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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小时的讲话结束后，本·埃里泽在党员们“必胜”的欢呼声中走下讲台。我挤进党员门的“包围圈”，问本·埃里泽，什么是以色列人民选择他的最好理由？他诧异地看了我这个唯一在现场的外国记者一眼，说“选择我，就是选择和平道路。”
本·埃里泽匆匆离开，集会结束。旅舍大厅一会儿就打扫干净了。除了贴在各处的本·埃里泽宣传画像外，包括拉宾照片在内的所有东西都被搬走。
为何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旅舍举办一场政治集会？“伊扎克·拉宾”青年旅舍经理扎维克说，他也不清楚，“也许他们喜欢拉宾的名字，”他耸了耸肩说。（完）
年老的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充满活力，满大街穿低腰裤的年轻男女；往往叫人忘记，这里还有老人。持续三年多的冲突打击了以色列经济，老人们最无法恢复元气。
朱蒂是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在特拉维夫生活了几十年。2000年9月巴以流血冲突爆发前，她经营一家小店铺，后来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朱蒂关门失业。“现在我去找工作，肯定遭到笑话，”在这座美女如云的年轻城市，51岁的朱蒂无法找到工作，尽管她照片拍得很棒。
朱蒂没有结婚，孑然一身，靠退休金度日。陪伴左右的，是7只猫和一条狗。伸出十个手指，朱蒂手上戴了6个猫头戒指。香水味道再浓，也掩盖不住她身上的猫狗气息。难怪街上走过的宠物，都喜欢往朱蒂身上靠。“如果我没有接电话，那就是和我的狗在门外，”她的答录机这样讲。
7只猫和一条狗的天地，朱蒂从不允许外人进入。
难得的两次见面，她总是驾驶着小摩托车姗姗来迟。“我必须躲着警察，”朱蒂边摘安全帽边说，“因为我没有上保险，那些疯子警察有时会查的。”朱蒂和丹尼尔经常聚会的咖啡馆，满座是靠国际象棋打发下午的白发老人。
街道拐角，路灯没照到的地方，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在垃圾桶里扒拉。朱蒂告诉我，那是在找别人扔掉的饮料瓶子，当废品卖。“一谢克尔一个，噢，不，是25阿古拉一个，他要找到4个才能凑满一谢克尔……”她说。
开着方头方脑的“陆虎”吉普车，以色列边境警察西蒙带着我和另一个朋友，沿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坦克前进的线路反向冲上戈兰高地。西蒙说，他开的是警车，可以带我们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
满眼是半人高的金黄野草，绿树点缀其间。“67年叙利亚人的坦克就在这里，”西蒙不时点指路边。果然，坦克留下的深坑，至今清清楚楚。
一座废弃的碉堡里，西蒙领我看墙壁上班驳的阿拉伯字，是士兵用小刀刻上去的。辨认了半天，有一个依稀是“继续”。而碉堡外墙，已经用希伯莱文刷上军队编号，大卫星旗飘扬。再往前是战壕，还有士兵用过的铁丝床，锈迹斑斑。从碉堡的任何一个炮眼往下看，以色列的千顷良田尽收眼底。
一个山头，西蒙让我们下车观望，却不许拍照。山坡下，一面以色列国旗招展，军车排列整齐，分明是个兵营。“他们已经看清我的汽车牌照，”西蒙得意地说，“这些看似没有人的山头，到处都有‘眼睛’。”西蒙的儿子正是戈兰高地驻军士兵，一次，西蒙在山脚下自家院子里“方便”，儿子立即打来电话：“爸爸，为什么不回屋里方便？”原来，正在山头站岗的儿子看得清清楚楚。
路越来越窄，颠簸得越来越厉害，而西蒙的车却越开越疯。他和我的以色列朋友开始用希伯莱语高歌，兴起时翻译成英语告诉我：“巴勒斯坦滚蛋！叙利亚滚蛋！黎巴嫩滚蛋！”拳头伸出“陆虎”敞开的车窗。
一根石柱前，西蒙停下来说，这是1923年英法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你把手放到柱子上，右手是巴勒斯坦，左手是叙利亚……现在，全叫‘以色列’了……”原来这是一根界桩。当时的“巴勒斯坦”，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而是包括今天巴勒斯坦城市及以色列国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图
