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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６本。这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尽期。另外，党的新总部“褐色大厦”又于新年的第一天开放。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会的收入、赠款及党费购买和装修的大厦，代表了纳粹党的实体和义务。希特勒、赫斯、戈培尔，斯特拉塞尔和党卫军的办公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很宽敞，红棕色，相当漂亮。窗户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广场。办公室内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团首次进攻弗兰德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活对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欲望是动，是为自己和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进行高级谈话。１９３１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艰巨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贴耳。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具有革命热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坚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来是普腓弗·萨洛门——他也提出要加强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被逮捕。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７条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一支部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后，叛乱才告平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７项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处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指挥。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乱业已结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时至１９３１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１月４日，党宣布，罗姆上尉（新近才从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巴拉圭作战）将出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６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部队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和干练的领袖便着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叛乱。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依然如故。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令他们的领导人瓦尔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可抗拒地倾向元首。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０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停止在街头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人后，这个问题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们为何伤心和愤怒”，他对褐衫党徒说，“但你们绝不可携带武器。”他们不满地嘟囔不休，却未采取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屈从于魏玛政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获警方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３月３１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泻在叛军头上。不到２４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走，谁就会遇到艰难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会主义毁灭。”
４月４日，《抨击》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义”。他重申，社会主义历来是纳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这样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党卫军内。”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调解人和中间革命派的角色。这次，他把汉夫斯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斯坦格尔写道：“希特勒无法，只好在郊区来回奔跑，眼中含着泪水，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经过诸多周折，他总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贸易与旅游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给汉夫施坦格尔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乱的领导人。“我发现，此人很正经。他是科隆的主教舒尔特的侄儿。他将我拉到窗前，我们的谈话声被交通嘈杂声吞没了。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尔。尽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们殴斗，戈培尔却一再鼓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呢，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与通常一样，希特勒的出现（靠冲锋队做后盾）给党卫军带来了团结，而这次的团结是牢不可破了。将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解职并未引起波动。戈培尔安然无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觉得，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扮演了阴险的角色。“打个比方，若某个母亲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误入了歧途”，他说，“明智的母亲就会拉着他的手，紧紧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将误入歧途的孩子们领回来，他是动用了武力的。于是，他便用冲锋队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卫军内的职务。由于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得到扩充，冲锋队欣喜若狂。“我们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热爱的”，在几星其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上，冲锋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履行了职责后，可能会站在角落里，我们不该希望得到感谢。但是，我们的元首知道冲锋队的价值。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因为我们从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时，作为调停人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误入歧途或摇摆不定的党卫军返回岗位——但那些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却除外，他们必须被清洗，职务必须由忠诚的追随者去接替。对希特勒宽宏大量的姿态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坚持合法行动的主张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稣式的宣言面前，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希特勒说：“我就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我就在你们中间。”
党卫军刚恢复秩序，其领导人罗姆上尉便因据说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将类似的控告一笔勾销。“党卫军是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它不是抚育小姑娘的道德机关，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予理睬。
