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喏，我们又碰上老问题了。不论是在阅读时，在追寻中断的小说时，还是在辨别柳德米拉的爱好时，你刚刚觉得找到点门道，就被她立即堵死了，让她溜掉了。
“我现在最想看的小说，”柳德米拉解释说，“是那种只管叙事的小说，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并不想强加给你某种世界观，仅仅让你看到故事展开的曲折过程，就像看到一棵树的生长，看到它的枝叶纵横交错……”
你对她的这个观点立即表示同意。你把那些充满了理智分析的书页统统弃之不要，幻想获得一种自然的、纯洁的、原始的阅读条件……
“必须找到中断了的线索，”你说，“我们立即上出版社去吧。”
她则说：“没有必要我们两人都去。你自己去吧，然后转告我。”
你感到失望。这场追踪行动之所以使你着迷，是因为你可以和她一起进行，一起经历，一起评议。现在你觉得你们似乎有了某种协议、某种信任，这倒不是因为你们开始用“你”字相互称呼，而是因为你们觉得是在合伙干一件事（这件事也许任何第三者都不会理解），可偏偏在这时候她拒绝去。。
“为什么你不愿意去？”
“这是原则。”
“你这话什么意思？”
“造书的人与看书的人之间有一条界线。我愿意做个看书的人，因此时时注意站在界线的这边。否则就会失掉读书时不掺杂私心的那种愉快感，变成另一种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种人。这条界线并不十分严格，正在趋向消失，因为造书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有与看书的人合二为一的倾向。当然，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应该承认，用这些书来制造另一些书的人却比仅仅爱好看书的人增加得快。我知道，如果我跨过这条界线，即使是暂时地、偶然地跨过这条界线，那么我就可能遇到这样的危险：和那帮人数像潮水一般猛增的人流混到一起去。因此，我拒绝把脚迈进出版社去，哪怕是进去几分钟也不干。”
“那我呢？’你反驳说。
“你，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每个人有自己的应付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这个女人改变主意。你只好独自去进行这次考察，然后，六点钟的时候，你们再在这家咖啡馆会面。
“您是为手稿的事来的？正在拜读，不，不，我说错了，以极大的兴趣已经拜读完了，对，对，我记得很清楚！语言优美，感情丰富，您未收到信？很遗憾，我只好向您通报一下，信中都写明白了，发出去有段时间了，邮局老是耽误事，您会收到的，出版计划安排满了，行情疲软，您看，您收到信了吧？您说什么？感谢您使我们有幸拜读大作，我们应该尽快退还，啊，您是来取稿件的？不，我们还没有找到您的稿件，请您再耐心地等几天，会找到的，您别担心，我们这里什么也丢不了，刚刚我们还找到了一份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稿件，哦，不会过十年，我们一定会早些找到您的稿件，起码我希望如此，我们这里原稿很多，一堆一堆的，都这么高，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领您去看，当然哪，您是要您的，不是要别人的，当然，当然，我是说，我们这里许多并不重要的稿件都保存着，还能把您那份稿件丢掉？我们十分珍视您的稿件，不，木，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退还给您。”
讲话的是一个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只要有人呼唤他：“卡维达尼亚博士！”“请问，卡维达尼亚博士！”“请教卡维达尼亚博士！”或抓住他的衣袖，或向他提个问题，或把一摞稿子扔到他怀抱中，他顿时变得更加干瘪、背驼得更高。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后一位提问者的问题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并以一个十分急躁的人迫不得已时表现出的耐心，或者以一个十分耐心的人迅雷不及掩耳般地发作，尽量把别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撇在一边，或者一一详加说明。他的这些努力使他的下颏和颈脖微微颤悠着。
你走进出版社大门时，向门房说明那几本书拼版有误希望更换，他们先告诉你找发行科；后来，由于你补充说你不仅希望更换而且希望他们对此做出解释，他们又让你去找技术科；当你说明你最关切的是那些被拦腰砍断的小说下文时，他们得出结论说：“那么您最好同卡维达尼亚博士谈谈。请您到候见室去，那里已有许多人了，会轮到您的。”
因此，你挤身于来访者之中，数次听见卡维达尼亚博士重复有关手稿找不到了的谈话。他不管跟谁谈话，包括你在内，都从这个话题谈起；等到客人或其他编辑、工作人员打断他的话时，他才意识到所发生的误会。你立即明白了，卡维达尼亚博士是各种企业或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肩负着别的同事不愿染指的最复杂、最棘手的使命。正当你要开始跟他谈话时，有人拿着一份需要修订的今后五年的出版计划来找他，或者拿着一张需要重新编排页码的书名清单来找他，或者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来找他，因为该书需要从头至尾改版，原来的马利亚现在应改为玛丽娅，原来的彼得应改为彼埃特罗。谁讲话他都听，虽然想到他与另一位来访者的谈话被打断了时也不免有些心烦；但一有可能他便安慰那些最不耐心的客人说，他并未忘记他们，记得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非常欣赏那种幻想的气氛……”（“什么？”一位研究新西兰托洛茨基分裂派历史的学者悄声说道。）“也许您不该过多地描写那些淫秽的场面……”（“您说什么呀！”一位研究卖方市场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抗议道。）
卡维达尼亚博士突然消失了。出版社的走廊里充满了危险：有精神病医院的戏剧表演组、精神分析学研讨组，以及女权运动的突击队。卡维达尼亚博士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被包围、被吞噬。