1923年边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阿拉伯土地而划定。它是英法以及当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经过激烈讨价还价确定。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整个戈兰高地。虽然1974年，根据叙以达成的协议，叙利亚收复了高地的三分之一，但今天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实际控制区仍远远超过这根界桩。目前，叙以和谈的一大难点，就是以色列表示可以撤退到1923年国际边界，即这跟界桩以内，而叙利亚则坚持以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停火线为界。这两条边界的差别，是一块长约10公里、宽不过数十米的区域，直接控制着戈兰高地的水源。
人类为生造出来的“边界”争战不休，而“边界”却以它的不断漂移嘲笑人类的鲜血。
西蒙说自己讨厌阿拉伯人、讨厌穆斯林、讨厌巴勒斯坦，“无论国还是人”。但是，他讲一口流利的巴勒斯坦腔调阿拉伯语，还到处向熟人展示我会说阿拉伯语。回来的路上，一个卖仙人掌果的德鲁兹人成为这种“展示”的又一观众。德鲁兹人讲阿拉伯语，在我看来，他们的长相也完全是阿拉伯人。吃了两个果子后，我顺嘴用标准的穆斯林道谢方式说“谢谢哈吉”，西蒙拍拍我说：“注意，人家不是穆斯林。”
位于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交界处的戈兰高地，人口构成比较复杂，有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和新教教徒等等。
回到西蒙家，一个满身臭汗、一脸通红，歪带工作帽、留两撇小胡子的人走进来。西蒙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倒水，用阿拉伯语聊天。“你要用电话吗？没关系，打吧，”西蒙说。那人接过电话，叽里呱啦一通阿拉伯语，大意是他弟弟快结婚了，叮嘱几句。刚要放下听筒，西蒙说：“讲吧，讲吧，没关系。”
西蒙轻声告诉我，这是南黎巴嫩人，基督徒，与西蒙的一个亲戚共事多年，电话打到黎巴嫩的。“南黎巴嫩人？”我问，“难道是2000年以色列从南黎巴嫩撤军后，出逃到以色列的原南黎巴嫩军队士兵？”西蒙点头。这支部队在阿拉伯世界被认为是“叛徒”，虽然在以色列得到保护，但终究没有归属感。
那人快讲完时，西蒙站在旁边对他挤眉弄眼：“说我向你弟弟问好，说我是阿拉伯人，哈哈。”
以色列北部，基布茨集体农庄。
要不是旁边那一大家子人讲阿拉伯人，我真把他们当成了以色列犹太人。
“来吧，吃烧烤！”他们热情招呼。“你们是巴勒斯坦人吗？”我好奇地用阿拉伯语问。“我们是以色列人，”其中一个显然是家长的男子说。
我突然明白，他们是“48年阿拉伯人”。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没有出逃的阿拉伯居民。他们居住的地方并入了以色列版图，直到今天。
一家人围坐在满地核桃的以色列农庄里，享受着浓浓秋色。那气闲神定的样子，与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判若两个世界。
他们对外讲希伯莱语，在家里只说阿拉伯语。聊到局势，“４８年阿拉伯人”不愿多谈，也期望巴勒斯坦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结束无休无止的流血，“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有犹太人，大家相安无事……”
女子们没有蒙头巾，其中一个倒是带着圆边礼帽蜒犹太已婚妇女的标志！见我诧异，她解释说，“帽子的功能和阿拉伯妇女的头巾一样。”
同一天，我在农庄附近的商店买Ｔ恤衫。指着一件写有“Peace ，just do it和平，动手干吧”问价钱。老板说，别的Ｔ恤衫33谢克尔，这件26，因为图案是“和平”。
