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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刘鸿儒：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金融专家柏士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总裁唐 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 博士生导师金 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博士生导师内容简介在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过程当中，由于多年以来银行在支持国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但是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国有银行背负着这么多的不良资产，是难以在国际上进行有力竞争的，只有将这部分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才能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良性发展。四位专家针对我国成立金融资产公司的背景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针对在成立初期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各种的看法，资产公司在三年的工作中，以自己的成绩证实了国家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正确性，不仅是对国有银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而且对理清国内不良金融资产，对扶持国有企业改革都有重大贡献，专家们以发展的眼光，客观地阐述了金融资产公司的重要性和其工作的艰巨性，来征得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关心。
全文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欢迎你参与我们的AMC资产管理与发展论坛，首先还是一起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论坛的四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经济金融专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先生，欢迎你；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柏士珍女士，欢迎；这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唐旭先生，欢迎你，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金碚先生，欢迎你。
柏女士，你们在实际操作当中，从理论上分析就有很多很多种困难，那真正让你觉得很难克服或很难对付的事是什么？
经过这三年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就是在我们的立法还不够健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诞生的。我们的前进的道路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国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对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及时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来不断地完善有关的法规，来帮助我们、来把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推向前进，那我觉得在当初，以及在现在的运行当中，我们在处置不良资产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还不是很了解，还不是很理解；因此，他们在很多的方面还是不是特别很配合。
我曾经有机会到过很多地方去看我们的同事，我也有机会见了一些省里面的一些领导。我曾经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你对资产管理公司可能还要多一点地理解、多一点地支持，你不要觉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在支持你们的地方经济建设，它们可以给你们钱，可以给你们贷款，但是，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手里，是掌握着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这个不良资产，如果在你的省里面，可以通过我们的配合，通过我们相互的支持、通过我们相互的理解，来共同制定一个比较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方案，把你的企业当地的企业能够盘活了。那对你的经济发展，同样是起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那三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就是社会上对我们AMC的这种认识，是我们的宣传不够，还是我们大家在认识上本身就没有理解了国有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这种职能。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和企业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就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那么它要行使债权人的权利的时候，当然讨债是内容之一了。但是债权人他也不是说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不顾债务人的死活，我把债讨回来就行。不一定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债权人他也是会希望债务人能够存续下去、能够活下去、能够发展，然后他债权也得到了它债权的利益。所以呢，如果你单纯地讲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且是坏帐，那可不就是债权人向债务人要钱嘛，但是，设立这个资产管理公司，这个初衷本身就是说，尽管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关系；而且债务人已经是违约了，你已经还不了钱了。再一个问题，债权人去找你，然后是跟你共同地协商地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这点企业能够理解的话，我觉得双方之间这种不信任是可以解决的。 人家会说，我理解是理解，就是没钱。
我们可以谈一谈，寻找一个办法，最佳的方案，来解决。没钱，第一个要让债务人你要知道，甭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按照法律，来对待债权债务关系。这个意识必须要有，然后债权人可以想各种办法，提出一些办法，来帮助债权人能够有可能的话渡过他的经营的难关；如果是你实在是解决不了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债务人就不行，那就要依法办理。
