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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资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们是瞒着父亲的，终究还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父亲起始大惊，虽然没有责怪我，却明显地看出他的失望。父亲的反应也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重这个奖，可惜我轻易放弃了。
我对父亲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想到两年后，第8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开始选拔时，我突然收到选拔会寄来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说，上届有人推荐我，但我未曾寄资料，而他们仍为我保留候选人资格，希望我尽快补送……这几乎是从未有的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从来只听说每届的候选人如过江之鲫，要做大幅度的筛选，没听说还保留名额。正因为如此的不寻常，我开始正在视这件事，莫非冥冥中自有上帝“旨意”？再加上父亲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殷殷期盼，若能得奖，对老父也是一种安慰。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来，父亲以他多年案牍的经验，亲自教导我一一分类、贴上标签、编排索引，整整装满一大纸箱。他甚至担心邮政失误，坚持亲自将资料送至选拔会。社区山路难行，箱子既重且大，无法背也无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亲已年届70，但他一点也不以为苦，喜滋滋地说：“为女儿服务，是爸爸的光荣！”名单揭晓后，父亲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台北买报纸，他对报贩子说：“你把所有的报纸，每种都给我一份！”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得了一些奖。每次，他都把报道我的新闻看了又看，把我得奖的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举凡向他道贺的亲朋好友，他都要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我的“奋斗史”及得奖经过。
糟糕的是得奖后遗症。在往后的10年间，父亲不论是到邮局寄信，商店买东西，或是到户政单位办事，回来后一定会对母亲津津乐道：“人家都说，我的女儿好了不起哟！”“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是刘侠？”母亲不解地问。
父亲只笑不语，母亲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处张扬的，对不对？”“光然罗！”父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父亲几乎患了“得奖症候群”，某某大学颁给别人一个荣誉博士，父亲竟会酸溜溜地说：“我女儿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总之，不论别人得了什么奖，好像都应该有我一份。好在家里还有一位冷静、理性、视名利如“粪土”，经常把我的奖牌拿去垫锅底的母亲，总算平衡了父亲的“狂热”，没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带领残障团体赴大陆访问，会后顺便陪母亲回西安省亲。行前当天，突然接到吴三连文教基金会的电话，主动甄选我为当届社会服务奖的得奖人，颁奖典礼正好在我预定回台的那一天。由于深恐大陆的交通状况不易控制，无法及时赶回，我特地要父亲代我领奖。事后，据朋友形容，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只见父亲快步冲上台，兴奋难抑地“标榜”着自己的女儿，惹来台下一片笑声。
只不过，这股兴奋的情绪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父亲就匆匆走了。父亲过世之后，任何奖对我都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得奖与否那样在意期盼，并且能与我一起分享荣誉、分享快乐的人了。
前些天，社区一位邻居告诉我，父亲曾对他说：“我这个女儿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比起其他得博士的儿女还要让我引以为傲！”我多么想大声告诉父亲：“爸爸，我所有的奖都是为您得的啊！”
接触大自然——走向科学之路的起点
文汇报
福井谦一
我总是匆匆地把作业完成每当我回忆儿童时代，总要产生一种幻觉，耳边似乎又响起咣当、咣当的电车声。
每次学校放假，我都要从大阪乘车，去奈良的外祖母家。外祖母家被群山环抱，自然气息浓郁，哺育了我幼小的心灵。从大阪出发，到西大寺车站，大约需55分钟时间。西山山麓有个小道池，它的南边有菖蒲池，外祖母家附近还有笼池、蒜池等，这些小池塘星星点点，均匀地点缀在山中。池水清澈碧透，成了我们忘情追逐小鲫鱼的胜地。我总是匆匆地把作业完成，第二天一早就飞出外祖母家，扛上今天已不多见的原始钓鱼竿，和弟弟们一起到池边钓鱼去了。
要是在夏天，嘴里还要塞满杨梅果，所以钓鱼时总鼓着腮帮子。有时我们也沿街北上，到京都府山田川的干谷去玩。当然，这种远足是非常累的。如果去爬山，就一定找个晴天，这样可以眺望远处的山脉。这些玩耍常使我忘掉时间，忘掉一切。
