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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心的文心却是老的，从她们提笔的花季时期开始，就已经老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她俩的小说集简体版，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序是詹宏志的论文《一种老去的声音》，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序是王德威的论文《老灵魂前世今生》。两篇论文都很感性，一己之见且不容置喙之处不少，但这个共同的“老”倒是颇让我认同。没有一个“老”字，天文和天心不能写出这么些鲜艳骇人的小说。
詹志宏说朱天文，“一径描写热闹的、炫目的、芳香的事物，却透露了腐烂前、衰败前的有机分解，”而且是，“写得若无其事”。王德威说朱天心，“她的作品充满怨毒之气”，“从最繁华的所在看到最寒凉的废墟”。这两段话都深得我心，只恨不是我说的。从此也有一个结论：天文和天心在行文上恰恰与俩人在外观上给人的感觉相反，也可以说，天文比天心更加颓废，更加放浪，更加虚无。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着力的人总是有希望的心情在里面；漠视的人往往十分彻底，连自己的绝望也一起漠视。
天心也谈到她的姐姐，怎么说？在她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
“……有时候我仿佛身处花房，困于两株茂盛的川桐树下，无窗的那一整面墙倒挂各式干燥花叶并发出木乃伊的气息，我被迫饮着魔女打扮的店主女孩所建议的一种阿尔卑斯山植物草茶，才发现我现下最想写的一篇东西已被我一位女同业写去，你看过吗，去年在文学圈引起一阵讨论的小说，描写一个才二十五岁却老衰若僧尼的女子，隐居似的在某大厦顶端筑一间咖啡味道的小屋，成天晒晒药草、自制怪茶、看看落日和城市天际线，是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
这篇小说就是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天心的“恐怖”一词用的甚是厉害，是刀子嘴，也是豆腐心，很让人怜惜。有一个才华超群的姐姐作同业，个中滋味怕是酸甜各半。我看《世纪末的华丽》，看到是“荒凉”。在世纪末时尚中沉溺迷醉且自觉抛弃灵魂的一个女子──米亚，外表娇艳欲滴，内里枯萎干涩；这应了一句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金玉是自然的，败絮是自愿的。我仿佛看到了青春肉体包裹下的森森白骨，又仿佛在墓园里目睹怒放的花朵，人生的荒凉还有什么比这种想象更甚？米亚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巫女形象，有太强的寓言性质和震憾力量，天心所言的“恐怖”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提笔就老。是有这样的作家，而且，在我看来，只有女作家才有这种可能性。男女作家的大多数是急急地写慢慢地成长，合情合理，让人放心。但隔上个几十年，就会出现那么一两个女作家，就像刚刚转世过来但遗忘密码弄乱了，一开口就黯哑苍老，把前世今生未来给拉通了讲。她们开口讲事，有的这样开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是张爱玲著名的《金锁记》；有的这样开头，“她看见闪电与雨光打在玻璃长窗前的拼花地板上。她说，陌生人时常差遣他们的影子来床边拜访她。……”这是朱天文的《伊甸不再》；还有这样开头的，“嘿──别紧张，没有任何人死，没有任何事发生。”这是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
我所说的提笔就老的女作家，张爱玲当然是首选，还有朱天文、朱天心等（这个“等”字包括亦舒等。又是一个“等”，跟圈套似的）。在文学上，她们是老不成祖母的，因为她们没有皱纹，没有“逐渐”这种过程。朱天文和朱天心跟张爱玲之间是有关联的，她俩的老师是张爱玲的前夫、那个作人和作文都十分复杂、滑腻、苍凉、空寂的胡兰成。难道，走近了胡兰成的女子，就会在瞬间明白“死生契阔”的道理？也会当然地成为“临水照花人”？这个问题没有道理但有兴趣，容我仔细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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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就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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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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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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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萧红，看她和萧军的故事，看两个东北年轻人之间有点蛮、也很有劲道的爱情。记忆深刻是她写饿。“秃光的街树。白云在天空作出各样的曲线。高空的风吹破我的头发，飘荡我的衣襟。……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寥寥数句，却连累到读者的胃也有点绞痛。
我一直没看过《呼兰河传》。但因为萧红的原因，对“呼兰河”三个字有一种飘忽的情结。去年夏天先生出差东北，某一天给我发短信，“我正在萧红故居。”于是有一点点激动，回复：“帮我仔细看哦。”先生又来一条，“跟《呼兰河传》里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居然连先生都以为我看过《呼兰河传》。
于是，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出的《呼兰河传》纪念珍藏版。
萧红的文字从面上看，是不抒情的。比如她关于岁月人生的这一段感叹：“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找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这样的说话方式，太实了，没耍一点花活，能让人心突然定住，回不过神来。
