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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象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措，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导致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细叙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是施行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的一部分转嫁到美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的战争所带来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计的花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征税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洲际大会，组织对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然而，英国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引起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它需要负责一场正式的战争，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大会对于与母国实行最后的决裂，仍很勉强。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增涨。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只是两年前刚从英国来到美洲，他痛恨英国社会的不公正。现在，他在小册子中热情地激励殖民地居民抛弃“旧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块大陆永远要由一个岛屿来支配，那是件荒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卫星大于其主要的行星；由于英国和美洲就彼此间的关系而言，颠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是很明显的。英国属于欧洲；美洲属于它本身。
啊！热爱人类的人们！敢于不仅反对暴政、也反对暴君的人们，站出来吧！旧世界的每一处都有着重重压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驱赶。亚洲和非洲很久以来一直驱逐自由，欧洲把自由看作是个陌生人，英国对自由发出了离开的警告。啊！接受这一逃亡者吧，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
让我们每一个人向邻人伸出热情的友谊之手……让辉格党和扎利党的名字灭绝；让我们不是听别人，而是听诚实的公民的话；他们是坦率的、坚定的朋友，是人类权利和美洲自由的、独立的国家的勇敢的拥护者。
《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得到传阅，它大大地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充分进行，决定性的因素证明是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战争的前两年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输送到殖民。1777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的军队的胜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国最后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属于英国，并接受了仍忠于英国的60000名美利坚托利党党人，他们在人数上与原先在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法国居民相等。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美国人民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
首先，这些法律废除了东半球的限嗣继承地产权和长嗣继承制。被指定继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该家庭以外出售，而长嗣继承制则要求土地须移交给长子。施行这些制度的目的是使大地产在其因袭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无损。但是，《独立宣言》发表10年后，除两个州外，每个州都废弃了限嗣继承地产权，宣言发表15年后，每个州还废弃了长嗣继承制。换句话说，新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建立在由农民本人经营的小地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数人控制的大地产的基础上。托利党党人如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家族拥有600万英亩的土地；对托利党党人所拥有的大地产的夺取和分配也促进了上述的过程。这些地产被夺取后，被小块小块地出售，从而明显地改变了新共和国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革命也导致公民权大大地扩大，不过，男公民选举权直到50年后才确立。革命还促进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于1774年通过，特拉华于 1776年通过，弗吉尼亚于 1778年通过，马里兰于1783年通过，到1784年，规定逐步地、完全地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己在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得到通过。甚至在弗吉尼亚的蓄奴中心，1782年时也通过了使解放奴隶较为容易的法律，8年之内，该州有1万多名奴隶获得自由。
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先前，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九个殖民地已设立州教会。这意味着居住在马里兰的公理会教友必须帮助支持该州的主教派教会；居住在马萨诸塞的主教派教会成员必须帮助支持当地的公理会教会；即使那些根本没加入教会的人，也看到他们所纳税款的一部分被用于支持一个州教会。但是，革命开始之后，马上就有五个州的已确立的教会被废除，从而，开始了已成为当代美国之特点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宪制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强。十三个州都接受了以《独立宣言》的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这些宪法给财产所有人以专门特权，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它们通过政府权能的分立而对统治权加以限制，并附上《人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公民的天赋权利和以往没有一个政府会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确保西部诸地将分享美国革命的来之不易的好处：它规定新的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所有法律方面与旧的州相同，但不能实行奴隶制度。西部诸地将无须经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属的制度或竞争扩张的制度。相反，当它们能取得州的地位时，它们将因有弹性的联邦制的原则而享有原先十三个州在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变化并不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样广泛和深刻。这些较后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美国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
美国各州所通过的宪法尤其给当时的欧洲人以深刻印象。他们向列举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权法案》欢呼。我们将看到，〈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育》的发表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高潮，这并非偶然的。起草该宣言的委员会承认，“这一崇高的思想”产生于美洲。“在北美洲确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们已进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应将对于自身的保护建立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当挪威人和比利时人分别于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宪法时，美国又充当了一个样板。
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已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它作为没有以往数千年的负担和积淀的一块新的土地而受人羡慕。例如，德国的音乐家和诗人舒伯特宣称，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们敞开着”。同样，杰斐逊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马泽伊写道，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是美国的赞赏者——他们“大声地称它为人类的事业，尽管他们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在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因美国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以前，请始终朝美国看。”随后，他在对英国的一次警告中说：“当美国派遣其大使……前往欧洲并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和政权时，你会想象自己将说服爱尔兰满足于一个为它制定法律的英国国会吗？”
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识到美国革命的意义，他宣称：
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新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一个巨大变化，就象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变化已改变美国社会、新的更激进的革命运动已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时，美国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仍可感觉到。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较美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引人注意，但对各阶层的人们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这些人以往长期地呆在舞台两侧，这时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一直留在那里。换句话说，正是在法国，世界首次强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觉到至今仍在我们脚下隆隆响的地震。
为什么这一巨大的变化会发生在法国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直到拿破仑登台后才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统治。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无能且不公正，以致统治机构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正是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这一模式从成为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财政危机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决不是空前的，也不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国家债务不一致。例如，它仅相当于大不列颠的国家债务的一半，若按人头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后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国由于它的两个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基本上是免税的，不能承受这一债务负担。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0万。第三等级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2000多万农民、约400万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 。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人的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后者占人口的80 ％以上，但仅拥有30 ％的土地。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由于1720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穷，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从物价上涨、从 1713至 1789年间法国贸易增长5倍中获利。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极不满意。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贵族革命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愈来愈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反应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州长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j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因此，当路易十大发现自己由于支持美国革命时所承担的大量支出而处于经济困难中时，贵族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是可理解的。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起，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决定性的。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0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都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中产阶级的代表还在拥有思想方面占优势。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如何实现这种变革的一般思想。他们还拥有政府极度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居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后，定要保持传统的等级。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个等级合并为一。
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娅·安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