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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包括媒体的思维都过于简单了：送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并不像送一个迷路的孩子回家那么简单。后来，小曹在一次谈话中无意透露出：并非他表叔、表婶执意要赶他出门，而是他觉得，在家乡呆着或学一门手艺，并不是他想要的归宿。
“我就是学会了，做醋做酱油也没什么出息。表叔、表婶说，还是大城市好，有吃的有玩的，让我混好了再回去。”我们几个记者以为，送小曹回去，学一门手艺，是为他找到了一个“前程”。而在他，在他家乡的亲人看来，到城市里来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前程。
小曹的回来令我再次陷入对他前途的迷茫思考之中。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是让他继续这样漫无目的地流浪，还是为他寻找另外新的出路？早在两年前，我曾让他尝试学做小买卖和干街头擦皮鞋的营生，但都是没做多久，他认为没有出息、怕丑和没有自由而放弃了。我那时认为，对出外已达8年之久的小曹来说，流浪已成了他的天性，无拘无束的生活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你很难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去更新他固有的生活形态和观念。他已经习惯了自由。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对于他，永远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要想介入和改变他的命运，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更多的是徒劳而无济！
小曹回到武汉以后，继续他闲适的流浪和乞讨生活。在冬日有着阳光的午后，我常可以看到他和一帮丐友在洪山公园的草坪上晒太阳。见到我他会很兴奋地打招呼，然后把一帮朋友介绍给我。我们的谈话总会落脚到他的未来——
“要是有一份工作就好了，可惜不会有人要我，我的腿不行。”小曹边说边摸着自己的右腿。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工作，可以让小曹去做——不需要任何技能，只靠上肢简单操作就能够完成？2001年正月刚过，小曹回到武汉恰逢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机会降临了。我的一个叫胡刚宝的朋友，在广州开一家工艺钟厂，有200多号工人。春节回家过年期间，我打听到他准备扩招工人，就跟他讲曹月旺的情况。他问，是不是《南方周末》报道的那个小孩？我说是。他说，让他来吧，在我这里的流水线上做手工活，先试用两个月，看能不能做得了。我连说谢谢谢谢。
我在洪山公园找到小曹，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小曹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真的吧，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下我有工作了！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班挣钱了！”他咧着嘴笑个不停。
2001年2月28日，农历2月6日。我给小曹买好一张武昌至广州的火车票，塞给他100元钱，然后带他找一处公厕把脸、手、头发洗干净，又买了点路上吃的面包。傍晚时分，我把他送到武昌火车站，踏上南下打工的旅途。
小曹到了广州之后，打给我一个电话，说“胡老板”对他很好，专门给他买了床垫和被子。晚上他和工友们睡高低床，很舒服；白天就在车间流水线旁坐着给产品上螺丝，也不用动。“胡老板”说干得好，一月可拿七八百块钱。“我不要那么多钱，能有饭吃，一个月有100块工钱，我就很满意了！”小曹在电话里很率真很知足，说起“胡老板”三个字，语调中透着亲密和感激。
我原想是到那年春天或夏天，在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请假去广州看一下想象中已成为现代化工厂工人的小曹，顺便请他的老板、我的老朋友胡刚宝，多多关照他一下。我甚至幻想那时的情景一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然而这后来仅仅成为一个想象。
2001年4月的一天，我念及广州的小曹，拨通了胡刚宝的电话。一通寒暄叙旧之后问起小曹，电话那头胡刚宝突然提高了声音：“他没跟你联系吗？他十几天前就回武汉了！”