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到出版社来的不再是过去那些希望成为诗人或作家的男男女女；（在西方文化史的）这个时期到出版社来谋求文字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有集体，如学习小组、行动小组、研究小组，仿佛脑力劳动如不集体行动单靠个人努力那就太凄楚了。作者署名变成多重的，越来越趋向于集体，因为谁也无权代表谁，如四名前囚犯包括一名越狱犯，三位前病人与护土、执笔护士，或者是一对一对的，不一定是夫妻但多数是夫妻，似乎夫妻生活只有在写稿时才能变得最舒适。
这些人物都要求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有关方面的专家谈话，最后都被打发来见卡维达尼亚博士。各种学科与各种学说的专门用语和独特词汇，统统倾倒到这位被你称为“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老编辑身上，不是为了让他变得比其他老头个子更小，更干瘪、更驼背，也不是为了让“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这句话成为他的表现方式，而是因为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哦，不，他仿佛来自这样一本书……对，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人们还在阅读这种书，书中经常有“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形象。
为了排除干扰，他摇着头，让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他的秃顶上滑过，并尽量抓住问题的实际方面。“您不能，请原谅，把书中的脚注放到正文中间去吗？或者把正文提炼一下，把它也变成一条脚注呢？您考虑考虑。”
“我是个读者，只是个读者，不是作者。”你急忙声明说，犹如猛扑过去拉住他，以免他踩空了跌倒。
“是吗？好，提醒得好，我很高兴！”他投过来的目光确实充满友情与感激。“我很高兴。现在我会见读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一股友好的情绪控制着他，他也不愿抵御这种情绪；他忘却了自己的职责，把你叫到一边说：“我在这个出版社工作很多年了……经过我手的书很多很多……可是，这能说我在读书吗？不，这不是我所谓的读书……我的故乡书很少，可我读，那时候是真读……我总在想，退休后回老家去，重新像往日那样读书。现在我常常扣下一本书，说：‘这本书等我退休时读。’可过后又想，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到故乡了；在鸡圈里找寻着什么；后来在母鸡下蛋的筐里找到什么了？找到了一本书，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是个简装本，书页都破烂了，上面还有我画的图画、用彩色粉笔涂上了颜色……知道吗？我小时候躲在鸡圈里读书……”
你向他解释你来访的原因。他立刻就明白了，甚至不让你再讲下去。他说：“您也遇上了，印张弄乱了，我们知道了，小说有开头没有结尾，出版社近期的书籍全弄乱了，您能看明白点什么吗？尊敬的先生，我们是什么也看不明白。”
他抱起一摞校样再轻轻放下去，仿佛只要轻轻晃动一下，就会把铅字的顺序弄乱。“尊敬的先生，出版社是个脆弱的机构，”他说，“只要一个地方出点毛病，便会逐渐扩展，使整个出版社陷入混乱。请原谅，我只要一想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头晕。”他双手捂住眼睛，仿佛看见亿万张书页与词句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飘荡。
“别，别，卡维达尼亚博士，快别为此烦恼！”喏，现在你却要安慰他。“我这只不过是个读者的好奇心……如果您不能告诉我……”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这位编辑说道。“请你听我说。开始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出版社，他自称是个什么语的翻译，是什么语来着……”
“波兰语？”
“不，不是波兰语！是种很难学的语言，懂得的人不多……”
“是辛梅里亚语？”
“不是辛梅里亚语，还要古老，叫什么来着？这家伙装做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没有他不会的语言，包括那个，钦布里语，对，是叫钦布里语。他给我们带来一本用那种语言写的小说，厚厚一本小说，书名叫做……什么行人，不，不，是另一本书……什么城市郊外……”
“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不是，不是巴扎克巴尔；我是说从陡壁悬崖什么的……”
“是阿蒂写的？”
“对，就是这个乌科·阿蒂。”
“请原谅，乌科·阿蒂不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吗？”
“嘿，众所周知，阿蒂原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可是后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境线修改过了，竖起了铁幕，过去是辛梅里亚的地方现在是钦布里亚，辛梅里亚被往边上挪了挪。这样钦布里人就把辛梅里亚人的文学也接收过来了，以补偿战争给……”
“这是加利干尼教授的观点，乌齐…图齐教授反对这种……”
“可以想像，这是大学里两个研究所、两个教研室、两位教授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甚至会不共戴天，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若乌齐…图齐承认他研究的那种语言的杰作应该用他的同事研究的那种语言来阅读，那会……”
“可事实是，”你坚持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是本未完成的小说，不，是刚刚开了个头……我看到原稿了……”
“《……探出身躯》……别把我搞糊涂了，那个书名跟这个差不多，叫《眩晕》，对，是维利安第的《眩晕》。”
“是叫《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吧？请告诉我，这本小说翻译过来了吗？你们出版了吗？”
“别急，别急。译者叫艾尔梅斯·马拉纳，他的证件很齐全。他交给我们一份译稿，我们把它列入出版计划；他交稿准时，每次一百页，并预支了稿费；我们开始把译文发往印刷厂排印，以争取时间……可是读校样时，我们发现有些矛盾，有些谬误……我们把马拉纳找来问他，他回答得含含糊糊，自相矛盾……我们穷追不舍，把原文摊在他面前，让他给我们口头翻译一段……他承认说他对钦布里语一窍不通！”
