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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玲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虽然我们做的工作不同，但是我总是觉得，在对待这份工作方面，大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知道她一点也不在乎名利，她只是希望能够用快的方法做一些事情，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从美好的愿望出发，却遭遇到这样的结果。其实现实总是有着让人遗憾的地方，当我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时候，我总是想，如果当事情发生之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们那样，少想一些自己的利益，打破壁垒，共享资源和成果的话，第一个宣布发现病毒，第一个宣布基因排序的应该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科学家和非典（2） 科学家和企业家虽然有了诊断试剂，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个病如何才能够预防。有专家认为，这个病毒并不会自动消失，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病，要控制这个病，非常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制造出疫苗。而这一点，毕胜利他们一早已经想到了。
毕胜利告诉我，他们研制的候选疫苗马上就要进行猴子实验了，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了稳妥起见，他们要准备好所有的进行病毒分离的实验数据。
不过这个消息的曝光给毕胜利带来一些麻烦，在我们报道了之后，他收到不少的电话，就连一向对什么好像都不在乎的毕胜利，也对我说，不要再提疫苗的事情。
不过他的这种对我的提醒，很快就被他自己忘记了，对于我的不断追问，他告诉了我关于疫苗研制的来龙去脉。他说，是他的朋友，北大下属的科兴生物公司老总尹卫东找到了他。
疫苗的配置，并不是一个毕胜利的这个实验室可以进行的，在这方面，科兴公司在配置甲型肝炎疫苗上面的成功，让他们觉得在灭活SARS病毒方面相当有信心。
尹卫东知道毕胜利正在进行分离病毒的工作，于是找到了他。
疫苗的实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一点科兴公司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对于毕胜利来说，他觉得，用病毒灭活的方法，目前来说，是最快的一个制造出疫苗的手段，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存在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病毒完全被杀死。
正是因为这样，在分离病毒出来的同时，他和他的助手，正在尝试进行蛋白重组的方式。不管用怎样的方法，对于疫苗的研制来说，传统来讲需要至少两到三年的时间。根据规定，一个候选疫苗在配置出来之后，首先需要在老鼠的身上进行一个月的实验，然后才能够用到猴子身上。对于猴子的要求也很高，首先第一批进行实验的猴子必须是在洁净的环境下成长，确保没有受到污染的。也就是说，需要在p3实验室里面长大。目前在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里面，一共有四只这样的猴子。通常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观察之后，需要更大数量的猴子进行对比实验，如果结果属于正常的话，就会在向药检机构申请了许可之后，进入人体临床实验，而这个阶段也分成两个阶段，一般来说需要四个月。也就是说，通常疫苗进入了动物实验之后，至少需要八个月才能够完成所有的实验。
疫苗的研制实在是过于专业的事情，让我感兴趣的倒是毕胜利和尹卫东之间的相处。两个人在处理文件的时候，一个在我们面前毫不避讳，一个则显得小心翼翼。
其实对于病毒所，尹卫东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差不多十年前，他也是在这里工作，从事肝炎病毒研究。他坐在毕胜利实验室的椅子上，说，他帮我们大家订了食堂的白菜饺子，当然记的是毕胜利的账。他说他是听到研究所的广播说有饺子供应，这让他想起了十年前，同样的走廊，同样的广播，不过那个时候是通知各个科室去领东西，水果或者手套等等。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改变。
但是尹卫东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去了科兴，看到他们有着和世界看齐的科研和生产设备，尹卫东自己有着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我还记得当我走进病毒所的时候的那种惊讶，惊讶它的简陋，我甚至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科研机构。
尹卫东要赶时间，不过毕胜利不让他走，他说要和他讲一讲佛学，因为他觉得，尹卫东已经被商业化了，对于金钱看得太重，他让我也一定要一起来听，其实他自己已经不记得，就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讲完了他的疫苗和其他，就打开计算机已经和我讲了一遍他理解的佛学。他说，在他的实验室里面，除了科研成果，每个星期每个人都要进行人文话题的交流，因为他相信，科学和人文是相通的。
看着这两个曾经走过同样生活轨迹的人，我忽然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搭配，因为如果只是埋头在实验室里面的话，如果没有像科兴这样的公司，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成为可以为大家所用的东西。而像尹卫东这样的人，又代表了另外一种——专业的公司管理人员。我和他聊过，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来把科研和生产结合在一起。