“什么？”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开始他还听话，后来就嫌拘束，跟住在一起的工人合不来。后来他说不想干了，要在广州流浪。我想这样不行，让他回武汉，派人送他到火车站，走时还给了他半个月的工钱。”
“他什么时候回的？”
“应该快有20天了吧！”
这一切令人猝不及防！和胡刚宝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到洪山公园去找和小曹相熟的那些乞丐。一位老乞丐对我说：“那个瘸腿赖子（指小曹）吗？他不在这里，前几天还有人说在汉口滨江公园看到过他！”
我又跑到汉口滨江公园、中山公园、武胜路等乞丐比较集中的地带。我希望能碰到小曹，或能打听到他的下落。不为别的，只想亲口问他一句：为什么会离开胡刚宝那家工厂？我甚至以小人之心去猜测：是不是胡刚宝或厂里的工人们嫌弃他身患残疾的缘故？
然而终于没能邂逅小曹。我只有等待。
不简单的乞丐世界
时间一晃到了7月份，武汉进入火炉般的夏天。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我正在外面采访，手机响起。一听，是久违的小曹的声音。
“记者，我出事了！”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而紧张。
“慢慢说，怎么回事？”
“航空路的两个赖子，说要下我的胯子（武汉方言，意为‘打断腿’）！”在流浪汉这个群体，他们习惯用“赖子”来称呼对方，“他们中有一个赖子丢了10块钱，非说是我偷去的，说见我一次打一次！他们现在到处找我，要打我！”
我立即赶往汉口。在航空路立交桥下的转盘广场里，我看到了久违的曹月旺。他穿一件很脏的旧T恤衫，下面是一条浅灰色、污迹斑斑的永远要穿在身上的长裤——为了遮挡右边的那只残腿。他比过年时瘦了许多，黑了许多。
在航空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正门附近的一处花坛，我们找到了小曹所说的其中一个流浪汉。看到小曹搬来“救兵”，那个约摸20多岁、自称叫“黑哥”的流浪汉连说：“没事没事，可能是一场误会！”
小曹说他认识这两个流浪汉有一个多月了，晚上睡觉的地盘是其中一个“老大”的。“老大”30多岁，和“黑哥”都是靠捡破烂和捡饭吃为生。
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我追问小曹离开广州的事：“是不是那里的人嫌弃你，对你不好？”
“不！不！他们对我很好。”小曹忙解释，“是我自己受不了，那里管得很严，白天要一直坐在那里工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很拘束。后来一想，还不如到外面流浪的好，可以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知道你一定会生气的，你已经给了我很多机会，可每次我都失去了。从广州回来后，我没脸见你，不想让你知道我是个没有用的人！记者大哥，从今往后你不用管我了。我想了，我这辈子命里注定就是这样了。”
我良久无语。我问小曹：“你不是说过，以后你还要开着奔驰车在大街上跑吗？”
小曹叹了一口气，说：“我以前觉得自己很有用，只要有机会可以赚很多钱。这次之后，我是彻底知道了，我干什么都不行！”
2001年那个夏天的下午，面对小曹，我又一次有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他再次让我强烈意识到，对一个已经习惯了流浪的人来说，流浪或者说自由，已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天性，这种泛自由意识深入他的骨髓，并形成与融入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规矩、规则意识格格不入的强大抗体。他们偶或有加入社会、成为一个正常人的愿望，但真正让他参与到社会中来，这种习惯自由的天性会与外界强加于身的社会属性激烈交锋，单靠他自己凭意志力来左右这场“战争”，往往会是前者胜出，后者败北。
“其实，当一个流浪汉也挺好的！”小曹居然蓦地蹦出这么一句，“你不要小看那些赖子，很多人都发了财，赚的钱不比上班的人少！”
小曹这么说让我意外。我问：“哪些赖子都发了财？”
“那些讨钱的赖子，有的一个月能讨几千块钱！别看他们在城市里给人磕头，给人作揖，很惨的样子，回到家乡可风光了，有的盖了楼房，有的做生意当了老板。我认识一个河南的老乡，比我大，30多岁，把别人的孩子抱着在武汉广场前面要钱，一个月可以搞四五千块钱，天天喝酒吃肉，跟我们炫耀呢！”
“还有一个老头，也是我们河南老乡，有60岁吧。”小曹打开了话匣，越说越起劲，“他会拉二胡，每天到做生意的地方去卖唱要钱，一个月也搞两三千块钱！他晚上住旅社，天天在馆子里吃。我让他收我做徒弟，他嫌我腿坏，不要我。我要是能跟他学拉二胡就好了，也可以要很多的钱！”
