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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印成了一本小书发行。
那时我在北京读大四，放寒假前在新华书店买了姚文元的书，坐火车回家的途中读了一遍。那几年文艺界批判成风，作为局外人，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普通的文史爱好者，虽然对这类文章总是要看，甚至认真去看，但并不了解其背景。谁能想到，一篇文章出台的后面，竟然会有那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邪恶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到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是江青亲自筹谋，张春桥全力张罗，阴谋家们精心炮制的一出恶作剧。
1965年2月江青跑到上海，经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密谋，把批判吴剧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惯于挥舞批判棍子的姚文元。姚文发表之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开辟《海》剧讨论专版，引诱文艺界人士发表反驳姚文的观点，有意仿效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策划。
按说文艺界屡经挫折，人们应该有所警惕了吧，然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阴谋家的对手，仍然不免要落了圈套。有不识时务者，果然就出来与姚文元唱反调，导演者一看，正中下怀，于是一台“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新闹剧就成功上演了。
聂绀弩就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虽然没有发表文章，但他的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视。
1965年12月6日：
姚文发表还不到一个月，聂在晚间与人闲谈中，话题便直冲此文。说到《文汇报》几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反驳姚文元时，聂说：
“现在一切是非都没办法说……现在是谁也不敢、不想写文章，就是怕这个（没有是非讲）。老舍说，他现在写一百字就头痛，他不写了。吴晗、老舍，这些还不说，夏衍、田汉、荃麟、胡风、艾青……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弄垮，这些人都不让写，人家是几十年的老革命，这些人都不让写，吴晗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写历史都不让写，现代的更有什么能写呢？姚文元这个人我非常讨厌他。本来嘛，把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一律抹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这就没有历史，也没有谁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你说人家写谢瑶环、写海瑞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这不得了哎，这就是封人家的笔！你以后可以拿任何作品来判决任何作家犯罪，可以判决吴晗，也可以判决聂绀弩！文艺作品有影射时事的事例，历史上很多，但也有绝不牵涉时事的，这是个文学史的普通常识，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指为以古讽今，这有什么公道？你可以问田汉，也可以问吴晗，但是你不能凭人家的作品你就下结论！”
从吴晗写海瑞受批判，联系到冯雪峰还在写太平天国，面临这种形势，冯的写作也该收场了。聂说：“当然啰，两个主角（指冯笔下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李秀成，一个石达开，这不都是犯忌的吗？”
接着，聂绀弩又想到了黄药眠对周扬的议论。“昨天看到黄药眠，他跟我讲得很沉痛。他说：‘周扬这个人我和他私人感情很好，在延安我生了重病，得到他照顾我才好的，可以说他救了我。但是这个人讲话是没有人不头痛。他做报告，第一次听了真是精彩，有理论有感情，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你就会倒胃口。比方说，谈到武训传，他第一次说，这部电影有问题，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没有这个水平看出来，是十分惭愧的。这样把自己也检讨了一下。第二次谈这个问题，他就说，武训传这个问题，许多人都看不清楚，这说明大家的理论水平不高，就把自己略微减卸了一点。第三次就在大会上正颜厉色地说：武训传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们都看不到，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这样就摇身一变，成为先知先觉了。’药眠说得非常之形象化，这就是周扬。就是这样的人自居领导，你说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主要是打击文艺界三十年代活着的人和文艺领导。这些人垮下去，人才就没有了。有许多人过去都是冲锋陷阵，在文艺界立过不少战功的，现在就这样完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这句话，现在只能改为‘各领风骚五六年’。现在是非常混乱的时代，不能安静生活的时代，文艺没有搞头。”
聂绀弩转述黄药眠的话，由议论周扬，而想到人才问题，指出了世事的“非常混乱”。然而，他还没有完全预料到，一个更加混乱的历史时期正在逼近，连周扬这样的本来很“左”的文艺领导人也跟不上越来越“左”的形势，即将垮台了。
1966年2月20日：
关于文化人士遭受打击的事，是聂绀弩那段时间与友人聚会中经常涉及的话题。如谈到文怀沙，聂说：文怀沙还在里面（监狱），原因是他没有职业，只好回到里头，还可以拿25元5角一月，叫做就业分子，就是说刑满了但是仍在里面就业，那儿给他一个房间很安静，他在那儿给人看病。他自己也奇怪，他犯的罪就是无牌照给人看病，到了那里还是看病，所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天下午，到了和平里肖离家。肖离是湘西土家族，黄永玉同乡，他和他爱人肖凤原来都是《大公报》记者，摘去“右派”帽子后，都在家里工作（编教科书），据说过得像“隐士”。肖离与聂绀弩谈话间，说起很多北大荒的事，说有个叫戴璜的新华社记者从北大荒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给组织上，把他所见到的北大荒各种不合理的非法现象都揭发出来，组织上说这很好，是重要材料，叫他留下来，第二年就把他送劳改了。还有一个叫朱华的，原是合作总社负责干部，摘了帽子留在北大荒，因为写报告反北大荒的情况又被整，现在还在劳动。他们自己整风可以，你们这些人千万不能提，一提就倒霉。