萧红要抒情也不过如此言说：“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但是，所有被萧红感动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是一个对人间万象无比深情的女人啊。
以前看萧红，很多次把我看得流泪。这次看《呼兰河传》，过一会儿就得抬抬头，闭上眼，好把泪意逼回去。心里轻轻叹道：萧红！萧红！
一个女人在文字上的高度隐忍和克制，终于把她送到了至情至仁的境界中去了。真到了“至”的地步，其实反而没有任何形容的欲望了，只是叙述，叙述眼里看到的一切，在这同时，内心的一切却尽可能深埋了。
我发现我为什么前些年看萧红会流泪，而现在看萧红，却自觉地催促自己把眼泪逼回去。这也就是所谓受不住和受得住的问题吧。以前受不住感动，受不住悲苦之意，总是用眼泪来表达，仿佛是对自己这种情绪的一个郑重的交待；现在，可能受得住感动，也受得住悲苦了吧？不知道。“不知道”是我现在喜欢的词，我还喜欢用“也许”、“可能”、“或者”……我也到了人生的一个“至”的阶段了——迷茫之至、模糊之至。如同萧红的诗：
“今后将不再流泪了，
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
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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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话和传奇的另一个版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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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10日，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杰出女性、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百年诞辰。据报载，清华大学为此举办了“林徽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和同名纪念展。我记得看过的一则逸闻，说是林徽因去世后的某一年的某一天，金岳霖郑重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聚会。开席前，金岳霖突然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这时，人们才发现，金岳霖旁边空了一个位置，多了一幅碗筷。举座唏嘘不已。
林徽因于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享年51岁。她的名字、容貌、才情和故事大范围地进入公众视野，却是差不多四十年以后的事了；而在这一系列元素里面，她的美貌和一些著名的传说和演义，显然覆盖了她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和一个诗人的身份。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她是一个三十年代的京城名媛，一个出身名门游学欧美视野开阔见识广博的知识分子，一个被称作“太太的客厅”的文化沙龙的女主人，一个口才出众谈吐机趣的大美人，另外，她还是三个著名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一个是与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感伤片，主题是情窦初开；一个是和梁思成这个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恋正剧，主题是相濡以沫；另外，还是一个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场，剩下大半生“逐林而居”的男主人公金岳霖将单恋与怀念持续终生。
这些故事背后的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别说我们这些旁观者了，就是当事人怕是也说不清楚。要紧的是，这些故事是否美丽，是否成为佳话一桩。我曾经以为，要概括林徽因这个人以及她的生平，佳话这个词是最准确的，她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佳话之形象代表。
这个佳话的质地犹如林徽因本人的诗作，既是浓烈的，又是清秀的，是典型的三十年代“文艺腔”。林徽因的作品主要是诗，它们用词正确、高光、抒情意味浓厚，以一种纤弱的但同时又是执拗的姿态，正面释读一切；这些作品切入人生以及社会的方式，都带有一种公众意味，也就是说，在一种被规定了的被普遍认同了的社会、情感、审美的价值标准中去进行个人表达。基于这种看法，林徽因的作品对我个人来说，在阅读上很难有沟通的渠道，她在诗作中表达出的喜悦和痛苦，对于我来说，都无法产生移情作用。当然，这个阅读前提是，这中间有时代、背景以及审美趣味的全然变迁，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一个喜欢并习惯回避正面的读者，我喜欢并习惯从人生的各个侧面甚至背面张望并探究。所以，林徽因对我来说，长久以来其实是一个感觉遥远的名字，一个文化符号。
却不想，有一个机缘让我走近了一点她。这给了我一个重新阅读并重新审视阅读感受的机会。
2004年5月，我担任责任编辑的《发现李庄》一书上市。李庄位于长江上游，是四川宜宾地区的一个镇。1939年至1945年，以傅斯年为首的包括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童第周等一大批学术精英的中央研究院因战乱避难于此，并在此坚持学术研究，将中国文化薪传火播下去。李庄因此也成为抗战时期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发现李庄》是国内第一部全部呈现傅斯年等人在李庄镇六年生活的图书，作者岱峻花了三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研究关于人文李庄的资料，并将之结果呈现在文本上。在成书过程中，我也多次接触到这本书涉及内容的方方面面，其中，让我非常感兴趣的，自然有风华绝代的林徽因。
