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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里的兄弟们纷纷开始行动，有的去小卖部排队打那些明为告别实为炫耀的电话，有的伏案写些摆明打算公之于世的伪遗书，连神情也开始酷似即将开往波斯湾的海军陆战队将士。
郑队长和王队长商量了一下，安全起见，决定不让女生去。消息传出，女生那边哀声一片。男生这边，身残志坚者如我者，不能去；个头儿不均匀看着就不能打的——如小胖和阿轩者，也不能去。命令一宣布，哥儿几个也开始作满脸悲愤、寻死觅活状，可惜已经回天乏力。
傍晚，队伍出发了，整整装了两大卡车，我和留守的兄弟姐妹去送他们，二胖神气活现地站在卡车上，一手抓着车栏，一手接过我削好的一个苹果，突然打算赋诗一首以衬悲壮，吭了半天没憋出什么符合意境的词儿，遂贯彻拿来主义，直接侵犯古人的知识产权：“风萧萧兮易水寒……”下一句还没吭出来，发现兄弟们全部对他怒目圆瞪，只好乖乖地闭嘴。
王队长甩上车门，一声令下：“出发！”队伍遂高唱着《打靶归来》开进，与我们这帮留守的小弱病残渐行渐远……
半夜两点，大胖他们骂骂咧咧地回来，我和阿轩、小胖忙从床上蹦起来询问执行任务的细节，大胖一语不发，一下子把自己那两百多斤横肉甩到床上，转眼就鼾声如雷。二胖则气炸了，忙着找阿轩要烟，一边点着一边骂道：“什么执行任务？！明明是去清理暂住人口，给郊区的派出所的户籍、片儿警们提包拿本儿，操！”说着拉开抽屉，把写满豪言壮语的《与父母书》、《与女朋友书》和《与党书》扯得粉碎。
几天后，上级又要调我们新训队配合某郊区派出所执行任务，消息传出，万马齐喑，谁也没兴趣再打着手电在农田里任由蚊咬虫叮或者到工棚里侵扰民工……王队长觉得既然任务比较轻松，不如让上次没去成的所有的小弱病残一起体验一下基层生活（女生除外），由于人数不够，又临时搭上新训二班一群壮汉。
我所在的204寝室为我、小胖和阿轩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午餐会，兄弟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还是用室费购买了风油精和手电电池供我们护身之用。
队伍晚饭后就出发了，送行现场一片哄笑声，少了些上次易水相送的气氛，车上的我们感觉车下那帮小子像在送减肥旅行团一般。为了表示敬业精神并保持战士的尊严我们只好自己强作肃然状。
卡车很快穿出市区，在被农田环绕的国道上奔驰，风吹发梢，大片大片的绿色从眼前掠过，大家感觉异常轻松。
到了目的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看到分局防暴队的人都戴着钢盔握着警棍，一个戴着眼镜的负责人开始向王队长他们交待任务，大家看着王队长和郑队长的眉头越来越紧，开始猜测这次任务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而且两位队长显然已经开始后悔没有拉来上次的海军陆战队，而是拖出我们这支地方民团武装。
王队长开始向我们传达指令，没详谈细节，只是把二班的壮汉和几个派出所的民警编入抓捕组，并让我们其他人直接冲进村子，看到标语或者横幅就扯下来。还叮嘱我们对群众务必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大家想问更多细节，被制止了。
行动开始了，我们直接冲进了村子里一个打麦子的操场，下车后果然发现树枝和围墙上挂着很多标语，比如“想青天，盼青天”、“小夏村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字样，麦场上有三三两两乘凉的农民，有的看见我们来了就逐渐靠拢过来，有的则往村子的深处跑，好像是去报信。
接着我们听到一阵急促而连续的狗叫声，知道抓捕组那边已经得手了，正准备把标语扯掉后撤离，才发现几乎无路可退。好像只是半根烟的工夫，我们已经被上百名村民团团围住，青年人都缩在人群后面，我们面前都是老人和妇女，有的在喊：“你们凭什么抓人？”还有的则大叫着“还我儿子丈夫之类”的话，大家都觉得很纳闷儿，不是来抓逃犯的吗，关这帮村民什么事情啊……没人给我们答案……
前排的人群开始对我们拉拉扯扯，有的人帽子被抓掉，有的人肩章被撕掉，有的人手臂被抓出了血印，开始有人趁乱打些暗拳，我们这群菜鸟警察只能手拉手缓缓后退。
