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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生从事政治斗争，不治家产，其妻陈壁君仍存贪念，私自聚敛，尤喜宝玉。胜利前，陈将宝玉私藏上海屈展明家，本极秘密，无人知道，因我国际站同志陈浩泰的先人与陈公博乃世交，故陈部很多伪职人员，受我方运用。汪甥张恩麟，为上海伪工务局长，亦系我运用员之一。由张的关系，得知曾任汪精卫管家的屈展明，私藏陈璧君宝物。我得报告，即率同郑庭显、陈浩泰至屈展明家，晓以大义，劝屈缴出宝藏，将功赎罪。屈果承认代陈璧君私藏一部分珍宝，当即交出四大皮箱：一箱系房地产契据，一箱重要文件内包括汪当初革命时代及通敌后来往书信文件，二箱价值连城的汉玉。我们将其押至杜美路七十号，面交戴先生。戴细检视，极为惊喜。认为每件都是无价之宝。亲写封条，四面固封，外加捆扎，带去重庆，交存国库。现陈浩泰同志仍在台湾，他在他的回忆录内，对此案细叙无遗。
我国办案，大如叛国汉奸，小如一般刑案，多含“报复性”、“儆戒性”意味。日本投降后，对此国际战犯，宣布以德报怨，也用“报”为标榜，但实际上系因拿不出其他良策对付日本，故只好放任不管，而美其名曰“以德报怨”。美国则以“国家利益”为主，也包括社会、人民利益。日皇虽自承发动战争罪魁，愿受战犯审判，美恐杀了裕仁，无法控制八千万日人，所以没有把他当战犯，仍利用其精神象征，安抚日人，只处决一批甲级战犯，及较次要者判处徒刑，算作担当偷袭珍珠港战犯罪责。谈判和约时，以条约控制其地位，利用其基地，使其无法脱离掌握。苏联更直截了当，一切唯“利”是图，被俘六十多万日军，全被押去西伯利亚做苦工，榨取其劳力，半数被虐待而死。满、蒙、北韩所有动产财物、工业设备，全部席卷而去，仅交中共一批武器，算作恩赐。外蒙古被其夺去，连原属日本北部的几个小岛，也顺手强占。参战仅四天，得到如此大利益。当时他还要求接收日本北部，幸美坚决反对，否则也如北韩、南韩、东德、西德一样，也将成为“北日本”、“南日本”了。
我国受害最多最久，被其杀害无辜人民不计其数，南京屠城几十万，连代表性的战犯也没有办一个，更无分文赔款。对惨无人性的日本宪兵，也一并遣送回日，仅极少数因被害者指控，办了几个。如现任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的罗长光，原系“抗日杀奸团”同志，在沪被捕，因受酷刑，伤害神经，演变为癫痫症，病发时昏厥倒地，不省人事，终身痛苦。心有不甘，亲去俘虏营，指认主凶日宪曹长黑氏理助及浅野隆俊二人，始被扣押审判。（罗着有英文版“余家何处”自传纪事一册，对被捕详情及指认日宪事，均有详细叙述。）并有我部殉难同志崔宪章之父崔玉宸，前往审判法庭指证：其子崔宪章，即系遭此二人酷刑处死。故黑氏及浅野二人，乃得明正典刑，执行枪决，让被害人英灵及其家属，能得一舒怨气。其余绝大多数受害人已死亡，家属不知主凶姓名及不知被害详情，甚至不知可去检举之消息，无法出面检举，均被漏网遣回。漏网凶宄，固私庆幸，但受害同胞永远含冤九泉。我国虽站在战胜国，而国家人民没有得到丝毫补偿，所持以德报怨政策，颇为国人所赀议，亦徒为外人笑为没有外务人才，不明世局情况，被视为阿Q。
我自民国廿二年被戴先生吸收，参加其组织。初派福建工作，廿三年春，曾奉召去南京参加工作会议，以后大约每年一次，戴来视察时才见面，报告工作情形及面聆指示。抗战期间，我都被派敌区，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偶回后方（仍在前线）商洽工作事宜，都是匆匆会晤，没有与其多大接触，一切都藉电报来往。我对他的观感，只知他绝对效忠蒋委员长，禀承其意旨，从事为统一全国之大业。他向慕德、义、日富国强兵之道，促使国际强盛。他为人聪明机警，满口革命，也有共产党意味。
