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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动营、集中营、转运营或战俘营；毒气室和火葬场分别称为“浴室”和“尸窖”。
暴行的传出是以谎言作答的。当纳粹要员汉斯·拉麦斯给希姆莱带来数份报告说犹太人正遭受大规模屠杀时，希姆莱矢口予以否认。他辩解说，元首通过海德里希传下的所谓的”最终解决”的命令，不过是将犹太人从德国本土撤走罢了。在撤退过程中，由于疾病和遭受敌机袭击，有些人不幸死亡。他承认，由于叛乱，不少犹太人不得不被处决，以儆效尤。希姆莱向拉麦斯保证，绝大部分犹太人已在东方的各集中营中得到“安置”，还拿出相簿给他看，证明犹太人也在为战争出力：他们有的当鞋匠，有的当裁缝，或诸如此类。“这是元首的命令”，希姆莱加重语气说，“如果认为应采取行动，你得把向你提供这些报告的人名告诉元首和我。”拉麦斯拒绝吐露秘密，并拟从希特勒本人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但，希特勒的说法也一模一样。“把这些犹太人带到哪里去，这我以后再决定”，他说。为让他安心，希特勒还说：“在此之前，他们将在那里得到照顾。”
在希特勒的亲信中，确有些人不知道在“东方”发生的事情。其他许多人，那些受自我欺骗之苦的受害者，尽管不确切知道这些惨剧，却也猜到了几分。“别听人说希特勒没有主意”，汉斯·弗兰克后来在起诉书中（包括控告自己）写道，“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制度有可怕的缺憾，虽然知道得不那么详细。只是我们不想知道！靠这个制度生活，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简直像皇家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这样好。”
此话系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不久前，他曾对部下说过，他们都是参与灭绝犹太人的帮凶。此举虽可憎，“为欧洲利益故，却是必需的”。他是波兰总督，深知此项命令系直接出自元首。然而，德国人一般都相信，希特勒未参与过任何暴行。“人们都殷切希望，元首对此事一无所知，或无法得知，否则，他定会采取措施的。反正，他们认为他无从得知此事。或不知有多大规模。然而，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了多久了，人们希望归希望。”这番话是一个激烈的女纳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最终解决”之前奏“安乐死亡计划”时说的。
希特勒身边的侍从人员，根本不敢想象“阿迪叔叔”会下令屠杀犹太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施蒙特和恩格尔两人，不是成功地说服了元首，让陆军中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军官继续留任吗？背着元首搞名堂的恶棍不是鲍曼就是希姆莱。但是，这两人均不外乎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罢了。“最终解决”是他独自想出来的，也只有他才能下令执行。没有他，就不会有“最终解决”；而他也坚信，只要向世人拿出个既成事实，他就可免遭惩罚。人们会以报复相威胁的，但人类的记忆短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屠杀了１００万亚美尼亚人因而遭到强烈谴责；今天又有谁还记得？
在１９４３年６月９日的一次秘密谈话中，元首指示希姆莱，“尽管在此后３至４月内会出现某种骚乱”，他必须立即着手将犹太人押解至“东方”。他接着指出，这项计划必须“全面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话自然不能让元首身旁的侍从人员相信他是策划集体屠杀的元凶。但不久后他对鲍曼讲的一番话却令他们深信不疑了。在自豪地承认他已将日耳曼世界的犹太毒素洗涤净尽后，他说：“对我们，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也已做到了最大限度。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已被窒息而死或消灭。”在与犹太人打交道中，他不是向来都绝对公平合理吗？“在战争前夕，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警告。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促成另一次战争，人们是饶不了你们的，我会在全欧洲灭绝这些害人虫。这决定是一劳永逸。他们用宣战反驳我这个警告，并重申，不管在世界何处，只要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哪里就有纳粹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好了，我们已捅了犹太人是疮疤。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希特勒之“最终解决”的最可怕的一面在不久前结束了——启示性地结束了。拥挤在华沙犹太区的３８万犹太人中，只有７万人未被押至屠杀中心，余皆束手被擒。此时，余下的人们业已明白，押解意味着死亡。犹太区的犹太政治领袖们，牢记了这点，消除了分歧。团结一致，武装抵抗押走犹太人之举。这使希姆莱目瞪口呆，遂下令全面消灭华沙犹太区。１９４３年４月９日凌晨３时，２０００多名武装党卫军的步兵，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的配合下，向华沙犹太区发动了进攻。他们原以为会迅速取胜，却不料遭到顽强抵抗。犹太战士共约１５００人，使用的武器是长期偷运进该区的：计有数架轻机枪，许多手榴弹，１００只左右步枪和卡宾枪，数百只手枪和左轮，还有莫洛托夫鸡尾酒。希姆莱原以为３天便可结束战斗，但至当日傍晚，他的人马不得不撤退。这场单方面的战斗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令党卫军指挥官雨尔根·施特罗普将军狼狈不堪。他不明白的是，“这些废物和劣等人”为何不放弃这一眼看已无望的事业。他报告说，开始时，他的手下虽然抓获了“相当数量生来就是懦夫的犹太人”，但事情已越来越难。“由２０至３０个男人组成的新的战斗小组，在同样数量的女人的配合下，不断掀起新的抵抗。”他注意到，妇女的举动尤使人为难——她们常把藏在她们的灯笼裤里的手榴弹甩了出来。
在遭挫折的第五天，希姆莱下令“用最严厉的手段和最凶残的办法”将犹太区夷为平地。施特罗普于是便决定把整个犹太区变为火海——一幢幢房子被烧。他报告说，房子虽然起火，里边的犹太人却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才纵身从楼上跳下。“骨头摔碎了，他们仍力图爬到街道另一边未着火的楼房里去……犹太人和土匪们冒着活活烧死的危险，爬行在烈焰中，而不愿被我们生俘。”
守卫者们以不朽的英雄气概，战斗了两三个星期，由于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躲进下水道。５月１５日，犹太人残存的抵抗据点已寥寥无几，枪声也稀疏下来。次日，施特罗普将军下令炸毁位于华沙市内“雅利安人”区的特罗麦基犹太教堂，以庆祝此次战斗的结束。在刚好４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支小小的犹太军，抗击了数量上占优势、装备又精良的德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５．６万多人中，７０００人被当场枪毙；２．２万人被送至特莱勃林卡和卢布林；其余则被送进劳工营。德军的官方伤亡数字——显然已被缩到最小——是死１６人、伤８５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击了希特勒之“犹太人是懦夫”的观念。
（２）
那年６月上旬，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灭绝犹太人问题，秘密地向“红衣主教神圣学院”发表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有关当局要讲的每个字，以及我们要做的一切公开讲话”，在解释他如何不愿意公开进行谴责的原因时说，“都必须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细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违，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未说出口的是为何要小心从事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要比纳粹危险得多。
罗马教皇教座的处境是可悲可叹的。这一讲话却成了无意的伤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会所拯救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教会、宗教机关和拯救组织所拯救的之和还多。眼下，在教堂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冈城内，还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盟国的记录要可怜得多。英美两国，尽管大唱高调，却未采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动，只对少数几个受害的犹太人进行庇护。那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将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惨重程度依次排列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苏联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犹太人竟未提及（这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立下的政策），对此，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进行了强烈抗议，结果却无济于事。将波兰犹太人随随便便地算成波兰人，如此等等，在“三巨头”对纳粹恐怖主义的总分类中，“最终解决”便石沉大海了。