其实毕胜利非常知道企业的重要，他自己就是不少生物制药公司的顾问。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他真的很难进行他的实验。每个月，他的电话费可能是上万块钱，他现在开的车，甚至是他的助手开的车，都是这些企业家朋友给他使用的。不过他说这样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需要使用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需要拥有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部莱卡相机，他的办公室里面到处都是他拍摄的照片。每天下班，惟一要锁起来的，就是他的这部莱卡相机。他说，这部相机是他的眼睛，可以记录他看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他们带给我们希望 在我的眼中，毕胜利是一个相当自信的人，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自负，当然他不承认，他说他只是一个爱玩泥巴的人，一切都是好玩。就像他敬重的钟南山曾经说过，自己进行SARS的研究，不是因为高尚的爱国情绪，而是因为科学的探知精神，而毕胜利说，他真的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他还是因为觉得好玩。就像我问他，为什么在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四年，结果要回来，他说，因为觉得在中国更加好玩。虽然可能生活的条件没有在美国好，但是现在他有朋友给他开的车，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团队，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尽管他大部分的时候说话都像他说得那样，很好玩，但是当他说到这次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的时候，他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如果中国的科学家们都跑到了海外，开着轿车，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到海边去度假，中国这次出的事会更大。”
从毕胜利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国的这样的一批科学家，他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没有想到用发表多少的文章来包装自己，没有想到要不要去争什么第不第一，但是正是这些科学家，正在给所有的SARS病人带来希望。
只是因为各方面的配合不当，让这些科学家们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常常要为其他的事情而操心。我真的希望，这次SARS，能够让大家明白，只有病毒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只有大家一起，才能打赢这场仗。
祝福中国 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非典报道工作，还有几天就要飞往莫斯科，有其他的报道任务等待着我。世界如此精彩，如此复杂，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机场异常地安静，整个离境大堂空空荡荡，估算了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有三四个看上去像是乘客。抬头看大型屏幕，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只有五班国际航班。问了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他们说这班飞机大约有三十多个乘客，而我是第一个，不过情况已经在慢慢改善。这让我想起来，就在十九天前，当时4 月30号，也就是北京的疫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坐的那班从香港到北京的飞机，一共只有六个乘客。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让我觉得有点意外。
过了检疫关卡，出入境工作人员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说，每天都看你有关非典的报道，怎么你说走就走了呢？我脱口而出：“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不就可以走了吗？”我想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好。这十九天来，我去了医院，去了研究所，去了政府机构，去了餐厅，去了很多的地方。别人问我，到底你怎么看这次疫情，我只想说，真的，情况是在越来越好！ 碰到那些我的观众（各行各业的都有），还有我的很多同行，很多人都会问我，你觉得政府的数字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我也问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直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数字并不是政府故意制造出来安慰民众的。
经过这一次SARS事件，政府意识到诚信对于一个国家形象、对于政府在民众心目当中的地位的重要性。
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个老朋友带我到后海酒吧街去走了走，结果正好撞到一个北京女孩和两个老外吵架，听了老半天，似乎是女孩开的车碰到了女老外，结果这个女老外把女孩的车踹了一脚。而在理论的时候，男老外则动手推了这个北京女孩。这场争执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两个女生分别用中文和英文，越讲越大声，结果终于有了一个讲英文的旁观者出面调停，不过女老外看来火气很大，突然用英文大声地说：”Damn your Chinese SARS“，这一下，调停的北京男孩像是被火烫了一下那样，用极大的声量大叫一声；“No SARS ”。 男孩的反应之快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敏感。事后我的朋友说，看来这是非典时期的非典情绪，人都变得暴躁起来。不过我一直想着的却是这个劝架的男孩，他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女老外的气话，反映了她潜意识里面，觉得SARS的蔓延全部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而这种想法，相信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而从那个北京男孩的身上，我看到了SARS给中国人带来的无形和有形的压力。 其实SARS让我们看到，这不只是袭击中国的一个敌人，同样袭击着全世界，病毒没有国界，SARS再一次地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世界独善其身。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同样的时间里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虽然有人也看到了，但是总是不愿意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面对这些问题。不过即使是现在开始正视这一切，我想也并不算晚。
天色正在渐渐变黑，我坐在机场候机大堂的咖啡厅的一角，如果是过去，我想我会巴不得现在这样的安静，但是现在，我想我宁愿在我的身边能够有嘈杂的人群，能够感受到北京国际机场的繁忙。
我想起几天前，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一家餐厅的露天座位上，惬意地喝着土耳其咖啡，抽着中东水烟，轻拂着我们的是北京夏夜习习的凉风，就像现在，在我坐着的地方，因为打开了窗户，我可以感受到窗外的一点点的凉意。当我们习惯了中央空调，却在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这种感觉。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生活总是要继续。
