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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大部分我都不认识,这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批评他的英文水平。不过他很谦虚,他说,自己的口语不好,正是因为这样,他希望能够多练习自己的英文口语,虽然他很怕羞,还是走到街头来找工作,除了可以练口语,更重要的是可以养家。
说到养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身为一家之主,承担整个家庭是他的责任。
战争前,他在巴格达的一家大学任教,每个月的工资大约五十美元。他的专业是水利工程,经常有一些咨询项目,所以常常会有额外的收入,也因为这样,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能够住在一栋每个月要一百美金租金的房子里面。他获得的硕士学位就是政府资助的项目,作为学习的条件,他必须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不过因为战争,现在他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他说,原本以为这个学位可以帮助他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现在真的很难说。
就在我们快要离开的前两天,他借用我们的电话和在巴勒斯坦的哥哥联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翻译原来是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很小的时候,他跟着父母来到了巴格达。现在,他让他的哥哥帮他在约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找一份工作。我问他,舍得离开这里吗?他说,没有办法,要是长时间在巴格达找不到工作的话,为了自己的家人,他只有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虽然战争让他失去了工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让他有了自由,也就是离开这个国家,到其他国家的自由。
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递给我他亲手调配的Cappuccino,他认真地叮嘱我,等你回去,你一定要亲自调一杯这样的咖啡给你的朋友。不过,在给你的朋友喝之前,你一定要先自己实验一次,有了把握,才展示身手。他自己就是这样,向一个希腊女孩子学的调配咖啡的方法,他说他自己试了好几次才成功。
临走的时候,他的十一岁的女儿,腼腆地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说,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的女儿,这是一个会唱歌的玩具熊。现在,这个玩具熊就在我家的客厅里面,走过它的面前,我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拍打它一下,听它唱出异乡的歌。然而,到现在,因为太忙,也没有那份浓浓的心情,我还没有尝试自己动手冲一杯Cappuccino。
华人媒体的声音 有人主张说,一个传媒机构不应该为了获得独家新闻而不顾记者的生死,所以这次海湾战争,引发了记者该不该前往战场的广泛讨论。
我想,如果一个媒体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受众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具备了相当影响力,在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声音,是非常不应该的。以凤凰卫视为例,凤凰卫视面对的是全球的华人观众。它需要从华人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观点,跟踪关注事态的发展。这一点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华人的出发点、华人的关注点和西方传媒有不同的地方,这给战事添加了观察和评判的又一维度。
巴格达是一个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事实上,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任何一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的隔离病房,同样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地方,同样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去医院采访,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应不应该去的讨论,可是,为什么报道伊拉克战争,就要有许多顾虑?我自己的感受是,伊拉克战争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是非典就在我们的眼前,而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在性质上并没有不同,同样都是世界关注的大事,只不过有一件和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难道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需要进行报道,就不需要参与,就不应该让我们的华人观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全部引用西方通讯社的报道就足够了吗?
华人媒体在战争上的报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进入世界主流。当我在巴格达采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不介入,因为华人媒体的不参与,使得无论是伊拉克当时的政府,还是英美联军,都并不重视华人媒体的声音。举一个例子,在战争爆发前,萨达姆的访问机会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战争进行中,阿齐兹的访问是给了全美广播公司;在巴格达被美军控制之后,流亡境外、重返巴格达的伊拉克大国民议会主席色拉比,他的访问机会是给了英国广播公司。我想,这些采访的安排,当然与当局想让谁来听当事人讲话有关系,同时我觉得,这也和华人媒体报道的规模和影响力有关。
这一次,华人媒体其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战争发生前,来自两岸三地的大批华人记者来到了巴格达,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上海电视台的报道都令人刮目相看。看到即使是一个地方的媒体,也已经开始具备这种国际的视野,惊讶之余,我不由得格外兴奋。