这竟是由我发现的！
我从小就有收集癖，和社会上的收集迷们一样，集邮、集火花等。比他们更进一步的是，这种癖好还被引向了大自然。我刚懂事时，就爱在家中院内，望着柔嫩的杂草幼芽发呆，并且把它们排列成行，独自欣赏。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似乎有些傻里傻气。上小学前，我的收集对象上了等级，由植物转向矿物。我永远忘不了曾在那里采集到一块树状沼铁矿石，它呈空心树枝状，是一种珍贵矿物。当我了解到它竟是沉到湖泊或沼泽里的木头上的铁矿石时，内心的激动再也按捺不住了。这块在我家附近的帝冢山丘陵地带采到的矿物，证明了远古时期这一带曾是水底。天啊！这竟是由我福并谦一发现的！
进小学后，我的收集爱好又转向了采集昆虫。在我家附近，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现大金蝽那样珍贵的昆虫，还有至今在山地已经很难寻到的花黑斑蛱蝶。这种橙色和黑色对比鲜明的奇特蝴蝶因为是在我家后院捕到的，所以记忆犹新。
追溯往事，留下记忆的几乎都是小时玩耍中发生的事情，对于我，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回忆，相比之下，对学习的回忆显得淡薄多了。一般说，我绝不认为自己是不认真学习的学生，然而就是在小学，我关心的也不是课堂上的学习，而是一些课外的事。自己出生在自然环境包围下的土地上，从小就有机会和大自然打交道，这对培养灵感、培养对科学的直觉，影响极大。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一次也不曾对我们使用过“好好学习”之类的话，几乎没有问过“学校教了些什么”“老师怎么样”等有关学校的情况。不仅如此，即使在临考前夕，父亲还常常邀我“下一盘”，他知道我喜欢下围棋。
令我望眼欲穿的外国杂志由于业务上的来往，常有不少外国邮件寄到父亲的工作单位。其中最令我望眼欲穿的是一本寄到家里的外国杂志——美国的《国家地理》。那时我还小，自然看不懂英文，但这本装帧独特的杂志在各种邮件中非常诱人。无论正在做什么，只要发现有这本杂志，我都要扔下手里的东西，贪婪地翻看。每一期杂志都登满了美丽的彩色图片，内容大多是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近乎原始的生活照，也有不少人文学方面的内容。花花绿绿的照片在我幼小的心里激起极大的好奇。最让人百看不厌的，是那些色彩鲜艳的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画片。有在日本根本见不到的奇花异草；有在广袤沙漠中生息的远古恐龙般珍贵的爬虫类；有密林中高等动物极难对付的生活方式；有在高山飞舞的原色蝴蝶和可爱的昆虫；有在北极那样严峻的自然环境中过着不可思议生活的生物……每浏览完一期这样的杂志，内心里对大自然的向往就加深一步。
少年时代这些微不足道、司空见惯的体验于我——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今天，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回顾自己的学问人生是能够了解这些体验的分量的。相比之下，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得到的帮助就少得可怜了。
她要在萨拉热窝找回牙齿
上海法制报
赵念渝
“无冕之王”成千上万，但是像美国CNN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吉普赛·莫茨这样玩命的却堪称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隔段距离望去，这位现年42岁的女摄影记者并无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她身着黑色Ｔ恤衫和牛仔裤，瘦弱的躯体扛着15公斤的摄影器材四处奔波，忠诚地履行着CNN摄影记者的职责。但是，如果你走近看的话，就会发现她的脸颊上有一道直至颈部的伤疤。在她开口说话时，你必须仔细倾听才能听清她说些什么。道理很简单：她没有牙齿，因此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这是去年夏天萨拉热窝给她留下的“永恒的纪念”。在萨拉热窝的内战中已有34名记者丧生，莫茨也差点在那里“光荣”。当时，一颗子弹击穿CNN采访车的玻璃，正好击中莫茨的脸部，虽然没有穿过致命的动脉，但是却掀掉了她大半个脸，颧骨被打得粉碎，舌头被打断。在送到诊所时，大夫们直摇头，认为她不行了。但在经过20来次手术后，她又奇迹般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媒介人士无不惊叹这个女人真了不起。她自己也哭着对采访记者说：“我已经要求重回萨拉热窝，说不定我还能在那里找回我的牙齿。”
莫茨小姐是新西兰一位建筑商的女儿，她于1983年移居美国，开始时在休斯顿一家电视台工作，1990年起任CNN摄影记者。
1992年6月，她第一次被派往萨拉热窝，逗留6个星期后，她已经习惯周围的流弹。她至今仍记得当时狙击手向她袭击的详情，她说：“我当时已毫无痛感，我知道我整个脸部都掉了下来，样子一定可怕极了，我尽力托住自己的脸。我摸了摸眼睛和鼻子，它们都还完好无损，，我祈祷着别破相太厉害，否则的话我的男朋友要离开我了。”当时同在一辆采访车上的CNN记者科索尼说：“到处是碎骨头和皮肉，她满脸是血，拼命用手止血。”莫茨应该说是“命大的”，那天清早萨拉热窝的受伤者寥寥无几，因此在她长达7个小时的手术中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本来时断时续的电力在那天上午却奇迹般地没有停，否则的话，她必死无疑。第二天上午，她被军用飞机送往德国的美军医院，而后又被送到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梅耶医院。她在那里一住就是3个多月，医生用她肩上的皮肤和骨头修补了她的脸。整容手术期间，她只能通过气管呼吸，营养管道直插进胃里以维持她的生命。