“那么他怎么交给你们译文呢？”
“他把专有名词改成钦布里语，不，不，改成辛梅里亚语，我也糊涂了；正文呢，他是从另一本小说翻译过来的……”
“什么小说？”
“什么小说？我们问他。他回答说：‘一本波兰小说（可找到波兰小说了！），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在马尔堡市郊外》……”
“对。请耐心点。他说出了这个书名，当时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小说已经开始印刷了，我们把一切工作停下来，更换扉页，更换封面。这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改书名、改作者姓名，总算把这本小说翻译、排版、印刷了……我们只顾把这个从印刷厂取来再送回去，把那个从装订厂取来再送回去，把带有印铬扉页的第一个印张换成印有新的扉页的印张。总之，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混乱，影响到正在制作的所有新书，全部印数都要销毁，发往书店的都要收回……”
“有一点我没听明白：您现在讲的是哪本小说呢？是讲火车站的那本呢，还是讲那个年轻人离开农场的那本？或者是……”
“请您耐心点。我刚刚对您讲的还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自然不相信那位先生了，我们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与原著对照。结果呢？根本不是巴扎克巴尔写的，小说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个不知名的比利时人，叫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书名叫……请等一下，我拿给您看。”
卡维达尼亚离开会见室；当他回到会见室来时，递给你一沓影印件。“诺，书名叫《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我们这里有法文本的最初几页。您评评，简直是欺骗！艾尔梅斯·马拉纳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本就值两个铜子的小说，却把它当做辛梅里亚小说、钦布里小说、波兰小说交给我们……
你翻阅了一下影印件，第一眼便看出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这本《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与你未看完的那四本小说中的任何一本都毫无关系。你想立即告诉卡维达尼亚，可他正从影印件中抽出一张纸，并认为应该让你看一下。“当我们指责马拉纳的欺骗行为时，他竟敢狡辩。您想看看他的辩辞吗？这是他写的信……”他用手指着其中一段让你看：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把思想向前推进三千年，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刊那个时候哪些会保存下来，哪些作家的名字那时还有人知道呢。有些书会很著名，可是会被当做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上史传 ＇①＇ 那样；有些作家会一直很有名，可是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 ＇②＇ 的情形一样；或者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 ＇③＇ 。”
“多么奇妙的推理！”卡维达尼亚惊叹不已，然后又叹息道，“也许他说得很对，真是高论……”
他摇着头，仿佛这个论点是从他头脑中窃取的；他一边窃笑一边叹息。读者你也许能从他的额头上看出他的这个观点。多年以来卡维达尼亚对于书，可以说当它们还处在一段一段制作过程中时，就开始注意它们了；他每天都看到一本本书诞生、灭亡，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书并非这些书，而是那些携带着其他世界的信息的书。对于作者也一样：他每天和他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忧虑、他们灵敏的感觉和他们那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作者是封面上的署名，是与书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与书中的人物、地点等同起来了的人，就像那些人物与地点一样，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是书籍由之诞生的、不可见的点，是充满了幽灵的空间，是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把其他世界与他童年时在里面读过书的鸡圈连接起来……
有人在呼唤他。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把影印件拿走呢，还是留给你看。“请您注意，这是一份重要文献，不能带出去：它是罪证，可以据此控告剽窃者。您如果想研究这份文献，请坐在这里，坐到这张写字台旁；过后切记归还我，即使我自己忘了，也得归还我。要是丢失了，那就糟了……”
你可以告诉他，不会的，这不是你要找的那本小说。你没有介意他的话；卡维达尼亚虽然放心不下，却被重新卷入出版社各种事务的漩涡。你留下来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
＇①＇ 吉加美土史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文学作品，最初为民间流传的歌词，约公元前两千年定型成文；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发现，为十二块残缺不全的泥版，主要描写神话英雄吉加美士的事迹。
＇②＇ 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述，其言行大抵见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色诺芬的著作中。
＇③＇ 关于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