听说从耶路撒冷去加沙地带的路上，有个阿以人民和平共处的绿洲，欣然前往。刚要发动汽车，以色列朋友丹尼特打来电话，“路上你会经过一个地方，叫Latrun，帮我买瓶醋。”
Latrun这个名字不陌生，每次从耶路撒冷回加沙，都看到这个路牌，但从来没有进入路牌背后的天地。
离开高速公路，车在一扇高高的石门前停住。门上镌刻着东正教标志，下面是一串图案：禁止着短装、禁止吃东西、禁止宠物入内、禁止高声喧哗……吸引我的是一行小字和一个箭头：Wine Store（酒铺）。
一个叫米纳的小伙子迎上来，轻声说，随便看，但“务必保持安静”。
听丹尼特说过，Latrun是“寂静”的意思。据说这里的修道士，除了参加宗教仪式，平时几乎不说话。
庭院深深。绿的树，红的花，彩色玻璃的教堂，圣母玛利亚闪着圣洁的光。不见一个人影，几乎可以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葡萄架上郁郁葱葱。
回到门口，米纳热情地迎上来，问想不想看酒铺。正合我意。
原来酒铺藏在石门背后。瓶瓶罐罐看得眼晕，丹尼特要的醋孤零零站在角落里。米纳说，先看录像吧。
半间酒铺是个观众席，面前一架电视机，放映一段十几分钟的短片，介绍教堂历史，当然，也是酒史。显然这里曾经游人众多。
片子说，耶稣曾经在这里布道，所以有了教堂。有了教堂，来了修道士。有了修道士，种起葡萄。有了葡萄，开始酿酒。开始酿酒，还招来了法国专家。
修道士们在每年新酒酿成的时候，穿起道袍拿好法器，召开评酒会。把自家酿成的酒一字排开，挨个品尝，评委会主席坐在一盏台灯旁，小锤敲击桌面，算是评分。
“他们脱下道袍，象普通人一样劳作，”整个片子中，我只记住了这句话。这是一个法国酿酒专家描述修道士们的劳动场景。他们自己剪葡萄、运葡萄、分拣葡萄……
米纳说，目前Latrun有20多个修道士。“有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昨天有个刚从伯利恒来。”“为什么都来这里？”“因为这是个神圣的地方。”“不是因为酒？”我问。米纳笑起来，“他们有的终身在这里，有的来来去去。”米纳不是出家人，他在这里工作了5年。
米纳的英语字典不够用了，我相了相面，断定这是个阿拉伯人，便换了语言频道。这下他可乐坏了，絮叨个没完。
从录像里看，原先的酒铺比现在气派。米纳说，都是巴以冲突闹的，没了游客。他自己是48年阿拉伯人，以色列身份。“但我首先是个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然后才是东正教徒……”
我不懂酒，米纳善解人意地邀我和同事品尝。他变戏法般从柜台下面掏出各色样品，嘴里飞快地用阿拉伯腔英语报着酒名和年份，“干红，半干红，甜酒，威士忌红酒，干白……”
转眼功夫，大约2两酒分量的小酒盅，我已经灌下去6、7杯。米纳也忒实诚，杯杯满斟。渐渐，我发现自己的话多了，脚底发飘。
“这么好的酒，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去卖呢？”虽然不懂酒，喝在嘴里的感觉真是舒坦。“这酒不Koshe……你不是犹太教徒吧？”米纳突然紧张起来。
“我不是，我哪样都不是，但我想买瓶酒送给犹太朋友……”“他戴Kippa（犹太小圆帽）吗？”米纳往自己头上比划了一下。“平时不戴……”“那就没事，”米纳眨了眨眼睛。
“那为什么不Koshe一下呢，就可以到其它地方卖了，”Koshe指在犹太教拉比监督下制成的食品，符合犹太教规定。犹太教徒不能食用没有“Koshe”字样的食品。
“因为交不起钱，”米纳低声说，“请拉比来监督，其实就是念经啦，每个月要交5000谢克尔（相当于一万人民币）……其实他念不念经，酒还是一样的酒……”说着，他又把我刚刚喝空的杯子加满。
丹尼特只告诉我这里有卖自制的醋和橄榄油，没提这么好的酒。
结帐时，米纳说那瓶最好的干红白送给我。我从头摸到脚，还是从汽车后备箱翻出一个2004年京剧脸谱挂历回赠。那12张怪脸，够他看一年的。
握方向盘的手发颤，踩油门的脚发软。问同事们放不放心我开车？耶路撒冷分社高路从后座上扔过来一句：“没选择，大家都喝了嘛。”
从土路拐上高速，我们继续寻访“巴以和平绿洲”。我开始联想，那些高帽道袍的修道士们，品完美酒，是不是也打破“寂静”，步履踉跄地高歌几句？巴以这个地方，神性、人性，还有“没人性”，都在一起了。（完）
终于来到久闻其名的Neve Shalom（意为“和平绿洲”）。读过的报道都说，这个座落在以色列一号公路旁、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典范。
