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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时可以容纳200多个摊位。今天，只有稀稀拉拉的5个菜摊开张。
现年62岁的阿布·伊哈布住在紧邻菜场的楼里。围困官邸前，每星期至少有几个小时的解禁期，但现在已经宵禁6天了。“家里实在没吃的，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来买点西红柿、土豆，”他说，“这回多买点，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买菜呢？”
年近七十的老太太乌姆·迪亚布支起小木桌卖薄荷叶。这些薄荷叶已经存了将近一个星期，因为没法出来摆摊，眼看都蔫了。“再不卖掉就坏了，我今天冒险出来，卖一点是一点
。”她说。解禁期间，她一天能挣一二十谢克尔（合40多元人民币）。今天的生意更惨淡。卖西红柿的纳赛尔把我们拉到室内菜场，这里蔬菜腐烂的臭味更加浓重。角落里整筐整筐的西红柿、茄子蔫了、烂了。四个星期前，他从约旦进口这些蔬菜，一旦宵禁，所有生意都断了。“我的菜卖不掉，有人却没菜吃。”纳赛尔说。
48名记者同寝
听说戒严，还要往城里赶的一定只有记者。拉姆安拉新闻中心里云集各大世界媒体记者。楼下停着一排12辆贴着“ＴＶ”标志的汽车。戒严期间不得上街，记者们只好自己动手在新闻中心的临时厨房里做饭。一个30平方米的演播室成为记者们的临时卧室。主任艾哈迈德说，有一晚，这里同时睡了48名记者。
在一间工作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今年4月在这座城市里中弹身亡的意大利记者拉法奇的大幅海报。海报上印着一句话：“纪念为新闻自由献身的烈士”。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电视台的女记者曼说：“太累了，我希望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休个假。”目前拉姆安拉的记者们大多在新闻中心吃住，他们自己做饭，像一家人一样挤在狭小的厨房聚餐。我们来到新闻中心的时候，正是中午11时多，他们刚刚做好早饭，因为所有人都是在凌晨才睡觉。
24日夜，我和同事没能离开拉姆安拉。黄昏时，在市郊一所宾馆门前碰到戒严下散步的巴勒斯坦女孩。她一脸轻松，满不在乎地说：“戒严？我根本不怕。士兵一端枪，我就往回走，反正已经习惯了。”看到我们，她显得很高兴：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能在大街上看到外国人，说明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并没有被遗忘。
第二天，我和同事上街继续拍摄。当时携带的防弹背心没有反光标志，我们把新华社制作的、贴在汽车上的红色不干胶“CHINA PRESS（中国记者）”一撕为二，我贴上“CHINA（中国） ”同事拿了“PRESS（记者）”。当天，以色列宣布解除戒严数小时，供当地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也得以离开拉姆安拉。
2002年10月20日，经过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检查站时，心里没底。9月24日第一次进拉姆安拉，这座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在戒严下一片死寂，只有以军坦克四处出没。很难想象解禁之后，“鬼城”是怎样一番景象。
“鬼城”重现生机
还是约了上次的出租车司机纳比尔。曾经共患难的人见面，犹如重生。
纳比尔眼睛里闪着光，兴奋地说：“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
车子开进拉姆安拉，我们无暇注意街上的垃圾，炸成废铁的汽车，房门是否紧闭，院子里的花是否寂寞地开…因为满眼都是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西服的，戴头巾的，摩肩接踵在眼前晃动。年轻女子虽然不穿袍子，却还是长裤长衫。车子走得很慢，因为到处是小商小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汽车声和音乐声混在一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充实。卖水的人背着一人多高的尖嘴铜壶，壶顶上插着红红绿绿的假花。倒水时一弯腰，花儿一颤，一杯橙黄透明的甜水就端到你面前。车窗外飘来食物的香味…街边一口直径近1米的大油锅里煎着“菲拉菲莱”。图
