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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杰哈德官员遭到以色列“定点清除”，“出卖”他的正是自己的远房侄子。侄子去以色列工业区打工，从姓氏上被以色列方面发现他同那名杰哈德官员来自同一家族。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要么出卖叔叔，要么失业回家。
胖子士兵巴士姆领我到一个小铁皮屋子前：“她是新来的女搜身！”一个30多岁的女人探出头来。一个月前，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检查站实施自杀爆炸，成为首枚加沙“女人弹”，此后以色列方面要求巴方检查处增设“女搜身”。图（CRW…3760女搜身）埃雷兹巴方检查处同以色列军方是“合作关系”，根据协议，这里的巴勒斯坦士兵有义务阻止巴激进组织实施针对以色列检查处的袭击。
进入走廊。恶臭扑鼻。旁边有男女两个厕所，都没有门。再往前走，是“祈祷区”。参加晨礼的巴勒斯坦工人跪倒一片。
通道两侧的水泥围墙三、四米高，顶部是铁丝网。通道里不见光，工人们牲口一样挤挤挨挨。一个多星期前，通道内发生拥堵，一名工人窒息而死。此后工人们自觉分成若干方阵，每个方阵间隔一米。通道尽头以方检查处放行很慢，放过一批，方阵就往前奔跑一阵，领头人会适时命令大家停下，保持阵间距离。为什么要奔跑？工人们都想尽早过关，因为天黑前必须回来，多干一个小时，就多挣一小时工钱。
31岁的阿布·艾哈迈德说，他在检查站北部的一个以色列小城市打工，每天可以赚到150谢克尔（约合300元人民币），除去交通费和午餐，最后剩下100谢克尔。出关后，有大巴士接工人们去指定地点打工，车费由巴勒斯坦工人缴纳。“你见过象以色列这样不讲理的国家吗？”“犹太人经常刁难我们，不拿我们当人！”“封锁、封锁，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到以色列打工……我原来是大学老师呢……”他们怨声载道，却不得不抢着给自己的“敌人”打工。工人们的身份各不相同，其中不乏大学毕业生、教授等知识分子。
天亮起来，透过铁丝网的光，隐隐约约照见两侧高墙上阿拉伯文写成的标语：“美丽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保持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要念真主的名字”……
6时，巴士姆凑到我身边，低声耳语：“以色列方面收到情报，有人从检查站附近店铺下面挖通地道，准备潜入站内发动自杀式袭击，以色列军车已经开到检查站外……”
检查站外，更多巴勒斯坦工人排队等候。两部以色列军车呼啸着穿过人群，跳下几名士兵，掀开地上一只阴井盖检查。几分钟后，埃雷兹方向突然传来持续枪声，间或伴有爆炸。士兵跳上军车掉头返回检查站。
工人四散奔逃。大约20分钟后，枪声渐趋平静。人们重新聚拢观望，但被告知今天不得出站打工。搭载工人前来的巴勒斯坦小公共汽车和出租车里，收音机全部打开。“自由之声”电台报道，两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交火中丧生。不远处，拜特哈嫩镇的阿克萨烈士旅通过高音喇叭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他们是烈士，我们能说什么呢？”一名工人说。另一个人插嘴：“我不在乎他们要干什么，我只想养活自己的孩子。”
当天下午，以色列出动坦克和推土机，铲平埃雷兹通道内所有巴勒斯坦人店铺。我和摄影师高磊当天清晨拍摄的照片，竟成了这些店铺最后的留影。店主们站在围墙外，眼睁睁看着推土机冲进店铺，一名店主哭着通过手机同“自由之声”电台现场连线：“那是我的全部家当……”失业的人又多了。
##好日子
会笑，才具有在困境中生存的能力。——特丽莎修女
我需要为人哭泣，我需要伪装。——《欢迎来到萨拉热窝》
2002年9月3日
天气好得出奇，天空竟是透明。这才看清楚，云朵原来并不依附在天上，而是行走在人与天之间。
黄昏时分，云变成中国画里泼墨的颜色，天空却是油画里的金红灿烂。坐在车里，我多想变成一只鸟。