但是，这件丑闻却正在变成一党内事件。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尼斯起义中遭到清洗的军官，其职位均被罗姆的同性恋伙伴们接替了。对这些指责，如同对指责冲锋队犯下了暴行一样，罗姆显得若无其事。“我知道，过去我对冲锋队员们表现粗暴，是急性子，亲爱的德尔默先生，不过，从今以后，请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将安分守己，严守纪律，秩序井然。我的职责是要使千百万易受共产党影响的失业工人不受其影响。我要将他们变成有秩序的公民，保护德国，以反对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敌人。”这番话是罗姆在４月底会见伦敦的《每日快报》的记者德尔默时说的。德尔默反驳说，“苏醒吧，德国！”“让犹太人灭亡！”之类的高声怪叫，似乎不像严守纪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义去理解这些口号，你只能听一半。”接着，他说了一些引起了记者注意的话。“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闹闹，不守纪律的人从党卫军中清除出去。对这样的军队，搞点大扫除是有些好处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解释说，首都曾发生过叛乱，领导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疯子”，竟敢向他和希特勒的权威提出挑战。罗姆向德尔默保证说，叛乱分子已被镇压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
一星期后，在罗姆的建议下，德尔默前往“褐色大厦”采访元首。希特勒承认他有两条要求：取消战争赔款债务和“在东方自由行动”。他并不热衷于恢复旧疆界或归还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许几百万剩余的德国人扩展至苏联。德尔默问，你希特勒怎样进入俄国而又不侵犯波兰的领土？希特勒简短地回答说：“总会有法子的。”
就在此时，奥古斯特·威廉王闯了进来，激动地宣布，在１９３１年的头４个月中，有２４００名褐衫党徒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格斗中受伤或丧生。“我的元首”，他喊道，“这是内战呀！”“不错”，希特勒随口答道，“毫无疑问，这是内战。”在确信希特勒是个极端残暴的人后，德尔默便开始撰文。该文于５月３日见报，并预言：“德国正加紧加入欧洲法西斯国家阵营。”
（６）
１９３１年夏季，希特勒忙于巩固党的斗争，并针对斯登尼斯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重新整顿党卫军。与此同时，一件私事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得悉，他的司机和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订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那座寓所里，行动受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主意是元首这位媒人给莫里斯出的。“你结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饭”，他敦促这位青年说。“我听了他的话”，莫里斯曾对一个会见人说：“决定与吉莉订婚，因为，跟别人一样，我非常爱她。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一些时候以来，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人；莫里斯曾在戈培尔面前对这“不幸的爱情”公开表示悔恨。最后，他鼓足了勇气作了坦白。希特勒大怒，斥责莫里斯对他不忠，解除了他的司机职务。
接近元首的某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操心的亲戚而已。“他的爱是父爱”，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坚持说。“他只关心她的幸福。吉莉是个朝三暮四的姑娘，谁她都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内。他只不过想保护她罢了。”在某种意义上，吉莉成了俘虏。除了自由外，吉莉要什么希特勒都给。即使去上音乐课，他也坚持要派他信得过的人去陪她。她曾对一亲戚抱怨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希特勒不管去哪里，都坚持要她陪同前往。这令她很难堪，特别是她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反对她与希特勒公开同行。另外，这也使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接触。”
一天晚上，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在雷西登茨剧场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尔德餐厅一起吃夜宵。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吉莉“似乎很厌倦，常左顾右盼看其他桌子。他不能不觉得，她与希特勒的这种关系是逼出来的。”汉夫斯坦格尔太太也感到，吉莉这姑娘受到压抑，好像“在生活中得不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文特太太却坚信，是吉莉追求希特勒的。“她自然想成为希特勒夫人。他是完全够格的……她对谁都那样轻浮，她不是一个正经的姑娘。”
毫无疑问，吉莉是羡慕舅舅的名望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馆饮茶时，他们的桌子总是被爱慕者团团围住，其中许多是女人。她们又是吻他的手又是讨纪念品。同样明显的是，元首喜爱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喜爱。“他爱她”，莫里斯断言说，“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爱，一种不敢表露出来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敢承认迷恋女色的弱点。”
也有人说，两人有桃色事件。奥托·斯特拉塞尔还将听来的街谈巷议写成文章，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有越轨的两性关系。这当然只有希望听到希特勒最坏消息的人才会相信。他爱他的外甥女，爱得很深，但是，发生两性关系恐怕不太可能。希特勒这个人很保守，不敢公开追求任何一个女性，而他也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金屋藏娇，将情妇放在寓所——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以免毁灭他的政治生涯。
到９月，吉莉又混上了另一个青年，奥地利人，画家。他们一见钟情，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希特勒的秘书）说，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谈到了她的不幸的浪漫史。在承认自己与一奥地利画家相恋并感到痛苦后，她突然改口说：“哎，如此而已！你我都无能为力。还是谈点别的吧！”希特勒闻讯后，立刻强迫她与那位画家断绝来往。这很明显，是得到他姐姐安吉拉的默许的。
９月中旬，吉莉打电话给她的声乐老师说，她不再上课了，准备去维也纳。打完电话后她便到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亲。她刚到那里便收到“阿道夫”舅舅打来的电话，约请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觉得自己必须回去，但，当她得悉他即将离开慕尼黑前往参加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议时，她“责怪他让她白跑一趟”。希特勒禁止她在他不在期间去维也纳，这样，她便从生气变成大怒。９月１７日，两人在进午餐时（吃意大利面条）仍在继续争论。在厨房里的文特太太听见，他们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当吉莉冲出餐室时，文特太太注意到，她满脸通红。
吉莉一直呆在房里。后来，她听见舅舅走下楼，便跟着他走到过道上。楼下，陪同希特勒前往的霍夫曼正在等候。吉莉左手拿着东西，但莱舍特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再见，阿道夫舅舅！”她朝楼下喊道，“再见，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门口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又重上了楼梯。他爱抚着吉莉的脸蛋儿，还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动不动，怒气冲冲。后来，她对管家说：“说真的，我与舅舅毫无共同之处。”
当新司机尤利乌斯·施列克驾着“麦塞蒂斯”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时，希特勒沉默不语。突然，他转身对霍夫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不舒服。”霍夫曼——其非正式的责任是让元首高兴——告诉他，这大概是阿尔卑斯山特有的南风所致。希特勒没有答话，他们继续朝纽伦堡驶去。
在寓所内，莱舍特太太在厨房里听见有东西被摔破，便对母亲说：“吉莉肯定是取梳妆台上的香水瓶不小心，把它打破了。”这可能是在吉莉掏希特勒的外衣口袋时打破的——她发现一封信，是用蓝纸写的。这封信原来是爱娃·勃劳恩写的。几个月前，希特勒恢复了与她的联系，因为很秘密，吉莉竟全然不知。当日晚些时候，安妮·文特亲眼见吉莉将信撕成四片。喜欢寻根问底的管家将信拼在一起。信的内容大致是：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
再次感谢您请我看戏。那是值得回忆的夜晚。对您的感情，我着实感激。我急待再次相见。
你的爱娃
吉莉将自己反锁在房内，说不要打扰她，她虽发了脾气，但文特太太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