我想我的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是在向前走着。
我眼中的王岐山 熟悉王岐山是在1997年。那个时候，他还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记得第一次采访他，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他出席完一个活动离开会场的时候，成为我们这些等候的传媒追逐的对象。我还记得，我跑得很快，等我把“凤凰”的话筒递到他的面前，我都忘了要问什么问题，只记得当时很紧张地问了几个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让我和我的同行们非常高兴，因为不但可以交差，还能够写出一个不错的故事。
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香港人对于内地的官员总是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官员特别严肃，尤其抗拒传媒。香港的传媒，面对它要采访的对象，不管是谁，统统都是拿着话筒蜂拥而上，劈头盖脸就开始问问题。当一个重要人物出现的时候，他会马上被摄影机和话筒团团围住，形成一个人球。很多时候，人球跟着被采访者移动。自己在里面采访的时候没有感觉，偶尔站在外面看着这个场面，觉得我们这些记者真的有点像黄蜂，飞来飞去，看到目标就黏着不放。香港的传媒其实很好对付，被访者只要有问必答，不管你说的是什么，都会成为被传媒喜爱的人。王岐山没有回避传媒，他给香港传媒留下的第一印象就不错。
之后，王岐山成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因为要处理广信和粤海重组的事情，他经常要来香港。每次来香港，他都会成为我们追访的对象。当时，粤海重组在刚刚经历了金融风暴的香港，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事情，因此王岐山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传媒的报道热点。每次的记者会，王岐山对记者的提问有问必答，非常简洁，不兜圈子，也没有官腔。说到关键问题，比如同香港银行家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他强硬的态度，让不少香港的银行家到现在提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就在宣布王岐山出任代市长的时候，我正好看到香港一些报纸的评论，其中不少提到了当初他处理粤海问题的表现。
和王岐山正式面对面地聊天，还是在他担任国家体改办主任的时候。我跟随国家领导人外访，而他是代表团的成员，于是我们有机会聊了起来。他问我海若的情况怎样了。听说情况越来越好，他毫不掩饰他那种将信将疑的神情。他让我感觉到，虽然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记者，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非常自由自在地聊天。他讲话非常幽默，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有的时候他讲话也非常直接，甚至直接得出人意料。他似乎对于一些礼节性的活动很没有耐心，经常当酒会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会一个人跑出来，说是需要透透气。不过，那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他爱抽烟，还有就是他的打扮。因为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换上了便服，格子呢的西装，脚下却是一双黑色的布鞋，也就是香港人称为功夫鞋的那种。乍看上去，我觉得有点另类，不过，他看上去非常满意自己的装束，上街去了。
刚刚过去的两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挥手打过招呼，之后知道他被调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当时我的感觉是，以他的特点，今年海南的博鳌论坛一定会搞得有声有色。
再后来，我去了海湾。在伊拉克的时候，我知道他被任命为北京市代市长。就在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也就是准备飞到北京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的记者招待会。晚上到了北京，同事们谈论的都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这个时候我才有时间看他的记者招待会的重播。当时我的感觉是，外国记者应该感到满意了，因为他能够讲的已经都说了，不能够讲的，他也明确地表明了态度，对于传媒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确实是传媒期待已久的。事实上，如果当SARS在北京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安排，对于北京的形象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当你越让传媒觉得难以获得资讯的时候，传媒就越会穷追猛打。
我到了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5 月1 日，也就是他的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就采访了他。
这次采访非常辛苦，因为早上七点钟之前就要到北京市政府北楼，他工作和目前居住的地方。我有点好奇，因为过去他一直是从事经济领域的决策工作，但是现在，他担任了市长，而且是在非典横行的情况下，他要处理的事情要具体和琐碎得多，他会怎么做呢？
八点二十分，他准时从办公大楼里面出来。他走得很快，没有留意到在他面前拍摄的我们，就匆匆上了他的大面包车。他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精神。我想，在金融界工作了那么久，西装对于他来说，应该曾经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天坛公园。
下了车，他看到了我，马上说，“我关注你在伊拉克的报道”，而我马上响应说，“我关注你的记者会”。
他和晨练的市民聊天。几乎每个在场的市民都说：“我们认识你，看了你昨天的记者会。”而他也非常关心民众对于他的这场记者招待会的反响。听他和民众聊天，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言谈中常会冒出很多北京土话，有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我们抓紧时间采访他，他说自己刚刚来到北京，选择天坛，是希望看看北京的市民是不是真的因为非典而不敢出门了。
这个上午，王岐山的行程非常紧凑，从居民区到大学，两个小时走了五个地方。
虽然有的市民投诉的问题当场获得了解决，或者是至少明确有人来负责，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难道所有的这些具体问题都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