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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搜集的聂绀弩言论，都是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谈话。所涉话题不仅是文艺方面，更多的是议论国际国内政治时局。这当然就更容易引起专政机关的注视。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罪状中，“反动言论”都是涉及时政的。
现在来看这些言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聂绀弩的思想、才气和人格；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观点，是人们许多年以后才达成共识的，有的也许是至今仍未被人领悟的东西。当然，一个人的即兴谈吐，尤其是带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言论未必都很准确。无论怎么说，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他的那种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贵的。他的时事洞察力是敏锐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尔不群的。
有句老话说：“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也许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读书人的安慰和调侃。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没有不关注时事的，整个世界的形势都时刻装在胸中。聂绀弩从北大荒回来后，一直闲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开会，但他对国际国内的时局演化了如指掌。每与友人聚饮，酒过三巡，话如涌泉，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文化，高谈阔论中不乏见解精辟的惊人之语。
如谈“中苏”论战，聂绀弩说：我们的《九评》很厉害，苏联被我们唬住，他们不敢公开辩论了，赫鲁晓夫是我们哄他下台的。但是，《九评》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只是抓住了列宁当时讲的一些东西，从那本《国家与革命》里翻来覆去抄，目前的形势与列宁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这些理论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如谈到印尼的苏加诺下台，聂绀弩说：有人说苏加诺联共产党联坏了，艾地的过“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面，我看是说得对，条件没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没有准备好就盲动起来，没有不出乱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势很好，东风压倒西风，结果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左”倾冒险主义害死人。
如谈到与西哈努克的友好关系，聂绀弩说：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辈子跟着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发动别的什么亲王来倒掉西哈努克，国际斗争，力量消长，不是看眼前的。
这是聂绀弩在1966年1月间的一些言谈。4年之后，柬埔寨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废黜。这不能不让人叹服聂绀弩对国际风云的敏锐观察。
档案中所见，他对形势的评议大多还是国内问题，兹摘抄部分言论如下：
1965年8月4日晚上，数友人在聂家一起吃饭，饭后，话题从北大荒谈起。聂说：你知道吗，北大荒从前那些头头全都垮光了，从王某人起都换下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组织部长最有权，犯的错误最严重，主要是浪费大量资金，生产没成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沟，割草，天天让你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些劳动力花下去应当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经济，就懂得这些人空下来就会造反，所以拼命让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儿烂了，运不出去。拖拉机播种，没人收割，在地上烂了。冬天你去开沟搞水道，春天就垮了。这样怎么能搞得好？加上贪污、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些人有权，女人可以随便搞。开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丢空了，生荒还好，反正可以积肥，熟荒更遭，整块地就没用了。现在北大荒又大大缩小了，驻蒙部队都开发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东来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这些人都是灾荒那几年从山东来的。山东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来，不知还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实全国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两个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问题，基层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根子全都坏了，又不能连根拔，拔光了谁来干呢？这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致命的严重。从这个问题看出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因为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他们体会社会主义要经历长的时期是在于知识分子，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体会的是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