直到今年1月才取走呼吸器和流汁管道，恢复了正常生活。今年3月，尚在恢复期的莫茨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她的下腭仍毫无感觉，脸部还留有弹片，体重从66公斤降至58公斤，对此，她开玩笑道：“这是玛格丽特·莫茨的萨拉热窝快速减肥术。”今年10月，医生将为她装上假牙。而后——莫茨说——她想去萨拉热窝，甚至想认识一下当初袭击她的枪手。“我会请他喝一杯，问他几个问题，比方说当时距离有多远。”
今生今世
台港文学选刊
林佩芬
明媚的春天里，他们结婚了；杜鹃花灿烂的开着，一对新人甜甜地笑着。
八个月后，肝癌夺走了他和她的一切。
她整整哭了两年，每天什么事也不做，只对着他的骨灰坛流泪。她告诉来安慰她的朋友：我是一个活着的死人，我的心已经跟他去了……第三年，春天又来了，她停止了哭泣，去找了一份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她把他们的房子变卖了，连同他的抚血金，一起捐给了他们共读了四年的母校，用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奖学金。
她写信给所有为她担心的朋友：他永远活着……
金色印象
台港文学选刊
林清玄
水牛的眼睛有一次，我和一位农人与他的水牛一起下田，我看到那头水牛的巨眼是红色的，像烧炙过的铜铃，我问起那位农人，他说：“所有耕田的水牛都是红眼的，因为他们被穿了鼻环。”据说很久以前，当水牛没有穿鼻环，没有下田的时候，它们的眼睛是黑白分明的，在耕田以后，他们没有流泪，却红了眼睛。
我想到，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任何动物都是有感应的，水牛如此，你看过真正快乐的猪吗？
乞丐的钵子我把钱放在一个乞丐的钵子里时，有个好心人走过来对我说：“台北百分之九十九的乞丐都是假的，你当心他拿你的钱去花天酒地。”
我说：“只要做了乞丐就没有假的，因为他伸手要钱的时候，心情就是乞丐了。心情是乞丐的人，即使他四肢完好，孔武有力，家财万贯，他仍然是个乞丐，更值得同情，值得施舍。”同样的，一个穷人只要有富有的心情，他就是一个富人了。
比目鱼在市场买了一条比目鱼，只有一半的肉，听说比目鱼是皇帝吃了一半丢在海里的，台湾人叫它“皇帝鱼”。
煎着比目鱼的时候，我突然为难起来，因为我请一位外国朋友吃饭，如果把无肉的一面朝上，他会以为我请他吃鱼骨头；如果把有肉的一面朝上，翻鱼身时，他会以为我事先吃了一半；如果我告诉他皇帝的故事，他是绝对不能相信的。
最后我把比目鱼留着自己吃，自己做剩下的半个皇帝，中国古人碰到不可理解的事，总是相信皇帝的。
鸟的心情即使这世界有了飞机，我总是还羡慕着鸟。
尤其当我在烈日下赶路，一只鸟突然的啾啾飞过，一晃眼就到了我要去的山上。那只鸟也许早上还在田野上觅食，午后，它已经飞过好几个市镇。飞机比起鸟来是笨拙的，因为即使我有飞机，也不能看到一片芦苇美丽就随兴飞入。
但这世界上只要有鸟笼，有溜鸟的人，我就知道我并不真的想做一只鸟，只想有鸟的心情罢了。
风知道山我躺在田野上看山，山不高，但姿形优美。
我努力的想像着山那一面的情景，也许它刚播种不久，有一片新芽的绿，也许它已经是收割后的苍凉，虽然我那样想着，但完全不能确定山那边的风景，除非我站起来，爬到山的顶上去看。
阳光从山那边转来，它知道山那边；风从山头吹过，它知道山那边；鸟飞过群山，它也知道山那边；只有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上山。这时我感觉在山之前，我是多么渺小，那不是一座高山，因为我懒得上山，它就格外高了。
海拔五百有时候只要往上走几步，不要太高，只要走到海拔五百米，世界就完全不同了。
本来我们是抬头看世界，可是就在海拔五百的地方，我们既可以府视也可以抬头，天更广了，平芜拓得更大，人的心也就远大了。
我们不必像爬山专家，到五千或者一万的地方，把名字刻在石上，他们说那是“征服”。但是，有了征服，就没有完全自由的心情。登山专家只看见山顶，不像我们，能享受海拔五百的乐趣。
声音的灵魂深夜里坐在小屋中听音乐，是我最爱的事，音乐固然是美的，但就是看着唱片上旋转的唱针，也可以把人从时空中超拔。
那唱针一圈一圈画着唱片，竟好像是磨着音乐家细致的灵魂，却在千百里外千万年外的时空被不同的人磨着，藉着灵魂的苦磨，音乐洗涤了更多的灵魂。
灵魂真是个奇异的东西，愈磨愈清明。
我的家我走过一座黑暗的树林，遇到一位住在林中的人，除了他的木屋，他几乎没有财物，可惊的是，他还是一个青年，并且安之若素。
我问他：“你这么年轻而强壮，为什么不到山外去打天下呢？”他疑惑的望着我，指着那一片树林说：“这儿是我的家。”以一种无比肯定的语气。
走出树林，已是黄昏了，我看到脚下的城市华灯万盏，那里是许多人的家，也许住了很多富有的人，但从远处看，每一个人的家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
敬畏生命（外一则）
《白色山茶花》
张晓风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吃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漫地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憾。
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靠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条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
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