可就在这时，就在这时，一只小黑手敲打车窗玻璃。一个脏兮兮的巴勒斯坦小孩举着一盒更加脏兮兮的巧克力叫卖。小孩摸摸自己的下巴，意思是“我饿”。我给了他1谢克尔。刚接过巧克力，又一个孩子摸着下巴过来他几乎是从我手里夺回巧克力，跑开，和卖巧克力的孩子笑作一团。
2002年9月19日
下午2时，正在电话里和朋友讨论“宫爆鸡丁”的做法，手机响。“特拉维夫市中心发生自杀爆炸，多人受伤！”沙乌德一通急叫。正在播放时装节目的“半岛”电视台画面一转：救护车、奔跑的人群、举着喇叭的警察……这是巴以停火6星期“平静期”之后第二起自杀爆炸。第一起就发生在昨天。
特拉维夫！半个月前，第一次去这座海滨城市，就被它的活力吸引。线条流畅的建筑，巨幅广告牌，短裙少女，牵狼狗的男子。那天刚好有个“爱之游行”在海滩举行，30万人连唱带跳，整整狂欢两天。听说连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都脱了上衣，随音乐起舞。全世界10个美女最多的城市，特拉维夫排名第九。
“咚咚咚！”有人敲门。楼下的巴勒斯坦警察哈桑听到消息上来打探：“死了几个？”他一脸兴奋。警察们没有电视和收音机，每次听说有新闻，就上来问个究竟。
“伤了不少，还没听说有人被炸死。”
“噢，”他的表情转而失望，“那不算成功，炸死越多越好。”
“死的是平民啊，你有没有同情心？”
“犹太人都一样，没有平民，”他嘟囔着。
“我还去特拉维夫呢，要是我坐公共汽车呢？”
“谁去以色列就是支持犹太人……”哈桑立刻遭到我驱逐。
同样是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与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很少看到不分寒暑穿一身黑色服装的正统宗教人士。有人想在这里开一所宗教学校，特拉维夫市民游行抗议。海滩，棕榈树，街上的海报是先锋戏剧和美国电影，特拉维夫叛逆而享乐。难怪这里不止一次成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袭击目标。
电视里，一名男子跌坐在爆炸后的街道上，胳膊撑着脑袋，不停摇晃，旁边的人拉他起来，他却没反应，仿佛还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不远处，一行鲜血流下来。
以色列立即关闭所有通往特拉维夫的道路。街上没了音乐，没了少女，没了狼狗，只有救护车一路狂啸，尖叫声不绝于耳。摄像机镜头在晃动，尸体、血迹、愤怒的、木然的脸。
几分钟后证实，至少5人当场死亡，40多人受伤。哈桑该“满意”了吧。就在特拉维夫自杀爆炸发生前几小时，一名10岁巴勒斯坦男孩遭以色列炮击身亡。
电视画面上出现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奥维拉·金德莱曼，他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说，“观众们，你们看到了，不是以色列不要和平……”
“半岛”女主播打断他的话，“沙龙9日宣称所有巴以之间的和平协议都已死亡，请问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和平’？”
开车出去交手机费，今天是最后一天。加沙街面上还来不及反应，还是那些木然的面孔。爆炸消息将很快在沉默的空气中散播开。
开着车，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流。和平，对活着的人才有意义。哭泣，为那些活着，却没有希望的人，祭奠你们奢望的和平。
2002年10月14日
天空变脸成铅色。风乍起，开车，兜着音乐，不禁有些飘飘然。想起前任记者王昊眯着眼说：“轮胎踏在沙滩上的感觉……”找了片比较平缓的沙坡冲下去，稍作停顿，窗外立即伸过来五、六个脑袋打量。一踩油门冲出去，把他们甩在后头。想转弯去水边，车子却动不了了。挂上四轮驱动，竟卷起漫天黄沙，而车子似乎爱上了黄沙越陷越深。那五、六个脑袋端着红茶聚拢来，其中一个趴到轮胎侧面掏沙子，其余人使劲推车。
“一、二、三”没出来，“三、二、一”还是没出来。其中一个高声呼喊：“真主最伟大”出来了。
2002年11月21日
刚睡三个小时，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耶路撒冷发生爆炸。迷迷糊糊我只说了声“ok”，然后爬起来看电视。等知道详情，完全醒了上学去的小学生，便当、课本炸了一地。
