就都回到这一片居住地。这段时间因为武汉要召开“两会”,且快到年关,对他们的管理严起来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磕头帮”内部约定,凡有人打听他们是哪里的,就都统一口径说是河南的。他们还分工协作,将武汉人流集中的地区分成片,每个片划给不同的人,以免内部产生“冲突”。
谈起收入,胖中年男子也不掩饰,说每个人、每天的“收入”都不等,好的话一天可以搞几百元钱,差的话只能搞几十元钱。这一“行”,相对于其他的乞讨形式而言,他承认是属于“高收入”的一类。
“但我们也很辛苦,每天磕完头后,脖子都快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