“其实你们很多正常人都羡慕我们这些流浪的，说我们自由自在的，不用操心上班的事，每天都很快乐。”
“那你觉得快乐吗？”我问。
“如果晚上有地方睡，没有收容所的抓我，没有其他的赖子欺负我，我觉得也挺好，至少比在广州上班强，让人管着，多不自在呀！当然有的乞丐是真可怜，像我这样身子残的，还有一些老的，儿女们不管的，他们是没办法才要饭！”
小曹顿了顿又说：“你知不知道，有些残疾乞丐是假的，他们是有老板的，被人逼着讨钱的！那些老板最黑心，靠残疾人养他们，有的还发了大财！”
小曹一席话惊得我哑口无言，他的讲述似乎为我打开了一幅奇诞光怪、色彩迷离的乞丐群像画卷。记者的敏感让我觉得小曹周围的那个乞丐群体大有文章可做，不光是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还包括他们似真却幻、难以捉摸的心理世界。
一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一身丐相和小曹一起真正走进他的那个七彩迷离的“丐帮”社会，探寻他们生存的真实“秘密”的时候，回想起来，正是那个燥热的夏天的下午，小曹的一番倾吐拨动了我久存心中的那根“流浪情弦”，并最终把它释放为这本书里所记叙的一切作为。
从记者到“乞丐”
小曹最终还是小曹。1998年，我在武昌洪山公园第一次认识他时，他是一个蹦跳着去捡路边矿泉水瓶，并幸福地把残水喝干的小乞丐。时过4年，小曹依然在我面前上演着同样的动作，展示着同样的笑容。惟一改变的是他的年龄，他从15岁长到了19岁。还有伴随年龄而变化的身体特征：鼻梁开始隆起，脸上的轮廓开始分明，并长出喉结，那种时而清亮、纤细的童声渐渐褪去。4年来，我和我的同事所做的一些努力除了让小曹长了一些人生见识，对其命运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隔三差五，我会在或忙或闲的时候接到小曹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小曹讲的最多的还是他周围的那些乞丐朋友。“我又碰到了那个拉二胡的老乡，他不知从哪里找了个瞎女人，每天和他一起卖唱，逢人就说是他老婆，其实根本就不是的……”“我又认识了一个卖花的女孩，才13岁，她可好了，说要不是我腿有毛病，说不定这辈子会嫁给我！我到她住的地方去过，那里有好多女孩子，都是卖花的，还有一个男的，是他们的头，很凶的，把我撵出来了……”“一个在地上写字的湖南人答应收我做徒弟，他说可以教我写字，很搞钱的，一天可以讨五六十块钱，可是这几天他人不知跑哪里去了。他不会是骗我吧？”
在小曹的交游世界里，作为同类的流浪汉和乞丐们是他惟一可以自然接近和亲密的。他所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流浪汉或乞丐朋友的故事，每次都吸引着我，刺激着我心理猎奇的那部分元素，并对都市里的乞丐群体有着越来越多的思考。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做乞丐？哪些是真实的乞丐？哪些是现代都市里的假乞丐？为什么有的乞丐宁愿捡着吃，也不愿意去做力所能及的事？还有，乞丐发展到今天都有哪些新的特征？他们和城市的关系，他们的人权、尊严，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留给社会的思考又是什么？还有再譬如，我们该怎样认识乞丐、对待乞丐？这些思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抓噬着我的心，让我困惑，也让我有了愈来愈为强烈的探求欲。
时光终于走到了2002年10月份。10月6日，陶醉在这年国庆节7日长假里的人们正纷纷从各地的旅游景点尽兴而归，我坐在楚天都市报社静静的编辑部里静静地写下了一份辞职报告，向与我相伴了5年的记者工作做静静的道别。这是一份我热爱的工作，但那里每天快餐式的采编事务使我无法分身，无法抽出时间来从事我计划中想要做的一切。我想如小曹那般地去流浪，不光作为一个局外人，拿着记者的身份去靠近他们，观察他们，更想脱去一切社会身份，把自己变成流浪者甚至乞丐，体验、感受属于他们的真实的内心和世界！而这个近乎疯狂的念头，是我所在的这家媒体不能给予的。身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从业人员、一分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是维持这个单位的正常运转，一切个人的极端想法都会和单位的整体运行机制相悖。说白一点，报社的管理规定不允许一名记者长期脱岗，去从事某项单一的社会体验或新闻采访，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名记者每天能搜罗回来不同内容的新闻信息，充实业已半商品化的每天的报纸版面。所以，在思考、犹疑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我选择了离开《楚天都市报》——这家能带给我荣誉感、给我丰厚薪酬、效益和发展势头都不错的新闻媒体，而投身那更能震颤我内心、长期以来充盈我整个躯壳的乞丐梦想！