在肖离家，聂绀弩又说到文怀沙，以为文受打击是周扬挟嫌报复。聂说：因为文爱随便说，私下传播周扬的隐私，周便怀恨在心。恰巧文怀沙在十三陵水库和毛主席一起照相这件事，主席知道了很不高兴，说了几句这个人招摇等话。大概毛主席早就知道有个文怀沙，有一次沈尹默送一本诗集给主席，主席就问了一句：给文怀沙那首也在内吗？这不过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沈告诉了文，文就有点飘飘然，所以那次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文怀沙就敢于混上主席台，和毛主席一起拍照。周扬借了这个机会就决定对文报复，恰有马某控告文在看病时调戏他老婆，所以就把文抓起来。说到看病，文确实有一手，许多老中医都对他很佩服，并且得过卫生部一次奖状。
文怀沙受到处理是否与周扬有关，无从考证，聂的话只是茶余饭后的闲言，不必当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确很荒唐。文怀沙既然医术不凡，获得卫生部奖励，又为何以非法行医罪判刑？既然以非法行医罪判刑，又为何允许在监狱中继续看病？还有，新华社记者只是给组织上反映情况，组织上也认为很好，为何也被判刑劳改？可知“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冤假错案并非偶然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种种冤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已屡见不鲜。聂绀弩每议及此，气愤已甚，但他并没有预料到冤狱已经张开大口，正在等待他的入网。
1965年12月22日：
聂绀弩约友人大谈庄子。他在集中精力精读庄子，讲起来兴致勃勃：“老聂还是有两手吧，从庄子里看出许多问题来。要是过去，读了就读了，体会不到，有些体会也不那么深。”言下之意，现在他才真正深悟了，认为自己的研究深度是前人未曾有过的。
他说：“庄子内篇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打破枷锁。这就很清楚，什么人才有这种要求呢？”他认为，庄子是代表被镇压、被压迫的人说话的。
他还讲到庄子中的一个故事。“子贡去看一个老头，他在灌田，用个小罍一下一下去浇，别人劝他用水车，他坚决反对。这个人在劳动，却反对有效果的办法，这说明他对劳动一点积极性都没有，劳动只是磨洋工，不是为生产。如果你不到北大荒，理解得了这种道理吗？”
他讲述庄子的内容，都是与他自身的现实体会相联系的。他在朋友面前滔滔道来，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讲这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会突然间厉声地说：“妈的！以后我也不对人多讲了，讲出来是危险的。”
邵荃麟自己未落难以前，曾关切地问过聂绀弩研究庄子的情况。据聂本人说：“邵荃麟问过我好几回：你研究庄子的动机何在？他的意思是怕我出事。不会的，我讲马克思主义嘛
，首先肯定庄子是反动的……”
由此看来，聂绀弩并不是不知道身临境遇的危险性，但他仍然过于自信。他认为他对庄子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他已踏入雷区。
1966年1月15日：
周颖因胃病在家，聂绀弩给她煮蛋花汤喝。有友人来访，闲谈起来，周颖说：最近北京的备战空气十分浓厚，不但每个干部要在机关挖防空壕，把许多人累得要命，日常工作也放下不搞了，还规定让大家讨论机关要不要保留，不必保留的机关都解散，年老的就退休；还有的机关保留下来有无必要待在北京，或整个机关迁移，有些干部就调动，把机关精简，或有些人调到地方去，弄得人心惶惶。每隔一个时期就制造一次紧张空气，老实讲，这些办法我不同意，也不了解为什么隔一个时期就折磨人一次，叫人不得安生？现在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怎么样，照理说，要把国家生产搞好，也得让人家有个安静的时刻来做做研究工作，总是搞得你心烦意乱，安定不下来，人人都无法安于自己的职业。
聂接着说：人家是不要搞生产，1958年以后生产就已经垮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大家饿着肚子搞什么生产呢，机关除了军事机关和政权机关之外，都可以不要，要有什么用呢，不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又闲谈到国际问题，再从国际问题回到国内问题。周说：我们国内的情况，用句老话说就叫军人当政，这两年所有机关的领导都换了军人，连文化部长都换了军人。
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天天讲打仗？马克思主义和黩武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苏联主张和平，主要是赢得时间来搞生产建设，没有大量丰足的生产，谈什么共产主义。主张和美国有一定限度的接触，原是不错的，全世界的生产只有美国是先进的，可以在经济上利用和美国的接触，吸取那些优秀的技术来促进苏联的生产，这并没有错。
周说：卡斯特罗说得很对，现在是中苏两大国争权夺利，却牺牲了古巴、越南这些小国。
聂说：中国这一手是很厉害的，苏联的领导人现在最伤脑筋的也在这里，就是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为两派，有的掌权的是亲华派，有的掌权的是亲苏派，但是总的还是两派，这可是便宜了谁呢，便宜了帝国主义。
他们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反修”斗争和备战的情况。大概是首都机关的人，尤其是文化机关的人，对那种备战的紧张空气大为不满吧，而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习惯了参加劳动，让挖防空洞也没有觉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赞成中央的观点，反对苏联搞修正主义的。现在看来，学生毕竟幼稚。聂绀弩他们当时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赞成极“左”的做法。我想，当时也并非只有聂绀弩他们几个人，持有正确主张的应该大有人在，可惜他们只能私下议论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发，就会被以“反革命”治罪。