丹麦人之正义感和勇气，与“三巨头”迟迟不敢面对有计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的事件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受德国人的占领；却毅然将国内６５００名犹太人几乎全部运到瑞典。还有希特勒的盟友芬兰人，他们“拯救”了国内４０００名犹太人（只有４人未幸免于难）。还有德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人，他们为报答在日俄战争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犹太人开的昆—劳埃伯公司给予日本的资助，在满洲为５０００名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然而，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３４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不管犯者为谁）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之严格按证据所作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１９４３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营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等，总的说来，为谋取私利而办集中营。初步调查的结果仍不足以为他定罪；另外，还有一大群人支持科赫，认为他无辜。
７月间，摩根前往魏玛，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欢的当地旅馆——“大象旅馆”，不声不响地开展调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坐落在魏玛上方一座山头上的集中营，竟景色宜人，里边的设施油漆一新，很干净；地面上铺满了青草和鲜花。营内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错。他们能定期通邮；营内有一个大图书馆，藏有各种外文书籍；演杂技、放电影、举行体育比赛——甚至还有一所妓院。在深入进行了解后，摩根发现，布痕瓦尔德营内的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来营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证据便越不足。他发现，知情的犯人常凑巧死亡。从他们的案卷中，他发现，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数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谋杀，便下令调查。他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线索，拒绝继续调查。
要是常人，他就会放弃调查了。但摩根确信。他们肯定犯了罪，便亲自进行侦探。他出入于当地各家银行，向他们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证件，并假称自己是奉希姆莱之命，前来查阅科赫的帐户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１０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一皮包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连忙指使他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样表示厌烦——并假惺惺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罢。”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部长说。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
有个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电报亲手交给希姆莱。不知何故，此电竟溜过了官僚机构这个障碍，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全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此举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有人认为，这是希姆莱不信任各集中营之总管奥斯瓦德·波尔之故；其他人则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个潜在的“潘朵拉之盒”（*出自希腊神话。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下凡，天神派潘朵拉下凡。下凡时，天神送给她一个盒子。她打开一看，一切灾害罪恶全从里边跑到人间，只有希望还留在里边。——译注）。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感的另一例。
（３）
“残忍也有一颗人心”
——威廉·布莱克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礼以及他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道理的深明，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同仁则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霍斯巴赫将军看来，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则认为，他是“罗伯斯庇尔或热衷巫术的耶稣会之流”。国联驻但泽前高级总督卡尔·布克哈特觉得，希姆莱之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论；他有点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不管人们说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说过，“不管人们怎样骂他，或将来骂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父亲。我过去爱他，现在仍爱他。”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深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谜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他想公正地对待犹太人。
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异乎寻常的。总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预言的、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产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１９２２年，２２岁的希姆莱成了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件事业而献身的梦想：
虽然他们可将你刺死，
却要战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飞烟灭，
却要令旗帜高高举起！
所以，一个有这种意志和决心的青年会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迷人的领导者吸引，这就不足为怪了。他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诚；这样，他当个职业纳粹，可说是十全十美了。当他在党内平步青云时，他成了自身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他是个巴伐利亚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不断颂扬普鲁士人的朴实无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长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点像东方人。他疯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欧人。同时，与他的主子一样，喜欢身边有金发碧眼、身材细高的部下。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１００年内，用标准黑种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与希特勒）与金发碧眼的女人交配的办法，培育出黑种日耳曼人来。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党卫军妇幼保健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党卫军内无子女的家庭收养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务，并帮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小孩被绑架，并在党卫军的特别设施内得到抚养。“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统”，希姆莱对党卫军将领们说，“所有不在帝国这一边的日耳曼血统，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将我们毁灭。所以……每个能被带回德国的最好血统的日耳曼人将他培养成自觉的德国人后代，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个战士，对方也就少了一个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统的人都接回来，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能偷则偷，能抢则抢。”战后，有些传说很可怕，说“生命之泉”是“种马场”，在那里，党卫军分子与合适的年轻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希姆莱的计划，虽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