《发现李庄》的第四章名为“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其中第二节为“李庄的‘太太的客厅’”。往昔“太太的客厅”在北京北总布胡同，那时的林徽因，众星捧月，名满京华。我们所看到她着骑马装的那幅著名的照片，据说就是一堆人等在客厅里，她外出回来走到客厅门口时照的。青年萧乾曾经和沈从文造访过“太太的客厅”，撰文记述过林徽因的风采：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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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话和传奇的另一个版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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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笔下的这个林徽因和以前的印象重合的，而下面的这个林徽因却是另有一番滋味。
1939年，辗转迁徙至李庄之后的林徽因，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六年里，基本上是在病榻上渡过的。《发现李庄》里用了几幅林徽因在李庄病塌上的照片，清丽依旧，但已经形销骨立了。这一时期，她所面临的，大到国家遭受战难之苦，小到个人面临的种种困境：缺医少药，病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疗；极度穷困，按傅斯年的话是“吃尽当光”；纷繁的家务；与母亲及其他亲属之间的矛盾；这期间，与之感情甚笃的三弟林恒，作为飞行员在成都上空的一次战斗中牺牲，雪上加霜。
关于李庄“太太的客厅”，曾到李庄梁家造访过的费正清记述道：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做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在《发现李庄》一书中，关于李庄时期的包括林徽因在内的大批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的困苦景况有非常详尽的描述，碍于篇幅以及整体结构上的考虑，在后期的编辑过程中，我和作者商量后还删去了相当一部分内容。在编辑过程中，我被撼动，这种撼动来自由当年的各种报表、书信、当事人口述所还原的历史。对于林徽因来说，我更是感慨于她给傅斯年的一封信。那是林徽因在接到傅斯年为她家多方努力争取到的一笔救济款之后写的感谢信：
“孟真先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得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这封信是那么沉郁伤痛、朴实无华！说实话，以前我不耐烦她的文字，我不喜欢她这样的诗句，“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和唇边浑圆的漩涡。/艳丽如同露珠，/朵朵的笑向贝齿的闪光里躲。/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风的轻歌。……”对比上面那封信，我反而感念一个女人在美好时光中所有的快乐和甜蜜，那种轻，真是轻盈；只有对比了真正的苦难沉重之后，才会明白轻盈的难得和不可追。其实，像我这种，有人生的各种烦恼但其实从未遭受不幸的女人，何以真正有权利议论和评价林徽因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女性，而且，语气还那么轻佻和八卦？她们那一代所经历和承受的人生，断不是我等可以凭空臆想的。我等离她们的痛苦很远，离她们的幸福也很远。虽然林徽因的诗不能打动我，但，她这个人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清丽轻盈的名字下面的故事，是悲苦的、坚韧的、充满了责任感并保持着强大的个人尊严，这些故事的芯子，可能才是进入林徽因这个人以及这一代人的正确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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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话和传奇的另一个版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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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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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曼究竟有多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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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死后，众人迁怒于陆小曼，责怨她贪恋上海的社交场所，不肯随夫赴京供职，使得徐志摩奔波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又为了省钱，搭乘性能不稳定的军用小飞机，直至飞机失事。那是1931年。当代读者对之后的陆小曼就几乎不了解了，一方面她自己彻底退出社交界，隐居上海；另一方面，徐志摩的众多师友也决意不让这个“祸水”出现在公共话语的范围内。可以说，她主动也被迫丧失了话语权。
关于陆小曼，零星散见于现代文学史上的逸闻闲事里面。毕竟，这是当年一桩影响巨大的婚恋事件。大致情况我们之前都还是有所知晓：社交名媛陆小曼与著名诗人徐志摩一见钟情，之后，是长达几年的曲折恋爱过程，一厢是陆小蔓与前夫王赓的离婚拉锯战，一厢是徐志摩冒犯父亲和众多师友的竭力反对，痴心等候。终于，1926年夏天，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婚礼上，群贤毕至，赵元任、陈寅恪、刘海粟、梁实秋、叶公超、陈西滢、金岳霖等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许多闻人都到了场。参加婚礼的有200多人。徐志摩之父徐申如坚决不参加婚礼，这对于徐陆伉俪来说是一大沮丧；更为沮丧的是，证婚人梁启超当众发表了一通历史上著名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