孩子们穿着绿色或黑白条的校服走在回家路上。不用为了躲避坦克，磕磕碰碰地翻越山坡了。记得戒严期间，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拉姆安拉小学生们在上学路上听到坦克开炮、四散奔逃的情景。当时一个梳两根辫子的女生在记者话筒前放声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今天，我没有看到眼泪，反倒是她们因为见到外国人，露出怯生生的笑容让人心疼。街上仍然遍布涂鸦。但已经成为人来人往的背景，不像上次，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鲜红的标语平添了不少诡异和恐怖。
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人！虽然一道戒严令，几辆坦克可以使一座15万人口的城市变为“阳光下的鬼城”，但任何形式的禁锢都挡不住生命汩汩的涌动。
纳比尔告诉我一个坏消息：9月29日阿拉法特官邸解围后，24小时的戒严取消了，但每天下午5时过后全城依旧宵禁。
修复中的官邸
一只巨大的绿凤凰昂首向天，翅膀下是红色的熊熊烈火…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一堵倒塌的墙壁上，巴勒斯坦艺术家们画上了这幅“凤凰涅槃”的图画。巴勒斯坦人相信，凤凰是一种“不死鸟”，即使被大火烧毁，也会重生。
水泥匠奥马尔站在一个比他人还高两倍的大窟窿前说：“我们会让所有的建筑重新站起来。”几乎没人相信这片废墟还可以被修复。上月19日至29日，以军坦克、炸药和推土机将阿拉法特拉姆安拉官邸内除了办公楼以外的所有建筑夷为平地。高大的楼房成了碎石瓦砾，残存的墙壁上满是窟窿29日解围那天，有些人不是从大门，而是直接从窟窿跳出来的。
当我再次站在被毁的阿拉法特官邸大院里时，眼前已不仅仅是一片废墟。“叮叮当当”的榔头声，“轰轰轰”的冲击钻声告诉人们，一切正在修复中。
官邸入口只有一个士兵把门，也不盘查过往人员，似乎谁都可以进去。所谓的“入口”实际上用一排铁皮汽油桶围出来的，原先的院墙已经被以军铲平了。
重建工作在以军撤出后马上开始。几十名当地建筑工每天在此工作10至11个小时。“要不是非得赶在每天下午5点全城宵禁之前赶回家，我愿意一直干下去，”奥马尔说。重建工程由一家私人公司承包，工人们的工资不会比从事其它工程高，但因为在这里工作，他们感到骄傲，也体会到责任重大。
工人们看起来很愉快，有的边干活边唱歌。看见有外国人经过，他们就高声打招呼“欢迎来巴勒斯坦！”到官邸来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记者，还有些“旅游者”。29岁的德国人马克举着相机好奇地在官邸大院里拍这拍那。他跟随一个国际救援组织来西岸工作，阿拉法特官邸成了他的“必游之地”。
官邸损毁程度相当严重，修复难度很大。光是清理废墟，就让工人们大伤脑筋。“几十辆被炸成废铁的车子一时没法挪走，我们想把它们摞在一起，作为纪念品永远留在官邸里，”工头艾敏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人士在汽车上张贴标语，呼吁双方开始对话。
办公楼周围的铁丝网还没有搬开。因为重建刚刚开始，还无暇顾及。办公楼旁，一个崭新的接待厅已经初具规模：明亮的电灯、雪白的墙壁、光洁的大理石地面……架在两座办公楼中间的通道也将在一周内修复。以军为了切断办公楼内被困的人通向外界的出路，铲断了这条“空中走廊”。
官邸内人士预计，重建整个官邸需要1500万至2000万美元。目前，伊斯兰发展银行提供了一部分资金，但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只能先修复主席办公室、会议室、团体接待室和机房，”这位人士说。
一排摄像机架在黄沙、石子和钢筋旁，正对着办公楼入口。入口处依然堵着沙包，一面硕大的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其上。每天，数十名记者在这里“守候”阿拉法特主席和进出官邸的巴勒斯坦官员。虽然官邸被毁，重建工作刚刚开始，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工作依旧在一片废墟中继续着。
突然，记者们一拥而上，原来是阿拉法特主席下办公楼送客。商量好了似的，手持话筒的电视记者们全部“趴”在台阶上仰头提问，以免挡着后面的摄像师拍画面。只有摄影记者们“不知趣”地插在中间。我在后排高声问，“您何时将宣布新内阁名单？”阿拉法特没有回答。这些天，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巴勒斯坦新内阁的组成。但由于部分人选一直定不下来，阿拉法特屡次推迟宣布名单