我觉得刚才柏女士讲的那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谈。那就证明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为了救活你这个企业，不是说要把你搞垮。搞垮了对债权人也没有好处，对他也没有好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说这点我们这个信息一定要传递出去，不是讨债公司，而是真正相互坐下来能够盘活一个企业。通俗的话讲大家都有好日子过，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这种制度，都是为了解决债权债务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你比如说在国外有那种破产保护制度，它也是这个问题。按道理你只要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你就破产，很简单。但是为了能够让你既到了符合了破产的条件了，但是如果你要破产了，那债权人也得不到好处。那就搞一个破产保护，在一定时期内，构造一个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由债权人怎么样能够跟你债务人在一块，能够使你这个企业能够度过这个经营的难关；如果你实在度不过去，当然还是破产；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合作来解决这个不能偿还债务的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说的这个好像我们从理论上这么去分析，或者去理解，都很顺，但我想问柏女士，在现实中有多少人愿意坐下来和你聊？
我觉得还是有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江苏有一个叫铜材厂，叫铜，太仓的一个叫铜材厂，它欠了我们的钱。它欠了我们的钱以后，如果说我们就是单纯地去叫它还钱，叫它还债这个企业可能就不行了。但是通过我们同事的工作，我们跟它们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我们研究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根据国家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我们可以给它减免一部分债务，利息我们可以给它减免，甚至本金我们都可以给它减免一部分债务。这是一项，第二项它还了一部分，它不能一点都不还，它还了一部分钱；第三种剩下的债权，我们呢，实施了债转股，变成了我们的股权，这样子的话，它就活了；在这个同时，我们还支持它引进外资，来对它的这个企业进行重组，我觉得我们设计了这个方案以后，对这个企业实际上我们不是把它逼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而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多赢的方案，使得这个企业就活了；它又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那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又进去了，它又还了我们一部分钱，这种多赢的方式，现在在我们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家都有，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
这么看上去就好像给一个人卸下一点包袱，又注入一点新鲜血液，那么他感觉他自己也有了精气神，好像前途也有了一点光明，不是那么暗无天日；那么另外两位教授，刚才柏女士她谈到社会上对它们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偏见也好，这种不理解也好，你们怎么看待？
首先也要让债务人知道，资产管理公司肯定要讨债，如果不讨债这就不叫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刚刚传递出去一个信息，我觉得一定要让它们明白，债是肯定要讨的；债是要还的，虽然没有父债子还，但是这个债是不能跑掉的，市场经济原则就是这样。你只要承担了这个责任你签了协议你就要承担责任你就必须要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要让它明白，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无条件地让你破产，不是把你逼到绝路上，让你一点退路都没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合你站在一条线上，因为它是让你破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实在是扶不起来了，那没有办法了，阿斗扶不起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线希望，资产管理公司会尽力地帮助你。所以呢，债务人要明白，资产管理公司向你讨债，你也可以充分地利用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渠道，这些专业人士，这些信息，就像柏女士说的，我可以给你引进外资，我可以给你观察市场，我给你提供一些政策线索，你再去努力，那么最终结果是希望共赢，大家都走上正道，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企业也好了，资产管理公司资产也不是坏帐了，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双方的事情；你要看好形势，你是利用这种形势，资产管理公司也要看准形势，也要把信息准确无误地告诉它给它有压力，这是国有资产，你不能说你想不还就不还，没有这事。
刘教授你觉得呢？
我倒同意他这个看法，这件事情不能光讲一面，我来了就帮你搞活的，这容易片面，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主张还要两面，首先在全社会要树立严格的欠债要还的法制观念，讨债为什么不对，你欠债就应该还，你这个问题的提出，就代表了一种错误观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态度明朗。我们去讨债的人不能软，当然国家要给予法律的支持，法律有规定，当然要执法，我觉得这一条非常教育，教育大家有严格的法制观念，必须树立欠债要还这个信用观念，就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们一定要配合取得双赢，把企业搞活了，我们收上钱了，或者我们增值了你日子也好过了，大家共同实现我们的心愿，这一条是属于大家所不理解的，把我们工作简单化了。我觉得这两面都要给大家做工作，使大家要了解，第一要有欠债要还的明确严格的法制观念；第二，我们现在做工作，不是简单地讨债，我们是要和你共同合作互相配合，把企业搞活，把死钱变活钱，把坏资产变成好资产，能变多少变多少，尽量地多变好，尽量地减少损失；我觉得这两面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因为我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它在开展工作过程当中，可能得有一定的保障，那么这可能是政策的保障，还有法律的保障，我们就感受到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在努力做。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用法律保证，大家依法办事，以法为准绳，不然大家说话没有共同语言，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柏女士你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这方面带给你们有困难吗？