电视里，一名以色列妇女对着手机狂喊：“整个汽车！整个汽车！我的孩子上学去了！”地上躺着黑色小塑料袋，装着被炸开的身体部分。
出乎意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对着摄像机边哭边说：“每个白天，每个夜晚，每一天……（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让我们相爱吧……”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居然喊出“相爱”！
还有一个面部受伤的以色列人躺在病床上，平静地说：“我们可以谈判，我看不出来暴力能解决什么问题。”
中午去加沙一间车行，正在把斋的经理穆罕默德没精打采地转动念珠，面前摊开一本《古兰经》，出声念着。抬头见我，第一句话竟是：“今天的爆炸怎么样？好吧？”
“不好，有小孩死了，” 我说。
他说：“我们巴勒斯坦小孩呢？昨天在纳布卢斯被打死的几岁？”
离开车行，天色将暗，海平线上还剩一道亮光。站在这巨大的灰影和最后的亮色前，感觉自己正面对整个宇宙的召唤。望上看，想象驾车穿越天空的太阳神。古埃及人认为，他驾车一个来回就是黑夜白昼的一轮交替。
夜晚可能会发生报复性轰炸。不得不穿戴整齐，随时准备逃命，也随时准备去现场。
2002年12月5日 图IMG…7398
开斋节去贾巴利亚难民营烈士家庭。
第一个家庭的老二去以色列工业区打工，排在他前面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士兵投掷手雷，以军还击，老二被打死。屈死不说，他的兄弟们还被取消了去工业区打工的资格。老二留下一个寡妇和4个孩子。寡妇告诉我，她不考虑再嫁了。伊拉克政府给了一万美金，此后就没有其它组织救济他们。几个月来，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寡妇做了一个花环镶在烈士像旁，孩子们似乎不识愁滋味。
第二家有个16岁的男孩2001年潜入加沙地带北部犹太人定居点埃里·西奈，杀死5个以色列士兵，自己也被当场打死，成为烈士。他的第三个妈妈接待了我。父亲是伊斯兰大学教授，娶有三房，烈士易卜拉欣是大太太所生。
三太太说，易卜拉欣从小就念叨着保卫祖国。一天，一个同学家里被以色列空军炸了，同学的尸体惨不忍睹，深深触动了易卜拉欣。
谈话间，易卜拉欣的妹妹、10岁的努哈拿来烈士生前照片。那是一张参加夏令营的照片，他和另一个同学身穿黄色迷彩服，一人手里一把尖尖的匕首，相对而立，做格斗状。16岁的他一下巴胡子茬，眼神中看不出什么仇恨，反倒有一丝顽皮，更多是模仿来的成熟。
“进入定居点后，他先看到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他让他们回屋里，锁上门，告诉他们自己不愿杀妇女儿童，”三太太说，“后来这名妇女在以色列电视节目中讲述了这段经历。”易卜拉欣是在放学后去的，没跟家里人说。
大太太得知儿子牺牲，散发糖果庆贺。父亲在学校里大谈此事，没有在别人面前掉一滴眼泪。三太太说：“我们也悲伤，但更多是高兴，因为易卜拉欣进了天堂。”
10岁的努哈说，愿意追随烈士去天堂，天堂里的房子比人间的大许多。
我告辞离开后，没走出几步，努哈追上来说，她喜欢我，希望我也能同她一起上天堂。
2002年12月23日
有同事集邮戳，拿一张已经在耶路撒冷盖好戳的明信片去加沙邮局。邮局办公室的贾马尔犹豫着说，上头有规定，已经盖了以色列邮戳的不给盖巴勒斯坦图章。我问：“能看看这条规定吗？”“口头规定，”贾马尔说的时候不正眼看我，我猜那不是真的。
本以为以色列会拒绝在有巴勒斯坦邮戳的明信片上盖章，没想到正好相反。带着加沙邮戳的明信片在耶路撒冷没有遭到白眼。
贾马尔的话，令我触到弱势方的伤口。
2002年12月31日
应邀到巴勒斯坦基督徒拉纳家作客。客厅里醒目地摆着一棵圣诞树，彩灯一闪一闪，格外喜气。一名叫法迪的客人说，虽然自己是穆斯林，他也在家里摆了一棵：“我不在意它的
宗教意义，只要代表‘喜庆’，我都接受。”
差一刻钟到午夜零点。外面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汽车喇叭声。法迪手舞足蹈地说：“现在出去，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加沙。”