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懂艺术……毛主席懂得诗词，但没人懂世界文学……在党内懂得世界文学的人，是田（汉）阳（翰笙）夏（衍）邵（荃麟），现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鲁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鲁不如毛，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估价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国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义思想，毛不如鲁，鲁迅平日很强调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错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来做号召，8月1日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这是因为没有，所以故做宣传，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饰而已。现在这个制度很可怕，是层层专政……这样的制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前途，但是马恩列对于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异常曲折的道路，也许开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论理，当然是遵循马恩的道路走，可是具体到行动，就是说当了最高的统治者，就有如何巩固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这个界限很难划得清。但是为了巩固，他不能不搬用过去那一套，甚至他本来反对的沙皇曾经用过的那一套。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怎样渗进革命最高领导的意识当中去借尸还魂。现在党的工作、组织路线，反帝反资的方向，都是对的，主义没有错，问题在于领导人，在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在借尸还魂，在领导之间借尸还魂。
这两年国内的粮食问题不那么紧张了，靠天吃饭罢了，但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许多问题仍然是严重的，整个说来不是乐观的。现在看来，许多国家也可能一朝变成社会主义，甚至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越是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越困难，甚至奴隶制社会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建设却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一整套，这是很难的。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还是战前的英美法德意日，这些国家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谈何容易。
我们仅仅从一些现象看出症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材料来看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当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更具体地指出方向。这样一个人，也许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诞生的，不言而喻，我们这种社会不容许有人去想这个问题。我相信将来一定有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揭穿了这些问题，从而告诉我们以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个人不容易诞生出来。
1965年10月11日晚上，聂同友人在书房聊天，说：近几年来，人家一看，本来有些爱国主义愿意回来的也不想回来了。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内政问题，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一切弱点，你这个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人民最基本的吃的问题，那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好处在哪里呢……
今天有许多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时代，列宁以后的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苏联在内，都无法解决国内的生产问题和粮食问题？二是为什么拥有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绝对强大的时候都不使用原子弹？不管是什么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正确理论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他就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就可以指导全世界前进。
还有一个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变质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有个党，有个坚强的组织核心这都是对的。可是，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掌握了政权慢慢的他就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他们抓住了最高统治的权就把封建皇帝那一套照搬出来，这一来革命就变了质。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问题，科学地掌握它本来是很困难的。可是从辩证法观点来看，什么都有个一分为二，唯有中央的政策不许一分为二，这就无法自圆其说。本来理论是根据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加以正确反映使人信服的，但是现在的理论是由毛泽东的权力来使人接受的，这就不好谈什么马克思的原则了。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来，你看吧，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搬开，单独提出毛泽东思想来了。
1965年10月29日，聂同友人在“五芳斋”吃晚饭。席间有人说到“徐放已经出来了”，聂说：怪呀，他既名“徐放”为什么先放呢？他应当后放才对呀！
晚饭后到和平餐厅喝咖啡。聂谈到：国际的情况不好，现在听说又要转过来扭转国内的空气，开始用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来缓和知识分子的感情。把李宗仁拉回来，大搞孙中山生日的纪念等等，现在据说中央许多领导人都知道有问题，想法子要扭转……刚才说徐放出来了，其实不只徐放，胡风也早就打算让他出来，潘汉年他们都出来了，胡风为什么不出来呢？说他是反革命，但是从他所有的事实来看，没有一点可以说是反革命的理由。进去既然没有理由，那么出来又借什么理由呢？这就很难了，所以胡风一直无法出来，大家也不敢提。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李宗仁、孙中山可以挽回得了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把所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全都赶出外头，这是致命之处。工人、农民这些都好办，你可以随便搞掉，命令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知识分子就不行。过去我们从来都没有对工作对生活感到疲沓，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觉得干起来有劲，原因是有个理想。现在呢，好多人都是干一天算一天，你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叫我干这个我就干这个，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你叫我“四清”我就“四清”。其实“四清”搞出什么名堂呢？一点都不解决问题，相反的暴露了许多严重问题，知识分子原来不了解的，现在就更不清楚了，原来农民问题一点都没办法。林巧稚就说到农民连6分钱一支的眼药水都买不起，你想，解放了16年农村还是这样的情况，你干的什么工作？