我们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虽然在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国家在不断地来完善有关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政策，虽然制定了，但是真正到落实的时候，还是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税费的政策，虽然是国家税务总局，或者是财政部有关的部门，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在接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些税和费的减免；这个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些政策，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有的地方不执行，不执行；它说还是不明确，我们遇到过。我们为了处理一笔不良资产，这个资产是一个抵债的物质，那各种税 费各种名字我都记了很多，土地出让金，营业税，交易税，我们从中国银行拿进来过户要收我们的钱，然后我们再处置给别人的时候又要收我们的费，还有税，还有管理费，还有土地费还有地方上的一些税，加起来这些费和税，我们处置回来的现金，不够抵补，还赔了。比如有些费和税它是地方收的，像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是两块，你最后处理完了钱是要拿到资产管理公司交中央财政；我这儿呢，你把东西拿走，我这没有收入，但是这些费税也是国家有明文规定的，你该不该交，你交了才能走人，你才能把东西拿走，这是我的收入；这有一个地方收入和中央收入的互相之间也是利益处理的利益关系上。
从经营理论上讲所有的行为都建立在一种利益关系上，只要对自己有利，都往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去做，当然我们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大化；那么地方财政想：我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不一致。
我觉得从本质上讲，当时在构造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对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性质的理解，以及根据这个对性质的理解，给它构造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则，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本质上它是一种在市场经济过程中间处理一些特殊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机构，按照严格的商业原则，很难处理的问题。然后它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特殊问题，一般国家都是要给它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什么费不能交，什么税可以免；我们国家就没有，所以你在做一个特殊的工具，特殊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进入资产运作的时候，也把它按照通常的那种交易行为，它可不就是要收税；你买卖之间，我税务局来收税，它也没错，它也有规定，你占用了土地，要收土地管理费，这也没有错，甚至你们两个签订一个协议、合同，还要收个印花税，这个都是可能的，它都合理。问题就在于对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中一个特殊手段，它解决一个特殊问题。所以你应该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法律和政策的环境和工具，让它去运作去；这也是因为这个公司在运行的过程中间，不可能马上就很完善，这些问题都是在慢慢地实践过程中间才发现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资产管理公司要继续运行下去的话，国家在立法上在政策上应该逐渐地完善，要明确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哪些交易，是不可以不需要，需要收税的要明确的。
其实这个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还会延伸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是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拿过来，它要交税，那么将来资产公司把它卖出去还要交税这样一来，别人还来不来买，别人买的时候也会考虑，买进来我还有这么大一堆费税或许将来这个资产的产权是怎么回事？明不明确？说不定过去是国有的，就比方说土地，还没有土地证，还没有产权证。
到了搞了三年了，有一定经验了我主张应该用法律的形势，这样来保护国有资产保全国有资产这个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
我们最近还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国外的一些投资者他们很有兴趣，对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不良资产的处置，他们很积极，很希望来参与这项工作。很多的国外的这些中介机构或者是投资者也都来跟我们接触，我们接触的也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他们就给我们提出来了，如果说他们买了参与我们的处置不良资产，他们能不能享受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所赋予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就很难回答的了。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如果像这些具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也来没有办法怎么做。
所以这又是刘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关键的，最终应该建立健全的这种法律制度。大家都依法可循，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做，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有一个疑惑，柏女士，就是你们的资产管理公司一直在讨这种不良的资产，你说它盘活也好，或者帮助也好，当然你也在清讨。那么你们也要生存，或者说你们也有一个正常公司的运作，你们没有一定的这个投资或者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去支持你们。
因为现在在我们这四家资产管理运作的过程当中，都碰到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们现在人家抵债给我们一栋楼，这个楼现在整个的框架都有了，它现在就没有钱来进行内部的装修，结果没办法，那如果我们再能给一点投资，让它的这个装修能够做好，我们将来以后再处置它这个价值的提升是远远远远地高于我们现在卖出去的价格。现在谁要你一个破的楼破的框架子，人家还要花很多的钱。如果我们有这么一点点的话，我们就会提升这个资产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在呼吁，我们也在请我们的有关的部门能够研究是不是可以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能够给予支持。使得我们的资产的处置，能够提升它处置的价值，能够得到回收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