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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里几个哈马斯分大饼吃。（图）其中两个交头接耳，商量着怎么进攻。
头上乌云翻滚，大雨忽而倾盆。汽车收音机里说，一架以色列F－16战斗机在西岸城市希伯伦坠落。
赶回办公室发稿，播音员说：“马上还有地震！大家关掉煤气！”我抱起笔记本电脑、存着照片的光盘，狂奔下楼。
2004年3月6日
无意中从希伯莱语新闻里听懂三个单词：巴勒斯坦、卡桑火箭、埃雷兹。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驾驶三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埃雷兹检查站。驻守检查站的巴勒斯坦警察巴士姆与我相熟，赶紧给他打电话。先是占线，后来没人接，我的心一下子悬起来。终于打通，巴士姆说自己额头受伤，但无大碍。爆炸发生前几分钟，他正好有事离开原先站立的地方，躲开了杀身之祸。
第一辆汽车离检查站很远就炸了，第二辆炸死两个巴勒斯坦警察，第三辆乘乱越过巴勒斯坦警察防线，冲向以色列一边，但没能炸死以色列士兵。
“那些人是疯子，”巴士姆说，“他们连自己人都炸。”
每次一过埃雷兹检查站，把加沙甩在身后，就嗅到自由空气。沿途是插满鲜花的水桶，收音机可以收到英语歌曲。路面上终于有了分道线，指示牌上有了希伯莱、阿拉伯和英文三种文字。
有时路上堵车，以色列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路人便知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当然最后可能发现只是汽车追尾。
在加沙最怕听到“阿帕奇”的声音，在耶路撒冷最怕救护车笛声响起。
耶路撒冷归属是巴以问题中最核心、最难解决的争端之一。这座全世界最特殊的城市，一神教的中心，3000多年来，37次被占领或遭战火蹂躏，18次摧毁而后重建。耶路撒冷城头喷溅过亚布斯人、犹太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的血。
历史记载耶路撒冷最早的居民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至此的亚摩利人，公元前1006年，犹太人的祖先一路争战，进入耶路撒冷，并在这里建立圣殿，此后经历分分合合，直到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开始了在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命运，却始终没有忘记重返耶路撒冷。
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处于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兴起。
300多年以后，阿拉伯大军从阿拉伯半岛远征耶路撒冷，哈里发和平进入耶路撒冷，在相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登宵并留有足迹的“圣石”上修建清真寺，耶路撒冷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地。
19世纪中叶犹太人大量回归耶路撒冷，1948年以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爆发数次中东战争，争夺耶路撒冷是战争主要目的之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布耶路撒冷是其永久首都，联合国先后通过120多项决议呼吁以色列结束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并禁止改变这座城市的地理、人口统计和历史特征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以色列撤出范围缺乏严格限定和实施细节，自1967年至今，耶路撒冷处于以色列行政管理之下。
从加沙地带到耶路撒冷，不过80多公里路程，却是两个世界。或许，还是一个世界，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塞满纸条的哭墙，据说把心愿写在纸条上，塞进墙缝，上帝就会收到。
认识以色列人，从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机开始。