三十四年七月，戴先生来浙西视察，要我带路卫护，接着日本投降，令我主持肃奸。他经常在杜美路七十号召集干部会报，处理一般重要事宜，有些交给我办，或要我陪其亲办。如调集忠救军开赴苏州大检阅，要我亲去部署（我的东南特派员公署之下，辖有若干爆破组、行动队，因队员经常出入步哨线，有一军队番号，较为方便，故兼有忠救军第五纵队司令名义）。戴在南京招待柯克上将等大宴，要我亲自去照顾，负责安全。又国民党上海大员W部属，接受伪税务局长邵式军财产，出了毛病，戴要我同去，亲自查询。邵家是豪华花园洋房，财物已被接收，W本人及很多男女工作人员，向戴一再求情，戴面训他们：“人强不过法，小组织强不过国家法纪。”尚有很多重要事件，在这几个月里，我经常和戴接触，感觉其作风与前大有改变：
第一、他由专权改学民主法治。
第二、他一心走向美国路线，处处仿效及倾慕美国制度。这些转变，非特在其言行、生活、作法里充分表现，且多次亲口对我提及。他说：“当初欧洲人移民美国时，也和中国难民一样，扶老携幼、挑担背箩去垦荒，不到二百年，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足见其制度之优良！德、义、日全用霸术，驱人民于水火，终至国破家亡，为世人所唾弃。共产党说得好听，善惑人心，一旦入其网罗，即无法脱出魔掌，实为当今之大患。”
戴的日常生活，本来严肃威风，现与美国人一样，变得活泼自然，应谈笑时则轻松谈笑，应玩乐时就放任玩乐。我见他多次胡闹跳舞（他似不善跳舞），要我也加入乱舞。他对部属素倡“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在工作上犯了错误，指定地方静息养晦（不是监狱，类似招待所），对于被捕投降人员，本主惩办，后见美国最重视人权及人民自由。每一收复区，最先做的，就是救出被囚军民，对死亡者，尽力追蒐尸骨，运回美国，并不追问投降与否。这种作法，对戴影响甚大。本拟惩办被捕“失节”人员，皆予宽恕或起用，也强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知他受情势驱策或受梅乐斯等影响？非特言行思想改变亲美，且有改业海军迹象。
又，中美合作虽被魏德迈片面取消，戴仍根据条约，不肯结束。
胜利后，还从事各种活动，与美延续关系。如保送干部数十人，去美受特警训练；选送部属子弟，去美留学等等。
在这段期间，我看出戴与从前有重大转变，同时戴亦对我密切观察。如其问我座车来历，我实告系熊剑东借我用的。他说：“大家都接收敌伪汽车，你为何不接收一辆应用？”我说：“敌伪财物，都由国家接收，我岂敢私取？熊借给我的雪佛兰旧车，已足可代步（这辆老爷车，我一直用到离上海时，并不感到有何不便。只是速度较慢，在紧要时跟不上，有误要公。如李宗仁代总统来沪，汤总司令避他，派我代为迎接保护，一路被抛远，常失方向）。”又问我住宅，我也实告：借住林蔚女婿之家。我本当其随便问问，并不在意，没想到他在考核我。
有一次，我和他同车行到我家附近，他要到我家坐坐。那时我妻尚未来沪，我家中住满了青年营队员、传令、伙夫等，由区队长冯湘统率；尚有副官、内勤、文书若干人，廿三号住不下，一部分分往廿二号。大家除随身衣服、军毯及枪械外，别无他物。室内只有几张简单桌椅、睡床，大家多睡地板，还怕弄坏房东地毯。打理得整整齐齐，完全军营模样，不像什么公馆。戴打开我的壁橱，只有几件布军衣，一些内衫衣裤，一套旧西装，没有像样的皮鞋。查看我们的膳食，则由伙夫、炊事兵做的大锅饭。戴见我生活如此简朴，洁身奉公，非常惊诧。其实，我一生生活都是如此。当时对美员穿着黄卡其服装，整洁笔挺，倒有一点羡慕，也希望有一件。直到至来美之后，在服装店看到类似卡其裤，选购一件，儿辈把它当作做工工服，随手就买来四件。我一直轮流穿着，大家自不知我脑里存有昔日留恋也。