这里我要提到两个人，也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两位著者：高汉明和李宇新，他们曾是我在报社工作期间的两位铁杆通讯员。高汉明是武汉另一家报纸媒体的编辑记者，李宇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摄影师。他们在我离开单位、变成一个流浪汉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其中高汉明受我的影响，2002年10月29日也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和我一起深入乞丐群体，体验那种露宿街头、食风品雨的浪者况味。李宇新则在他工作的闲暇之际，拿着他的专业照相机，跟随我们，记录下40多天来我们所遭遇的乞丐百相。
第二章 黄鹤楼下的柳州“花脸”
1、15元的“乞丐服”
——“我的脸？被蚊子咬的，后来用洗衣粉洗，一洗就发炎了，留下这些疙疙瘩瘩。”
——他明明流着泪想家，可电话打到家乡，回家的机会摆在眼前，他却令人费解地把它放掉了。
——这个柳州的36岁的男青年，还会这样地在外面漂流多久？
15元的“乞丐服”
2002年10月23日，一个有着阳光的午后，从记者变成自由人的我来到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流中。
我的流浪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我知道，这样的天气对小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出行日。他一定会在武昌最繁华的中南商业大楼附近，惬意地徜徉街头，看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群，观摩商场前为顾客准备的各种免费促销表演，然后等待中午餐馆消费高峰的到来——捡食客们吃剩留在桌上的饭菜，或是捡商店、公司门前被员工丢弃的盒饭。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在这样的繁华地段，很容易找到属于他的美食。
午后时分，果然，在中南路行人匆促的人流中，我找到了目标。他正拎一个捡垃圾用的蛇皮袋，一瘸一拐向前走着。猛然抬头看到我，他露出了一口灰脸衬托下的白色、欣喜的牙。
“记者，你来了！”他从不当面喊我的姓，只叫我“记者”。
我和小曹并排坐在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行阶梯上。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从今天起，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月，可能更长。你愿意吗？”
小曹的脸滑过一丝喜悦，“是不是你们报社又派你来采访我？我是不是又可以见报了？”
“是的。”我干脆将错就错，“报社这次派我来和你一起住，和你一起过流浪的日子。不光采访你，还要采访你周围的那些朋友。”
“那太好了！”小曹想了想又问，“晚上也和我住在一起吗？不会像我一样睡马路吧？”
“我跟着你，你睡哪儿我就睡哪儿。”
下午2时许，我和小曹来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夹杂在人群中翘首等待着521路公交车的到来。按照小曹的提议，做乞丐必须得有个乞丐的样儿，而我西装革履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得换一身“行头”。小曹建议我到武昌中华路码头附近的旧衣市场去买一件旧衣服。“那里的衣服便宜，几块钱一件，虽然不是新的，但穿起来一样暖和，很多民工都是到那里买的衣服。”
52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便是中华路。那是一辆新式公交车，车身采用流线型设计，车的内饰和座位都比较豪华。2002年下半年，武汉市公交大“换脸”，一批旧式公交车被淘汰，521等线路纷纷换成“子弹头”和现代化的公交车，它们在城市中穿梭，成为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坐在公交车上的小曹有些异常，很拘束的样子，不敢抬头看周围或站或坐的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