2002年8月1日。北京首都机场一角，隔离栏杆圈出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几张小桌子依次排开供开包检查，穿黑色制服的安检人员穿梭忙碌，神情严峻。没有人大声说话。我知道以色列航空公司安检区到了。
以航的种种传说早已烂熟于胸：严格的检查、严谨的盘问，世界上受威胁最多但最安全的航班。亲身感受之前，还真有点兴奋。刚在“非以色列护照”队尾站定，一个推行李车的女孩过来问我：“去以色列吗？跟我来，这样他们可以看到你。”定睛一看，她至多1米60，一头黄发，行李车里仅仅放了只双肩背包，一身黑色制服说明了她的身份。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她一扯右侧衣领，对隐藏在里面的对讲机讲了几句，另一名黑制服女安检员过来（以航安检员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女子），把持经济舱机票的我领到尚无人排队的公务舱等候区。整个过程中，“推行李车女孩”的目光从未在我脸上停留，跟我讲话时，她的眼睛也一直扫视着隔离圈附近每一个角落。
接管我的女孩叫盖丽耶·斯顿。引人注目的是她紧贴头皮的短发和以色列国徽大卫星形状的项链坠。对于新华社记者，斯顿在允许的范围内以礼相待没有开包，只是触摸一遍箱体外部。尽管她声音悦耳，笑容迷人，“盘查”的问题我也早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如坐针毡。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神，具有穿透力的眼神，一直看到你的大脑后部，犹如今天以航安检标记的化身两只并肩立在树梢上的猫头鹰，四目如电。
答完十几个问题之后，以提问为工作的我忍不住问了斯顿一句：“到中国多久了？”她看了我一眼，低头说：“两年。”“开心吗？”“挺开心，但有时会想家。”斯顿轻轻叹了口气。
登上班机，一时间我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跟刚才安静有序的隔离圈相比，机舱内简直就象个菜市场。那些等候盘查时默默无语的以色列人此刻高声谈笑，舱头舱尾挥手致意。有婴儿在哭，妈妈不停地摇晃他，嘴里哼着歌曲。有人遇到老朋友，拥抱亲吻，那股子矜持劲不知哪里去了。有人向同伴展示中国之行的“收获”手腕上一排景泰蓝的镯子：“你猜猜多少钱？”冷不丁，我被什么东西扫了一下，回头一看，有人正举着一个长长的纸盒往头顶的行李箱放，纸盒上印着“中国二胡”。
忙乱中，屏幕上亮起介绍机舱设备使用的短片。与我看过的其它航班短片不同，以航片中的主人公不是空中小姐，而是一对卡通父子和儿子的玩具熊。整个片子轻松诙谐，没想到几分钟的宣传片可以这样好看。我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坐在我左边的是一名以色列妇女，从她的行李来看，应该是随旅行团游览中国后回家。起初的一个多小时，我们没有搭讪，只微笑点头而已。午餐上来了，大饼、酱和咖喱鸡饭。我吃了点饭，没碰大饼。左边的以色列妇女和同伴嘀咕几句，然后用英语问我：“请问，你不吃大饼和霍木斯酱吗？”“中国人平时不吃这些。”她俩又嘀咕一阵，转向我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不由分说，我左边的这位撕下一小块饼：“看，先撕一小块，卷一卷，蘸点酱这是以色列人最爱的美味。”我照做了，味道还不错，于是问：“希伯莱语中‘大饼’怎么说？”“比大！”她口型夸张得跟大饼差不多大，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接着，她把餐盘里所有的东西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用希伯莱语教了我一遍。进入以色列之前，我的第一堂希伯莱语课就这样开始了。
乘务员收走餐盘之后，左边这位叫撒拉的妇女意犹未尽，拿出纸笔，继续给我上课。一会儿我已经会介绍自己的身份了。撒拉高兴极了，呼朋唤友，过来一个朋友，她就对暗号般问我：“你是谁？”我非常配合地用希伯莱语回答：“中国记者。”对方惊喜地对撒拉说：“太棒了！”我就接着说：“谢谢！”然后大家一起笑起来。旅途中，我这样表演了十几次。
撒拉想到什么，就教我什么，还让朋友们帮着想应该教些什么。正学着，一个人从机舱后部“蹬蹬蹬”跑过来对撒拉叽里哇里一通，然后又跑回去。撒拉翻译给我：“她说你做记者要拍照片，教你‘相机’！”。