我对衣食一向随便，不论珍馐糟糠，我都一律饱食。我家从未用过厨师，我妻做的菜肴，我认已够好了。现我长居美国，儿女们都有优职高薪，尽量物质奉孝，旧部亲友亦纷馈赠，我实享用不尽。
奉兼无锡城防指挥官 维持京沪线治安
抗战胜利，为了复员，各部队缩编，或取消番号或合并，军改为整编师，师缩编为旅，编余军官，成立若干军官总队。这些百战余生的军官，长年军旅生活，别无谋生技能，一旦被编余，心绪自然愤慨。乘车、看戏不买票，饮食、购物不付钱或少付钱，向其索取，非特不给，反被打骂。这些编余军官，共数万千（确数已记不起），指定驻无锡，因难约束，常来往京沪各地或跑单帮（随身携带货品贩卖），各车辆门窗被打烂，查票员被打伤，各城市戏院、公共场所或停业或围铁丝网，由军警弹压，如临大敌。
汤总司令派我兼任无锡城防指挥官，维持京沪全线治安。指拨宪兵、工兵各一营，及当地警察归我调用。我知对于军官总队不守军纪者，不能使用宪、警武力，只有劝导。乃将城防指挥部扩大，调用编余军官戴俊英为参谋长，他能言善辩；杜绳武为主任秘书，能说能写；其余参谋、副官、办事员等，全都向军官总队挑选干员担任。每逢他们打架滋事，我多亲自调解，或派人疏劝。几乎每天说得舌敝唇焦，勉强镇压风潮。
有一天，无锡戏院老板被人枪杀。当时有若干不买票的军官总队队员在看戏，还有浦东调来，清剿太湖湖匪的张熙明部队员，也在看戏，大家都指戏院老板乃军人所杀。当地维持治安的宪、警，已将现场包围，禁止院内人出入，形势汹汹，几乎酿成军民流血冲突。我得报后，立率科长刘宏德等去戏院，嘱大家原地静下，等我亲加观察研判。
我见死者子弹由背部射入，前胸穿出，一枪毙命，乃大口径枪弹。据邻座者说：死者正回转身体与后座军官谈话。我搜查军官总队队员，并无枪械，他们都指张部人员所杀，因张部都有佩枪，有口难辩。但我见他们都是小口径手枪，应该不是凶枪。
无锡戏院戏台前有军、警弹压席，我乃自弹压席上瞄准死者位置，假定一直线，指示刘宏德查看死者后排地上。刘看到地面有一弹孔，即用手挖扒，掘出一粒汤姆生弹头。我即查验担任弹压的军警武器，查出其中一军士的汤姆生枪，刚刚发射过子弹：我立指出他是凶手。并严厉盯问：为何开枪杀人？他见事证俱在，我又直指逼问，无法否认，只得实答：“一时不慎，误触扳机，无意射出。我和他无怨无仇，根本不认识。”我认定确系误杀，乃将该军士交给司令部军法处长徐镇球办理。不到一刻钟，即破了此枪杀案，平定了一场暴乱。
大家见我处理公正明确，把我当作“神判”。对以后处理军官总队闹事，也便利许多。我全力应付军官总队闹事外，也办了无数绑架、窃盗、贪污、勒索等案。最轰动的大案，自是破获面粉纱市大王荣德生空前绑案。容后详述。由于军官总队不断闹事，无锡商会会长钱荪卿公开指责。“大锡报”、“锡报”等均予登载，并加评论，于是火上加油，军官总队认为恶意诋毁，侮辱抗战有功的军人荣誉。于三十五年六月廿三日，将各报馆完全捣毁。我竭力劝导压制，幸未伤人。正动身回部，刚至十字街口，适汤总司令闻讯赶来，我劝止其亲去现场，并对他说：“我的地位低，他们认为不是出气的对象，且经常出面调解滋事，与带头闹事者多已面熟，多少卖点情面。风波现已平息，见到你事态反将扩大，可能被殴辱。”汤不听我劝阻，驱车前往。我即急步赶去。各军官散而复众，振臂汹涌，我即快步上前，以身挡汤，大声对群众说：“汤总司令对大家非常同情爱护，他善意前来，为大家解决困难……。”汤见群情激愤，也只有微笑点头，总算没有被殴。一场风波，勉强应付过去。但各报馆被捣毁，不甘损失，要求赔偿，汤令兵站司令吴求剑（吴现寓美国洛杉矶）估价赔偿，花了一笔相当大的公帑，才息风波。