一个记者问：“您如何看待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特使不准备会见您？”阿拉法特两眼放光，用手指着那个记者说：“我没有要求见任何人，你是在跟阿拉法特总统说话！”今年3月，官邸被围困时，阿拉法特以同样的口吻回答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ＣＮＮ记者的提问…“你是在跟阿拉法特将军说话！”
泪别拉姆安拉
赶在5时宵禁前出拉姆安拉的人不少。司机纳比尔指着离卡兰迪亚检查站20米远的一条山间小路告诉我，一些没有通行证的巴勒斯坦人从这里“溜”出去。当然，他们十有八九会被以军抓回来，扣留几个小时然后放走。极个别“偷渡”成功的人中可能有潜在的自杀爆炸者。
检查站的两大特征是铁丝网和水泥路障。一个带刺，一个冰冷，令人望而生畏。过检查站的人一多就有些乱，一个穿绿军装的以色列女兵站在街心维持秩序，和那些围白头巾的巴勒斯坦男子、头顶行李包的妇女推推搡搡，大家都用阿拉伯语叫嚷着。
隔着我站立的铁丝网，一个穿月白底色红绣花长袍的老太太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买菜。小女孩很淘气，老太太一路走一路数落她。过了检查站，我追上她问，为什么特地到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检查站买菜？她说，因为拉姆安拉经常戒严，当地菜农担心没有人来买，所以往往贱卖。老太太住在检查站外不到1公里的地方。当她知道我是记者后，出乎意料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眼珠子瞪得老大，“犹太人把我们欺负苦啦！欺负苦啦！”“新政府不是快成立了吗？你怎么看？”她松开我的手，撇了撇嘴，“不论是不是新政府，都不能保护我们，犹太人说杀就杀……”我转过头去，在风里擦了擦眼睛。
2002年至2004年，我见证了阿拉法特生命中的最后两年。这两年，是他多次遭围困、足不出官邸的两年；这两年，是美国和以色列“外交孤立”他的两年。
有句话说，“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呵斥，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和智慧把你勒死。”在阿拉法特身上，傲慢与谦恭，丝带与长胡须，大声呵斥和智慧，相继为用。
新特使遇故知
第一次见面在2002年11月13日。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到访，新华社等媒体记者随行采访。王特使与阿拉法特有着30多年的交情，第一次相遇时，王世杰正在叙利亚工作。而今天，作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他不仅带来了中国政府对巴勒斯坦事业的一贯支持，中东之行本身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事务。
十多平方米的阿拉法特会客室简朴得令人难以相信。没有窗户，光线非常暗。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两个挂钟，屋里几乎没有其它摆设除了阿拉法特座位后，一台上书“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字样的长方形装置，还冒着气泡不知是否是换气装置。
王特使健步走来，这个简陋的办公室立即充满了笑声和闪光灯。阿拉法特老远就伸出双臂，深深地拥抱王世杰，并用阿拉伯人最热情的礼节，左右各三下亲吻了特使的脸颊。这对阔别30多年的老朋友在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重逢了。
会谈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正值斋月，白天不能进食、饮水的阿拉法特却给客人端来了茶水。会谈结束，记者们才得到允许进入。阿拉法特耐心地同我们一一合影尽管早就听说他的眼睛怕强光刺激，但还是微笑着容许闪光灯不停工作。他的眼神非常柔和，据说那是一双喜欢看动画片的眼睛。
阿拉法特右手握住原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另一只手招呼我过去。站定，摄影师说最好换个角度，门口墙边有巴勒斯坦国旗，可作背景。阿拉法特一把拉起我和吴大使，刚才握着的手没有松开，我感觉到他的手非常有力，非常温暖。由于椅子的阻挡，他几乎是把我“拽”到国旗前，拍照时，他忘记换手势，还是反握着我的手掌，紧紧地。
众人轮流合影完毕，我一个箭步上前， 打开录音机就问：“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国特使到访的意义？”话音未落，阿拉法特微笑着说，“非常感谢中国在目前和平进程面临巨大困难时，依然关心巴勒斯坦人。感谢所有中国领导人，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患上帕金森症，阿拉法特嘴唇颤抖厉害，念中国人名很费劲。他清晰记得自己首次访华的时间。