有几个“关键词”我很想问，但又怕触到撒拉的痛处。比如，“炸弹”、“恐怖”、“定居点”。想了想，我问：“撒拉，有个词我很想知道，‘和平’希伯莱语怎么讲？”“就是‘你好’那个词，你刚才学过的。”“和平”就是“你好”？以色列人岂不是见面就互道“和平”吗？每天要讲多少次“和平”？
撒拉显然明白我想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和平，生活在恐惧中，”她说。一次她参加的旅行团和一群大胡子、穿长袍的人同机，撒拉说自己当时紧张坏了。一个长袍人问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撒拉的同伴如实相告，结果被大家狠狠批评一通。我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到移民其他国。她说：“我没有地方可去，其他国家的人不喜欢我们。”
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姑娘转过来对我们说：“我就不怕被人知道我是以色列人，看这个！”她指着项链上悬挂的以色列国徽大卫星，“这会保佑我。”
也许是为了岔开话题，撒拉叫来乘务员，让我用刚学的希伯莱语请他给我一杯水。我忘记“请”怎么说，撒拉就在旁边小声提示，引得乘务员阿米特·卡赫拉赫笑起来。他不仅给我端来了水，还额外“奖励”我一块巧克力蛋糕。
这时机上广播：“20分钟后飞机将抵达特拉维夫”。撒拉兴奋地对我说，“飞机降落时，你看看以色列人会怎么做……对了，今天我儿子会来接我，他刚刚服满3年兵役。”
完成10小时5分钟的飞行之后，飞机平稳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乘客全体鼓掌，齐声高唱“把和平带给每个人”。
8月2日，看耶路撒冷的第一眼，始于星期五下午5时。日头渐渐西斜，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进入安息日。犹太教规定，每个星期五日落之后到星期六日落之前，犹太教徒不得从事任何工作包括买卖、上班、使用电器、生火等等。
耶路撒冷市中心乔治王大街上车水马龙，却井然有序。以色列人忙着采购，赶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完成所有工作。
乔治王大街人流量大，是自杀爆炸的重灾区。过去一年里，已经发生6、7起爆炸和枪击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大街与另一条干道雅法路交接的路口，一家比萨饼店遭到人体炸弹袭击，16人死亡。
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手捧玫瑰花走过这个路口，自顾自微笑。星期五卖花生意最好，随处可见插着鲜花的水桶。一辆绿色小跑车在路口红灯前嘎然停下，后座两个穿吊带背心的以色列女孩互相打闹。
而那些高级住宅区此时非常安静，好象在等待宣布进入安息日的号角声。同是山城的耶路撒冷，道路蜿蜒起伏，房屋错落其间，很象中国重庆。一个遮阳棚，一条长凳，一块黄色站牌就构成一个公共汽车站。大大小小的车站散布在山路上，三三两两的以色列人在候车，手里提着满满的超市购物袋。一个头戴黑圆边帽的正统教派人士利用等车空隙，手捧《圣经》默默诵读。公共汽车是自杀爆炸的“重点”袭击对象，过去只在长途车上发生，如今扩展到市内短途车。
放眼望去，耶路撒冷是绿色和白色的世界，不知名的红花点缀其间。“绿色”是树木成荫虽然上帝没有给以色列一棵树，以色列人依靠滴灌技术种植出每一星绿色。“白色”是耶路撒冷石的颜色，这种石头在英国统治时期被指定为市内所有建筑外墙用石。
远处山坡上，犹太定居点红顶白墙的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好象列队的士兵。
阳光渐渐柔和，好像不忍离去的手最后一抚。金光笼罩耶路撒冷。
从以航到第一眼见耶路撒冷，我嗅到了活生生人的味道。
安息日，犹太人麦克带我们去哭墙。麦克自己不祷告，他说，全在心里了。
麦克问，要不要在夜色中穿越老城犹太区？
围墙里，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老城，是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心目中的圣地。老城分四个区域：阿拉伯区、犹太区、基督教区，还有亚美尼亚区。
路灯下，犹太区幽静、美丽，不时有鲜花朝我们眨眼睛。街道很窄，有点地方仅容一人通过。耶路撒冷的路牌一般用希伯莱和阿拉伯两种文字或希、阿、英三种文字标明，但犹太区里，阿拉伯文路名全被不干胶覆盖，不干胶上用希伯莱文写着：“戈兰高地和人民在一起”、“撤定居点就是摧毁人民”……甚至还贴上了沙斯党（以色列宗教党派）党魁相片。