1965年11月6日上午，聂与友人到莫斯科餐厅吃饭，饭店还冷冷清清的，两个服务员在门口谈天。聂说：像这样一个餐厅亏多少本！奇怪，商业部门就可以不管，要是在外国早就关门大吉了。这里的服务员是来享福的。社会主义可以干活，也可以不干活，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可是养成了许多新的寄生阶级。过去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幻想得很美，现在身在其中才发现有无数问题。记得列宁说过的，资本主义有许多优点，是列宁说这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剥削，剥削别人当然不好，但许多制度我们要学。你看从前上海人做生意对待客人的态度，和现在店员的态度，谁是真正在服务……
1965年12月6日晚上，再次谈到北大荒，聂说：现在没办法，当局对于内政的许多问题都还不觉察，都还执迷下去。比如说北大荒不宜于大规模开发这个问题，这是很清楚的。开荒，开了许多生荒，没办法种，反而损害了土地，开了荒，用拖拉机播种，都无法收割，用人收割割不多，损失了，连种子钱都收不回。这其实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偏偏要这样干。伐木也一样，幸好伐木的人都不真照计划干，三个人一组，找个偏远地方躲下来睡觉，到时候胡乱伐两棵回去报就是若干若干方。如果真的都照计划干，那个浪费就大得惊人，伐好了运不出，烂在原地，浪费了人力物力，造成了无比的消耗，这叫做建设？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上下蒙蔽。
1965年12月22日，聂约人一起晚饭，饭间谈话主题是庄子，后又说到：近年来神经病的人很多……而且多数神经病人都是政治原因。问题确实很多，现在是靠人的觉悟来生存，物质条件这样差，生产搞了十几年搞不好，你就靠一个觉悟活下去？这叫做自欺欺人。
弓弦不能拉得太紧，这是古人早就说过的了，拉弓拉得紧有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拉紧了以后就松了劲儿，第二次就没法拉了；再说，拉紧就有断的可能；第三，拉紧了也有失手的可能，一失手，弓弦就把胳膊都打断。可
现在的情况是硬把弓弦拉得紧而又紧！
老子也是反动的，老子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庄子差不多。可是老子有些一针见血的道理，一个新的政权老是爱叫你做这样做那样，《尚书》里面就都是尧指挥谁去管什么这些话，因为新政权不这样就树不起一套制度，这是有为，老子却主张无为，用无为给新统治者的有为唱反调。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蜂起”，你的法律多了，反对这些法律的人就必然涌出来，你能说老子的话没有道理吗……
以上是聂绀弩在1965年下半年的一些言谈，从中可以找出几个明显的观点：
一、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的问题，科学掌握它是很困难的。许多新问题，是列宁以后的时代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越是原来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难。我国大跃进以来的极“左”政策，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我们的弱点，连人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的。
二、“四清”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好多地方都存在干部腐化，滥用职权，贪污，浪费。有些领导不懂经济，造成生产破坏。干不干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而对这些问题又不能正视。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有它的某些优点，在管理制度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
三、中国有着很深的封建主义传统，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这就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某些东西也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斯大林掌权后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把沙皇那一套照搬出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变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也没有预见到的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
四、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尤其是打击了知识分子，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排斥在外，搞得政治空气紧张，人人神经过敏。弦绷得太紧，不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必然要出问题。
上述这些观点，站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大多已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回头想想几十年前是个什么情况呢？聂绀弩在那个时候就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和钦服，让人感到他每一句话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谈到“四清”运动转弯的时候，聂绀弩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果然，时间未久，就转成“文化大革命”了，他本人也遭到了噩运。这句话是他智慧的预见呢，还是不幸而言中呢？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字真如，曾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常委，1958年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指出毛“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这大概与聂绀弩所见略同。聂是陈的好友，却一直没有到过陈家，1965年陈逝世，聂前往祭悼，同事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问聂：“陈真如生前让你到家里来，你怎么不来？”聂说：“到他家里要写会客单，我就不愿意。”陈迩冬说：“陈真如说过，你的许多高论都可以入《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宋临川王的名著，记述逸事琐语，经久流传，盈篇都是机智绝妙的话语。陈铭枢用《世说新语》比拟聂绀弩的妙语高论，并非是过分的褒赏。他经常有语出成珠、惊人不俗之语。本文中所列言论的来源，都是别人根据记忆写出来，报告给司法机关，笔者又从司法档案中摘录出来的，也许聂绀弩还有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