党内和人民中间的正确声音无法表达，只是一味地极“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必然无可避免，聂绀弩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难逃。
1966年2月4日：
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等，在“恩成居”晚饭，然漫步到东安市场。其间，谈到《海瑞罢官》。周、张都说：“现在动辄得咎，古典文艺不能搞。歌颂海瑞固然可以说是借古讽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说是借古讽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单单拿出一个海瑞来批评？《胆剑篇》，说实在的，我们就反对在那个时候来演出，越王勾践是亡国的，我们的国家刚建立，方兴未艾，为什么拿卧薪尝胆来比喻我们今天呢？这不是借古讽今吗？”聂绀弩说：“你们这些都是皮毛之见，海瑞、包公不是吴晗第一个提出来的，他不过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写成剧本、写成文章而已。当时上头提出来是因为底下乱七八糟，贪污弄权的太多，主张有些清官去进行调查整顿。所以吴晗如果在学术上批判的话，他承担了，那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那篇检讨，触及了庐山会议的秘密，这就问题大了，这就构成严重的问题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哪里出来的呢？正是从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来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胆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险，他也是根据上头的指示……《胆剑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头的意思提倡艰苦建国，就把卧薪尝胆提出来嘛，要不是有这一点保证，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发表出来批判曹禺。现在的问题是上面，错了就让别人承担……”
从上述话题，又引申到今后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按当时的趋向，文艺工作者就是既能生产劳动，又能创作的人。聂绀弩说：“那就是说扭扭秧歌，说说快板，文艺就满足了。”“文艺单纯化了，将来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看现在就是管子说的‘轨里连村’的社会。”
春秋时代，管仲改革齐国的行政组织，居民按照士、农、工、商划定住处，不准随便迁徙和杂处，并且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实行这种“轨里连村”，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扩大了国君的权力，也扩充了军队的兵源。
聂绀弩对当年我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确切地得到了证实。国家机关实行军管，基层社会实行“全民皆兵”，农民外出也要请假，同管子的“轨里连村”确是很相像的。聂绀弩认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
1966年2月18日：
聂绀弩分析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越来越少，他认为治理社会不能顺其自然，就会像庄子讲的“凿混沌”的寓言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天晚间，聂与友人漫谈中说道：“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他有种地的本领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块土地上。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没有，叫你种什么你就得乖乖地种什么。种了之后，全部被人拿走，结果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搞生产的。连卖菜的也不好当。过去卖菜，他知道这条街道住些什么人，他们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到时就贩进什么菜来供应客户，自己赚点小钱，安乐生活。可是现在呢，你没有选择货色的自由，上级分配什么你就卖什么，你用不着去了解顾客的胃口，因为你了解了也无法供应。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着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学习，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错误。这样，卖菜的也就无所施其本领，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这是个自由问题。”
接着，聂又谈到了“层层专政”的问题。他说：“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些话想讲不能讲，又不像我们反正是专政对象，我们彼此坐着不说话，相视一笑就都能会意。而他们不行，他们既是专政对象，又是服务对象，他还要听上级的话行事，有许多行动和自己内心不一致，有许多的心里话不能对人说，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几年去看夏公（衍），他只能同你谈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的话可不能同你说，因为一说他就离开了他的地位，就会产生各种不测的情况，因为他也是被专政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也是庄子提出的逍遥游，现在人们要求那种逍遥游的境界。庄子高就高在他藐视一切，自己找到这个境界。现在社会是相反的，天天在‘凿混沌’，这样凿，不到七日，混沌就会死的。”
仔细品味聂绀弩这一段话，似乎含有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后果的预测意味。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