出犹太区就是警察局，监视着区内外的一切。犹太区连接着穆斯林区，老城最大的一个区域。一个阿拉伯青年拉着我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
麦克说，这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关系不好，他个人认为，阿拉伯人抱怨太多。
回来的路上，看到喜来登饭店灯火稀疏。同事说，一年前还有一半以上入住率。冲突伤害了巴以双方的经济。
二
独自在本·耶胡达大街上转悠。星期天的阳光，市场里的鲜花，街头演奏家那里飘来动人音乐。
救护车声陡然一响，巡警一来，好的感觉全被打碎。本·耶胡达不止一次发生自杀式爆炸。凑过去问值勤的女兵发生了什么，她们说：“没事，例行检查”。
三
逾越节。耶路撒冷城市边缘，圣约翰受洗堂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摆设很有创意，把中国的洋铁皮壶漆成大红大蓝，描上花花草草。一看菜单，发现这家咖啡馆并不遵守逾越节不能吃含“酵”食品的规矩。服务小姐笑笑说：“我们什么都有。”耶路撒冷有两张面孔，一张“宗教”，一张“世俗”。
四
来时，登塔登城的门都已关闭。
耶路撒冷老城墙上的大卫塔并不雄伟，也不俊秀，很普通的一根石头烟囱。但就是这个名字大卫，建立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先祖，闪耀了3000年，预支了我许多景仰。
走到塔下，才发现塔顶居然铸着伊斯兰教的标志一轮新月。原来大卫塔并不是大卫王所建，而是土耳其时代穆斯林的宣礼塔，后来人误将它当作犹太王之塔，这个名字得以流传。真正的大卫王宫殿遗迹在不远处。
一个急切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说英语吗？”穿蓝色衬衣、头发松散的男子一路跑来，比划着问。我警惕地点了下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又问。我说，想登上老城墙。他说，6时就关了，原先夜里也开，可现在的局势，你知道……最后，他终于说明来意：“我有间纪念品商店……”
婉言谢绝，走进老城阿拉伯区。又一只手拍过来：“日本人吗？想看我的商店吗？”我说：“我不是游客，记者。”他忙抽回手：“上帝保佑你。”
五
终于找到耳闻已久的“耶路撒冷住宅精华”。山坡上，到处是鲜花，木门好象童话，一推开就是另一个世界。安静得出奇，很久才走过一个人。连猫都懒得看我，一心馋着不远处的两只麻雀。直到麻雀飞走，我还好奇地看它，猫才对我翻了翻绿色的眼珠。
层层迭迭的街道，有时窄得仅容一人通过。头顶是公园，热闹却踏不破石板屋顶。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啁啾，花香暗送，地面泛着黄昏的光，很干净。这样高档的住宅区，居然谁都可以进来。从容地贴着栏杆或玻璃窗拍照，隐约听到茶杯轻磕和人语。一个高调的女声在说话，一个低沉的男声应和着。不懂一门语言的好处在于，能够听出其中的音乐。
仔细看来，并非完全不设防。有的门挂着锁，有的院墙上有铁钉，还有的干脆画着“禁止手机”。我没敢久留，生怕自己的手机骤然响起。
在一个频繁遭到自杀爆炸袭击的城市，这份坦然的宁静从何而来？
六
安息日。老城。
我决定彻底信步，哪个门召唤了，就进哪个门；哪条小路好奇了，就走哪条路。这个日子，犹太区很静很静。可惜罢工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垃圾散发出臭味，野猫孤魂一般游荡。
一扇铁门禁闭，贴着英文“告示”：“请不要在安息日按门铃，也不要打电话上来。看到门边的塑料杯子和橡皮管了吗？你可以对着塑料杯说话不必大喊大叫，我们会来接你。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请在安息日之后告诉我们。”
犹太教徒不能在安息日做工，所以不能触摸电器，包括电铃、电灯、电话、电梯。我顺着门上的橡皮管望去，通到三楼的一扇窗户。
继续走。街道下面，有罗马时代的石柱被发掘出来，那是世界上最早的集市。旁边有个小屋，展览三千年前犹太人所建圣殿的模型。一个人在念经。我问，可以进来看吗？他有点吃惊地看看我，点头。
走在黑帽正统教人士和穿长裙的犹太妇女中，我的休闲打扮很突兀。几个正统教徒家庭的小孩看见我，眼里掠过一丝惊恐。
两个10岁左右的女孩坐在一座300多年历史的犹太教堂前说悄悄话。我问：“雅法门怎么走？”她们立即站起来指路，丝光长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