不过,让我觉得可惜的是,很多媒体来到当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够深入地报道,而只是为了表现一种姿态。对于他们的记者来说,只要拿着麦克风站在巴格达做一个串场,那就足够了,之后就已经不重要了。
除了应不应该去,还有一种讨论,那就是为什么是女记者去了,而不是男记者。
当我听到这样的讨论的时候,自己感到相当吃惊。在别人对我作为一个女性能够采访战争而表现出来的敬佩之余,我也感受到了,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对于性别的一种界定。在巴格达的时候,有男记者,同样也有女记者,虽然性别会带来一些不同,但是在工作的层面,在报道的层面,大家都是一个角色,那就是记者。我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兴趣集中在记者的性别上,而应更关心记者报道的方式、角度和内容。它们在某些程度上和性别有一些关系,但是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记者本身的素质和工作能力。
在北京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战斗在病床前的医护工作者,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朴实。很多人对我说,不要把我们看得那么伟大,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对于这种心情,我有着深刻的体会。我想,我不是特别勇敢,也没有抱任何伟大的想法。当我和摄影师的车行驶在开往巴格达的途中,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
当我们讨论完这些有点伦理性质的问题之后,我想应该来想想华人媒体未来在参与战争报道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我想,除了参与意识,还应该在物质上和基本功上有充分准备,特别是记者的战地采访培训。这一点,西方的传媒机构做得非常专业,而华人媒体,由于条件的限制,做得并不足够,反过来也限制了华人记者的采访机会。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在现场的亚洲记者面孔当中,总是日本的记者最多,阵容最为庞大。我希望下一次,当有国际大事发生的时候,华人也有一个庞大的报道队伍,也能够发出自己独立自主而回响深远的声音,这样,华人的声音就不单单局限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也能够走向世界主流。
历史在一瞬间消失 公司的编辑打了好几次电话,让我去看看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就在美军进入巴格达的头两天,国家博物馆被抢掠一空。等我赶到那里,博物馆已经被美军接管,除了随军记者之外,谁也不能够进入。我只能从电视报道里面看到,博物馆的展览厅变得空空荡荡,玻璃柜里面已经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有报道说,博物馆里面一万多件文物被抢掠者洗劫一空。到底是谁干的,众说纷纭。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曾经暗示,这些消失的文物,是被专门贩卖文物的集团连同美国军方的人士一起有组织地搬走的。但是后来,在不同的隐秘的地方,大批的文物被发现,显示在战争之前,这些文物已经被有计划地运到不同的地点藏起来。
到底是谁做的,对此我并不最关心,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的文物会不会就此散落民间,有的甚至再也找不回来。对我来说,后者才是最可惜的事情。这些见证人类文明的文物是不可替代的东西。如果就这样不见了,意味着人类的一段历史,就这样没有了痕迹。
萨达姆铜像的推翻,冲垮了人们的羞耻心。伊斯兰教义本来把偷窃视为要被惩罚的罪恶,但是在强权消失的一刹那,人的劣根性也在同一时间充分地膨胀,开出妖冶的恶之花。
来到旧皇宫,那是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伊拉克第一位自己的国王居住的地方。走进门口,可以看到一块介绍这个皇宫的历史的碑文;另外一块,则是萨达姆重新修葺这个地方的纪录。经历了战争磨难的旧皇宫,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所有的吊灯被拆走,停在花园里面一辆来自英国的巴士,成为抢劫者发泄的目标,伤痕累累。偶尔有几个伊拉克人走进来,望着破败的旧皇宫唏嘘感叹一番之后,摇着头离开。
我忽然想起了中国的圆明园。如果说那个时候火烧圆明园这种事情的发生,还是因为人类还停留在用暴力抢夺利益的阶段,没有想到现在,在人类文明如此进步的今天,依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曾经相信,社会总是会进步,或者是螺旋式上升,但是现在我才明白,社会是可以倒退的,因为战争。阿富汗是这样,现在的巴格达也是如此。
有人指责说,这些文物被抢掠以及文化遗址遭到破坏,是因为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之后,没有承担起保护这些地方的责任。经过传媒的大肆报道,在博物馆门口终于有了驻守的美军。
在巴格达,我们还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一开始,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无人驻守,只有一个部门例外,那就是石油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相比,石油部的办公大楼确实是最有气派的一个。美军派出重兵把守,每个门口都有坦克和堆砌的沙包。
我们到巴格达大学,门口有美军把守,因此校园里面相当安静,闲杂人员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进入校园,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栋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玻璃的教学大楼。看守校园的老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美军就在校园的旁边销毁萨达姆军队的武器。强烈的震动,把教学大楼搞成了这个样子。老人非常气愤,他说,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去远一点的地方,看到大学变成这个样子,他的心好痛。
还好,校园被震坏了,只要花钱和时间就可以重新建设,但是过去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即使后来进行复制,也不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那段历史。
被切断祖先历史的人们,没有前身,如同被丢弃在没有重力的世界。