说起来这些编余军官，也实在可怜和值得同情。抗战苦撑八年，一旦胜利，被编余失业，被人讥为“惨胜”，且因整编不公，杂牌部队多被编散，嫡系部队仍保持完整，大家自然呼号闹事。有人指受中共暗中策动，初时并无政治色彩，完全为了“失业”及“气愤”，他们实皆爱国爱民的军人，也不忍骚扰人民，对我们维持治安人员苦口婆心的劝导，也深为感动。见到在当地闹不出结果，乃向南京国府请愿、哭诉，仍不获效果，再组织哭陵团，向国父陵墓哭诉。
三十年五月五日，国府还都南京。五月廿八日，特派汤恩伯为首都卫戍司令，我仍任第二处处长。为控制京沪线治安，特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汤之爱将陈大庆，适在无锡养病，特任陈为指挥所主任，命我兼任参谋长，负实际责任（实负江南全部治安）。五月三十一日，国府发表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陈认为这班军官总队闹得太不像话，拟亲往弹压，阻止他们哭陵。我用电话通知其副官劝阻：“他们见到总长，正是出气对象，可能被殴辱，如用武力弹压，势必流血。”陈诚有点不信，驱车亲往观察，他们啸众戟骂：“把他拖出来打死！”幸陈机警，车未停住，突围脱险。目击众怒难犯，也只好忍气吞声，默尔而退。（编者注：“哭陵”事件背后主使者即为中共间谍郭汝瑰）
哭陵团向国父哭陵，表面上只向国父哀诉，对政府形象没有破坏，实际对民心、士气打击极大。其祭文内容，我还记得两句：“……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使一班军人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加以报纸大肆渲染，使大家都掬一同情泪。嗣后国共大战，国军士无斗志，土崩瓦解，此哭陵文无异造成四面楚歌，致令国军全面败绩。美国出面调解，国军本可保持大半河山，卒因决策人士自以为“三个月可打败中共，六个月可予肃清”，结果反被中共打败、肃清，实深浩叹！
蒋先生本由军事起家，由枪杆子掌握政权，他所倚赖的心腹，多系军人。这些决策将领，或因能力不逮，或因心地狭窄，囿于派系，没有起用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实为造成失败之原因。对于军官总队之闹事，当局只令治安人员压制处理，我们挨骂、挨打，苦口劝导大家，他们也知我亦抗战之一卒，所受苦难，不比他们少，勉强受劝安定下来，但只是临时治标。
我不断向层峰建议：辅导他们转业或利用其军事所长，派其领导地方团队，使负治安责任；对有办事能力者，安置地方行政工作；对年老体弱及残疾者，优恤退休。中央空言表示接纳，但久久不见实施，大家不堪久等，一部自谋生计，或投靠亲友，甚有愤而投共者；一部坐领微薄恩饷，直至放弃大陆，不了了之。
撤台之后，有一天，汤先生、林蔚和我，饭后谈起复员及编余军官处理问题，他们坚要听我“高见”，我以事过境迁，本不想多说，既承诚意“下问”，仍以辅导及导其转业作答。以后台湾退役军人辅导转业，办得相当成功，是否受我“愚见”影响，或不谋而合？中共的办法，对编余（退役）人员，多予改业或派充基层干部，对被俘投降国军下级官兵，大都编队劳动改造，很多苦役至死。一部送往新疆，编在生产建设兵团，令其屯垦边荒，犹如奴工营，但亦有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