从村民的吆喝中我们大概明白了些情况，他们都是洪水后迁来的非法移民，政府开始也没当回事，任其在这块闲置的土地上聚居，渐渐地他们在这里开了池塘并接来家人慢慢形成了自然村落。国庆要到了，上级又要开始严格控制暂住人口，这些人依法都要迁走。这时村里有人造谣说这块地要卖给外国人做高尔夫球场，于是村民开始不安、不满，进而行动起来，经常组织人去市政府门口闹事，还把派出所派来做劝说工作的车给砸了……
我们这才知道刚才抓捕组抓的都是带头闹事的人，是他们的父老乡亲。而我们则成了吸引注意力的诱饵，所有的兄弟都一脸悲愤，觉得分局的人拿我们吸引注意力可以，怎么着也应该把事情的原委提前通知我们呀。
这时候郑队长突然拨开人墙冲到我们前面，并和人群中一个为首的老者对话，说什么我们没听见，可是很快看见他被打了一耳光，接着听到有人在后面喊：“把他们全部扣下来当人质！”
人群开始骚动，后面开始有些黑糊糊的东西朝我们飞过来，有些同学被击中，歪倒在地上。原来躲在妇孺后面的一些人朝我们丢起了砖头。接着，连妇女和老人也开始动起手来，有些同学被拉进人群，警服被撕破，肩章被扯掉。
突然，我发现身边的小胖斜着朝我靠过来，我赶紧接住，伸手一摸他脑袋，感觉黏糊糊的，忙大叫：“小胖被砸伤了！大家小心砖头！”几个同学开始忍不住还手，把对方几个动手打人的往我们这边拉，我也气愤起来，把一名正拿着锄头砸向阿轩的妇女一把推到农田里，突然一个小姑娘死死抱着我的大腿大叫：“解放军叔叔，你别打我妈妈！”
我心中痛得不行，感觉我们简直和进了村的鬼子受的待遇没两样，这难道就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会儿连步子都挪不开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阿轩大叫着冲过来，一把将小姑娘扯开，因为后面已经有个人拿着钉耙照我站立的位置砸了过来。
只要一个同学被拉到人丛中，周围的战友就马上往那个方向涌，拼着吃奶的劲儿把他抢出来。那可真是比抢亲还艰难的过程，无数拳头和棍棒招呼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不管不顾，一心把受伤的同学给拖回来，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被拉到村里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很多同学受了伤，大家缓缓撤回国道，发现路边已经横七竖八坐着很多浑身是血的同伴，多数都是被抓伤、砸伤，还有很多头上缠着绷带的，每个人都是一脸悲愤。我和阿轩搀着小胖，几个抬着担架的人过来把他接上开往医院的警车。这时候分局的人过来登记大家的受伤情况，大家都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怪他们没有提前通知我们采取防护措施。
也许是有关部门这才意识到事态的棘手性，大批的防暴警察乘着几辆“依维柯”赶来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防暴警察，清一色的黑色头盔在路灯下看着亮裎裎的，黑皮靴，个个手拿盾牌，腰间挂着匕首和警棍，和上一次在F国领事馆门口的装束完全不一样。
指挥官简单交待了一下任务，所有警察一声大喊：“明白了！”接着就列着方阵往村子里面开，皮靴打在地上夸夸作响。我们先是又羡慕又佩服地看着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警察的样子，后来才意识到还有三个同学没回来，也许已经被扣在村子里面，于是我们受了轻伤的几十个人也跟着队伍往村子里头冲，心想不管这次事件对错在谁，怎么着也要把被困的兄弟们先解救出来。
再次冲进村子，到处都是迎面飞来的砖头和石块，又有人被打伤，打人者也很快被防暴警察拉出来，反铐上押到外面。几个同学很快被找到了，他们倒在一个粪池旁，浑身是伤。
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路边休整，分局的同志给大家发了矿泉水和面包。我们无精打采地盘腿坐在国道上，一口气把水喝干，把面包垫在帽子里，因为很怕再冲进去面对漫天飞过来的红砖……
回到寝室，和大胖、大飞等人说了当晚的情形，大家半天沉默不语。
第二天，我们向教官请好假，去医院探望了小胖，他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头部只是被打破了点皮。