事先没有同村里的“公共关系处”打招呼，不能享受导游陪同待遇，却也多了随意观赏的自由。“和平绿洲”的居民见过太多记者，不设防。
“爱之光照耀每个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小学入口有一块这样的圆形石碑，前面是一道彩虹桥。门卫说，里面大约有200名学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一半。
孩子们在上课，录音机里朗读英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走廊里贴着一些画片，我看到了隔离墙、铁丝网背后哭泣的巴勒斯坦妇女、巴勒斯坦难民还有传统巴勒斯坦服饰，另一侧墙上贴着一条横幅，两颗以色列国徽“大卫星”。
拍照还是需要得到允许，我们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法耶兹·门苏尔是阿拉伯基督徒。据说还有一名犹太校长，我没碰上。同这里大多数阿拉伯居民一样，门苏尔是“48年阿拉伯人”，也就是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他们的居住地，今天他们已经成为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他们不称自己为“巴勒斯坦人”，有别于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先是站着局促地聊了几句，后来我把英语频道换成了阿拉伯语，门苏尔高兴地把我们请进办公室坐下。
“我在东耶路撒冷以及其它一些以色列城市也看到过犹太人、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景象，为什么Neve Shalom这么特别呢？”
“在你说的那些地方，我们的确共同生活，但内心并不见得相通；说实话，阿拉伯人在那些地方是‘二等公民’，我们虽然是以色列公民，却不能享受同犹太人相同的权力；你看，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民主国家，但以色列国旗根本没有反映阿拉伯人的存在；Neve Shalom是一个模式，一个理念，希望双方能够在情感上真正相通。”
“请问你们怎么教宗教课和历史课呢？”
“我们分班教，这里的阿拉伯学生大多是穆斯林，专门有给他们上的伊斯兰教课；犹太学生也有他们专门的宗教课；但你不要忘记，这只是个小学，宗教不会讲太深。”
“据我所知，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经书中有些记载是不同的，您如何给学生讲解呢？”
“告诉他们，我们的宗教的确不一样；至于节日，阿犹节日我们都放假，星期六（犹太人安息日）我们经常组织学生在一起聚餐、游乐，让它变成拉近阿拉伯学生、犹太学生距离的一天。”
“那么历史呢，怎么讲解中东战争？”
“我们毫不隐讳地谈论战争，但更向学生们强调人们为战争付出的代价。”
“目前的巴以冲突呢？”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处于犹太人‘占领’之下，我们是被占领的；小学生无法理解太多东西，但我们也有时政课，我们强调一点反对暴力。”
“我注意到村里只有小学，孩子们要到其它地方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犹太学生将来还要参军，您认为社会最终会改变他们‘阿犹共处’的理念吗？”
“你说的是事实，但是我相信童年时接受的教育会对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里的犹太学生来说，无论将来如何，他已经对阿拉伯人有所了解。”
一个阿拉伯女孩两次进来报告，校长跟她过去，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止。
信步走进一间教室，孩子们正在上英文课。黑板报上有显然出自儿童之手的以色列国旗、巴勒斯坦国旗，还有一面巴以各占一半的国旗。孩子们看见我的相机蠢蠢欲动，怕影响老师讲课，赶紧退出去。
隔壁教室显然活跃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