我忽然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套纪录片,想起阿富汗。影片记述的是国际组织和当地人如何帮助喀布尔动物园的动物们搬到新建的动物园里面。有的人或许不以为然:阿富汗还有那么多穷人,为什么要在这些动物身上花这么多的金钱和精力,如果把这些金钱和精力同样地放在人的身上,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受惠。这没有说错,但是当我看到动物园里那些孩子们快乐的脸,我会觉得这样做还是值得的。就像人们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保护那些文物,为的就是让大家有机会来通过这些文物,回顾我们的历史,感受我们这个社会曾经走过的道路。但是现在,就是那么一瞬间,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天,这些东西不见了,我们因此对很多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得而知。
萨达姆情结 直到现在,说起当地人对于萨达姆的感情,我只能够用复杂这个词来形容。
战争前到过伊拉克的人,对萨达姆的形象不会陌生。巴格达的街头,随处可见萨达姆的雕像以及画像。有点像利比亚,卡扎菲的大型画像也到处可见,不过还没有巴格达那样夸张,也没有那么多铜像。
在巴格达,萨达姆无处不在。萨达姆广场、萨达姆清真寺、萨达姆大桥……打开电视机,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从画面和歌手的表情,可以看出来,都是些歌颂萨达姆的MTV 。轰炸激烈的时候,收看伊拉克电视台的节目,除了偶尔有一些新闻片段,诸如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手拿武器的伊拉克民众高呼支持萨达姆的口号,大部分时段都是歌舞升平,歌唱美丽的伊拉克,歌颂伟大的萨达姆。
我没有亲眼见过萨达姆,但我见到了他治下的伊拉克人民的生活。记得还是在约旦的安曼准备进入巴格达之前,和约旦的司机聊起伊拉克,他说,巴格达是个大城市,和巴格达相比,安曼像一个小城镇。这个总结在我第一次来到巴格达之后获得了印证,因为巴格达真的是非常有大城市的风范。而每次当我们从安曼开车前往约旦和伊拉克边境的时候,我们约旦的司机总是抱怨公路建设的水平太差,他总是说,如果你们到伊拉克,那一段公路修得才叫好呢。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如果修得不好,那些修路的工人就会遭到杀身之祸。
第一次和伊拉克人谈起萨达姆,是和那个从约旦边境进入巴格达同车的巴格达妇女。她说,她喜欢她的总统,如果没有萨达姆,就没有今天的生活。直到现在,我想她说的应该是心里话,因为我们只是闲聊,而且我们一起冒着危险进入巴格达,也就是回她的家的时候,我相信她没有必要和我说谎话。
我第二次去巴格达,找到的翻译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非常漂亮、乖巧。不过翻译说,身为父亲,他有一个很大的烦恼,那就是自己的女儿直到现在还相信,萨达姆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和她的女儿聊,问她觉得萨达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说,萨达姆是一个伟人,有了萨达姆才有了伊拉克的今天。我问她,为什么觉得萨达姆是一个好人,她说,学校的老师,还有课本都是这样说的。我问她有没有看电视,看到美国人打进了巴格达,她说有,不过她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要打仗,为什么美国人要把萨达姆赶走。
我的翻译说,他和他的女儿这些日子老是为了这些问题而争执。他的女儿非常固执地相信萨达姆,他拿她没办法。也许,只能希望时间改变孩子的看法。
我想这种想法不只是这个女孩子一个人的,而是整整一代的。对于萨达姆,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已经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塑造出一个概念和形象。希冀他们改变观念,或者说让他们学会自己来思考,而不是单纯地接受老师和课本灌输的东西,还需要时间,也需要环境。
美军还在轰炸巴格达的时候,和任何一个伊拉克人聊起来,每个人都会表现出义无反顾的样子说,我们会拿起武器,我们会和美国人战斗到底。但是很快,当美国人还在准备进入巴格达之后可能遭遇的一场恶战的时候,萨达姆和他那誓与敌人斗生死的军队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对于美国人的进驻,原本斗志昂扬的伊拉克人,大部分都变得沉默了。
我们第二次回到巴格达,萨达姆的铜像被推倒的几天之后,整个巴格达忽然从一个戒备森严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萨达姆成为人们发泄的对象。
所有萨达姆的画像都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糟蹋得面目全非,只能隐约地感受到,原来的萨达姆微笑着看着这个城市。在市中心,我们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他的一座塑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是没有了他的头部,第二天塑像已经被砸烂到胸部,第三天成了半截,第四天终于倒了下来。
尽管如此,和巴格达人聊起萨达姆,他们说的还是不多。经过一些富人的住宅区,我的翻译禁不住说,你看,这些都是萨达姆的亲戚和亲信住的地方,在这个国家,只有和萨达姆有关系的人,才会有好的生活。
我们到过贫民区,在巴格达市区的西南部。和城市的繁华比起来,那种肮脏和简陋,会让人不能相信这里仍然是巴格达。我想我终于明白了当地人对于萨达姆的不满,因为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这样富有,有着那么多的石油资源,但是大部分人却还是那么穷困,另一小部分人却能够过着奢华的生活。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那就是有一个安定富足的生活,能够看到自己的将来。
战争使伊拉克民众蒙受了灾难,也擦亮了他们的眼睛。萨达姆政权被推翻的热情过后,老百姓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马上得到改善,相反变得更差。
整个城市没有水电供应,更大的问题是,流散在民间的枪械,使民众生活在惶恐当中。我还记得,当我们在一个贫民区采访的时候,我们被当地的民众团团围住,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愤怒。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颗弹头对我说,你看,这是在我家墙壁上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颗,每天都会有邻居的子弹打到家里面,我不敢让我的孩子出去,即使是白天,因为几乎每家每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