几天后，派出所来找小胖做笔录，据说打他的人被抓住了，打算告那人涉嫌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小胖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寝室的兄弟再次相聚时我们仍好讨论那个夜晚，大家都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看到《南方周末》里提到的那些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也会愤愤不平，时常把人文终极关怀挂在嘴边，可是为什么在那个夜晚，我们会向我们平素关注的那些弱者抡起拳头和警棍呢，难道正当防卫和职务需要就能作为辩解的理由吗？面对本来是非法移民的人们的要求，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和缓的解决之道？移民们为什么不尝试以行政救济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游行和暴力？
我们费解，又仿佛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得解。
二○○二年，再次经过当年的小夏村时，那里已经起了一片高楼，旁边是正兴土木的高尔夫球场和大型赛马场，来去匆匆的游人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三年前的某个喧嚣的夜晚，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经历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新训班宣布解散，我们按事先拟好的名单被分配到市公安局的各个部门：
大胖被分往安康医院，据说是去管理那些俗称“武疯子”的精神病患者。
二胖在江南分局派出所刑警队做内勤。
小胖去了技侦部门，做了一段时间外线跟踪员后改在机房工作，维护一百多台计算机的运作，他的梦想得以超标实现。
早早被分在江北分局看守所，担任管教干部。
阿轩被分入北岸交警大队，正式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二流警察，每天站在全市最繁华的路口指挥交通。
我和阿理光荣地成为了防暴警察，他被分在市局防暴支队第一大队，我被分在第八大队。和我们同命运的还有这一批六十多个兄弟。
只有大飞的分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他进入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公安宣传工作。
分配名单宣布后，我们就被命令收拾好行李，依次坐上各单位来接我们的专车，连互相告别和吃散伙饭的机会都没有。
坐在警笛呼啸的车上，回头看看在其间生活了两个半月的警官学校，我突然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新训班的生活仅仅是个过渡，真正的警察生活，才刚刚开始。
第二部分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巡警和防暴警察有什么区别，直到大熊向我们细心解释才明白巡逻民警处和防暴支队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平时武装巡逻做110警员，每隔六个月再转成备勤力量整编为防暴警察。得悉真相后自己心里窝火透了，真想仰天大叫：“他妈的，老子读了四年国际贸易居然被骗来当了巡警。”这时连跳车而去的心都有了，见周围几个新民警都是愁眉深锁，低头不语。我也只好唾面自干，随遇而安了。
防暴大队、荷塘院落和天籁鼾声
接我们的大“依维柯”在公路上奔驰，开车的是个面孔白净斯文的小伙子，戴着大框的眼镜，不过此人块头很大，站起来就俨然一座铁塔，发车前他做了自我介绍：“我叫熊大勇，是你们即将分去的巡警八大队的内勤。你们在队里呢，就随大流叫我大熊好了。但是在外面，尤其是女孩子面前，可一定要叫我大勇。哈哈！”我们几个新民警忙不迭点头称是：“是的，熊哥。哦，不是，勇哥。”“得了。别这么客气，像他妈小混混拜山门似的！”大熊背着我们一挥手道。我们也觉得还真有点像，于是满车的人一起哄笑起来，气氛也变得轻松了。
路上我们都攒着无数的问题问大熊，比如我们到底是做什么具体工作？带不带枪？居住条件如何？大熊是个热心人，一路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故意放慢车速留给我们足够的提问时间。