车子出来，街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有。法迪说，别急，他马上就找到“疯狂的人群”。果然，拐了几个弯之后，在加沙市“无名战士”广场，我们找到了。
所有的汽车都打开窗户，所有的司机都在按喇叭，红、绿、黑、白四色的巴勒斯坦国旗从所有的车窗里飞出。没有车的人聚拢在“花园”栏杆里，朝过往车辆挥舞旗帜。法迪忽然拿出“秘密武器”：“看，我们车里也有国旗！”
忽然，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噼里啪啦地抖出三、四颗红色小“信号弹”。“烟花！”法迪说。这是烟花？在国内见惯了“盛大”烟花表演的我不禁置疑。但是人群沸腾了，欢呼、尖叫。旁边一辆敞篷车顶，几个10多岁的女孩拍手跺脚，相互拥抱。12点了。“新年快乐”我向窗外的陌生人喊。
广场尽头，火光熊熊。一群巴勒斯坦人燃起篝火，转着圈子跳舞。十几岁的女孩、白头发的老人，有人西装革履，有人一袭传统长袍；还有手持冲锋枪的蒙面人。大家围着篝火拍手、舞蹈。“不怕以军认为你们生事吗？”长期处于封锁、监控下的加沙，风吹草动都会招来以军侦察机。“新年，他们也放假！”一个跳舞的人边打拍子边回答我。
忽然想起，元旦是公历，也就是基督教历法；根据穆斯林的伊斯兰历，“新年”可不是这一天开始。“这就象我家里的圣诞树一样，只要是可以欢庆的，我们都要，”法迪说。
回到拉纳家，晚饭已经摆在桌上。她家的食物没有太多禁忌，基督徒、穆斯林，还有我这样的“百无禁忌”各取所需。一位客人端起酒杯说，“2003年啦，我们的‘阿克萨起义’进入新的一年！”其他客人纷纷给他白眼：“别提这个好不好？”另一个客人说，他倒是希望新年里流血冲突会结束。“冲突爆发前，我们天天象过节，”他说。
2003年2月24日
踏着坦克履带的痕迹去加沙地带北部比特·哈农镇采访。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80岁了，还戴着出嫁时的“第那尔”头饰。问她什么时候出嫁的，答曰“不记得”，因为“已经80岁”。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腕去她家拍照。明知不会有太多东西可拍，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由她牵着。老太太连声夸我“勇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她话音未落，我惊叫出声，一步跳开地上蹿过只老鼠。
离开时，孩子们不断拍打我的车窗。正不胜其烦，其中一个递给我当地产的桔子，其他孩子不甘示弱，停止拍车，纷纷摘桔子给我。
2003年3月2日
街上见到有人策马扬鞭，便停车招呼。那小孩倒也合作，许我飞身而上。于是，他牵马来我挥鞭，绕着加沙最热闹的“无名烈士广场”游行一周。正是节日，广场上男男女女，挤挤挨挨，不下上千人。见我骑高头大马，翩翩而来，无不欢呼挥手，推旁边的人“快看，中国人！”。顿时，我有了“选美皇后乘玫瑰花车游行”的感觉。不过，拍照的小孩手艺太差，照片上的我象个示众囚犯。
晚上，参加CNN摄像师塔拉拉女儿的生日晚会。没有任何男子的晚会（塔拉拉都必须退场），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们疯狂地唱歌跳舞，还突然戴上美国恐怖片《惊声尖叫》里的骷髅面具彼此打闹。她们约好了，星期四晚上还要包下“海风”餐厅，关起门来跳舞。
深夜，以色列坦克驶入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打死8名巴勒斯坦人。
2003年3月7日
警察哈桑的弟弟被以色列士兵打死了。楼下另一个警察约我去他家吊唁。哈桑瘦了好几圈，眼睛里全是血丝。妈妈哭得昏天黑地。
第二天阿拉法特就要提名阿巴斯当总理，问哈桑的妈妈怎么想？她说，阿巴斯不好，怎么能呼吁巴勒斯坦人停止抵抗呢，谁给我儿子报仇啊？
凌晨三时，清真寺里高声念颂《古兰经》的声音，伴海涛阵阵。
2003年3月18日
随着巴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