谈到中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作用时，阿拉法特的眼睛闪了一下，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姐，你不要忘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特使到访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关心巴勒斯坦人民。”
事实上，阿拉法特近年来身体虚弱，官邸新闻官一般只同意电视媒体记者采访阿拉法特。所以，我们决定“抢”一次采访。当我一个箭步蹿上去的时候，原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默契地抱住阿拉法特的顾问，并与他攀谈。而等阿拉法特开口回答我的问题时，就不会有人“斗胆”上来阻拦了。
近10分钟后，礼宾官催着往外走，我已经关掉录音机，没想到阿拉法特往前走了半步，又停下接着说：“还有……再次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江泽民主席。”
阿拉法特转身一把拉起王特使的手，向办公楼外走去。
大楼门口各大媒体几十名记者一起拥上来，七嘴八舌问了一堆问题，焦点都是中国中东特使。王特使用洪亮的声音向全球媒体表明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阿拉法特通报了会谈情况。整个过程中，阿拉法特一直紧紧握着特使的手。
有记者问阿拉法特，以色列官员发出驱逐您的威胁，您对此有何评论？阿拉法特一下子激动起来，声音提高八度。“我是阿拉法特，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生活在这里”他一口气说了5个“祖父”，“没人可以把我从这片土地上带走！”
后来听说，王特使在会见中说出了一个小“秘密”：他一直希望能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见到阿拉法特主席。
共进午餐
2003年2月7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一行到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向这位现年74岁的老人辞行。会谈结束后，阿拉法特执意邀请我们共进午餐。
意外的是，午餐不在饭厅进行，而就在我们刚刚结束会谈的办公室里因为官邸内根本就没有象样的饭厅。刚才，双方在半张桌边交谈，现在挪到另外半张就餐。两名白衫黑裤的侍者进来，训练有素地摆好餐盘刀叉。入座时，我发现杯盘刚好盖住桌面上一道长长的裂缝。
桌上摆的是“经典”阿拉伯菜肴：烤羊、烤鸡、牛肉、果仁汤等。只有阿拉法特的盘中餐与众不同：两边带把的陶罐、一点蔬菜。他双手捧住陶罐说，“我就不讲究礼节啦，”端起来就喝。一会儿，他就吃完盘子里的蔬菜，站起来笑咪咪地给每个人递玉米块。
近距离看阿拉法特，我发现他那标志性黑白格头巾已经泛黄。听说他是个非常讲究仪表的人，就连跟其他国家元首通电话前都要整理衣冠，以示尊敬。那次共进午餐气氛轻松，我们斗胆打破禁区，问起阿拉法特夫人苏哈和女儿的情况。阿拉法特两手端着汤，神色变了一下，目光没有直视我们，淡淡说，她们目前在巴黎或突尼斯居住。
与阿拉法特交谈，绝对需要掌握分寸。他本人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曾经不止一次突然摔开话筒，扔下一句：“你是在跟阿拉法特将军说话！”然后拂袖而去。此外，他身边的新闻官也会严密监控记者的问题，那眼神分明告诉你，一旦“越线”，你将永远成为阿拉法特官邸“不受欢迎的人”。所以，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只能点到为止。
不过，那天气氛轻松，阿拉法特甚至在我的提问下，说起小时候在耶路撒冷同犹太儿童玩
耍的情景。“那时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是犹太人，”他说。对于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他来说，重返圣城成了此生夙愿。
不过，有的传记作家指出，阿拉法特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他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