从大熊嘴里我们了解到接受我们的是巡逻民警处第八大队，是直属市局的八个巡警大队之一，每个大队各自负责不同的巡区的治安并定期换防，另外还有两个王牌队——特警大队和飞行大队也属巡逻民警处的编制。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巡警和防暴警察有什么区别，直到大熊向我们细心解释才明白巡逻民警处和防暴支队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平时武装巡逻做110警员，每隔六个月再转成备勤力量整编为防暴警察。得悉真相后自己心里窝火透了，真想仰天大叫：“他妈的，老子读了四年国际贸易居然被骗来当了巡警。”这时连跳车而去的心都有了，见周围几个新民警都是愁眉深锁，低头不语。我也只好唾面自干，随遇而安了。
汽车缓缓开入一个临湖的大院，院内无数辆警车一字排开。一个大个子警官正对着十几名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的警察进行上岗前的训话，大熊告诉我们此人是本队的教导员。据说他曾经也是一名普通巡警，后来在一次火灾中带头冲进火场救人并冒着生命危险拖出三个煤气罐而被上级褒奖，并得以破格提拔。
车门打开，我们依次下车，每人都忍不住四处张望，打量着这陌生的单位。我拎着行李环视四周的环境：自己正面对着的是一个六层高的大楼，据说这就是我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每两层属于一个大队，右手边一排平房则是澡堂和食堂，左手边是大门，透过拐角可以看到外面一片红绿相间的荷塘，背面靠着的是车库，再往后是被一片拉着铁丝网的围墙隔开的大院，据说那就是特警大队了。
教导员简单地询问了下我们各自的专业就忙着上去接电话了，大熊对我们说：“你们先在这儿站会儿，一会儿你们会被编入各个中队，每个中队的头儿会过来领人的。”
我们一帮傻学生只好直愣愣站在那儿等待二次分配，这时几辆巡逻车开进了院，停在我身边的一辆车里钻出一个无精打采、面目和善的胖子，他打量了一下我们，说：“你们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吧？”我点头称是，那胖子疲惫的眼神突然放出光芒来：“可把你们盼来了，队里刚有一批人下所了，最近正缺人手呢。”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不知道咱们几个傻小子有什么好盼的。“下所”的意思我们也不懂。胖子看我们不怎么搭理他，估摸着是我们在端架子，摇了摇大脑袋就拎着包上楼去了。仰起头，我们看到三楼有几个人正对我们指指点点，那目光倒有点像在挑牲口。
十分钟后，大熊拿着名单一路小跑过来，说：“已经分好了，你们五个人一人去一个中队。你，就是那个拎书最多的，去第一中队；罗好奇，你去二中队，三楼第二间房。后面的依次类推……”
分好队之后我们就各自拎着家当去中队报到，上楼时大熊告诉我，一中队队长是爱才之人，站在楼上看我拎的行李有一半是书，就直接把我要过去了，我问他这人为人如何啊，大熊笑而不答。
一中队的队长姓刘，个头不高，头发稀疏，但长得很儒雅。我刚从楼梯口闪出来就听到他喊：“欢迎新同志啊，当这么多年警察还没看到大学生来当巡警的呢！床铺都给你腾好了，你瞧瞧满意吗？顺便认识一下队里的同志。”我点头哈腰地进了寝室，发现是间很大的房子，贴墙放着八张分上下铺的高低床。中队的人正在衣柜边换衣服，据说是刚上完一轮班准备休息了。我看到有几个人的警用衬衣上还散布着些星星点点墨汁的痕迹，知道那是我们五月游行时的杰作，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刘队迅速向大家介绍了我，每个人都冲我和善地笑笑，刘队说：“这帮孙子现在不是急着约会就是赶着饭局，咱们不浪费时间让他们一一介绍了，反正以后吃住都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我连连点头，这时候在楼下和我们打招呼的那胖子看到我了，他已经换了便装，冲我得意地一笑：“刚才还不理人是不？现在知道尴尬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虽然下了队，可是我们新分来的几个人还是不能直接上岗，训练科又对我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枪械拆装和快速射击的强化训练，在糟蹋了无数子弹后我们个个达到了在规定距离内用五四式手枪和七九式微型冲锋枪精确射击的标准。接着，队部又指派大熊给我们上了一周的巡逻勤务常识课，比如如何盘查、如何设卡、如何堵截以及如何应对大街上光怪陆离的人间百态。大家都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