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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在事实上放弃了绥靖政策，于是，希特勒便于４月３日发布了战争“绝密”令，由专人送往高级将领。“由于德国东部边界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该令写道，“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即“白色战役”，将定在９月１日。
西线若发生冲突，要让英法首先动手，把发生敌对行动的责任推给英法两国。如英法为报复而进攻德国，陆军应尽量在这个地区保存力量。“下令反攻的权力应绝对由我掌握”。是否空袭伦敦，决定权也在他手中。
这一招说明，对于英法向波兰作的保证，他是不太相信的。盟国为挽救面子，充其量只宣战，如德国不发动反攻，讨价还价还是可以的。各国的命运也就因此失算而决定了。这份战争令由凯特尔合签。凯特尔，与他所磋商过的将领一样，反对与波兰发生任何冲突。大家都一致认为，德国还未作好战争准备。
希特勒攻击说，与波兰实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贝克上校不但避而不与希特勒会谈，而且还跑到多维尔与英国签约。他受到了官方和公众的热烈欢迎。他还享受了感情的款待，特别是还与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但由于他生性傲慢，隐密而多疑，所以在进行正式会谈时，他就不那么能接受意见了。英国和波兰同时与苏联一起建立反希特勒阵线，遭到贝克的激烈反对。贝克更怕俄国向波兰进攻，拒绝参与可能突然导致与希特勒交战的任何事情。在这点上他是纹丝不动，所以，在４月６日他与英国签订的暂时的互助条约中，苏联便被排除在外，不准它插手。
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大部分国家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说，“炉中有两块铁总比只有一块好”。苏联也不例外。其时，它正同时与英国和德国开谈。苏联亟需寻求盟友，其原因，乃与两年前斯大林血洗（顺便提一句，系受希特勒清洗罗姆集团一举的影响）图克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从而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有关（B后来，海德里希吹虚说，红军的此次肢解，系他的功劳。在得悉图克切夫斯基集团在密谋推翻斯大林的情报后，海德里希便通过贝奈斯总统，将这一消息以及伪造的证件转给了斯大林。不久，苏联便派代表前往柏林就证据问题与海德里希谈判。苏联向他支付了３００万卢布的支票。想来这些支票是做有记号的，因为德国特务每使用一张，便立即被捕。将钱打上记号并不是俄国人耍的唯一的欺骗手段。是斯大林本人将原始材料披露给未起疑心的海德里希。图克切夫斯基的权力过大，威胁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德国秘密地加强在红军中的力量已快达２０年之久，但此事并非路人皆知。在凡尔赛条约的谈判中，德国和苏联双双被排斥在外。由于被抛弃的国家，因共同所受的冤屈，常倾向于彼此，所以，苏德便暗中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合作的主要缔造人系战后德国小小的军队的指挥官汉斯·冯·西克特将军。１９２０年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柏森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不久，“容克公司”便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贝索尔——合资股票公司，也在萨马拉省制造毒气。更有意义的是，德国派出２０名技术专家以帮助苏联建立三个兵工厂，另派出６０名文武指导员，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红军空军飞行大队。同样地，德国的坦克军官也在喀山附近所谓”重型车辆测试站”内受训。
人们记得，这种有利于彼此的秘密安排，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于１９２２年的复活节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而正式确立。这是反对凡尔赛条约诸国的有力的联盟。一方面，它向苏联保证，德国不参加任何国际财团，对苏联经济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德国受包围的威胁。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却成了德苏关系的转折点，至１９３８年，德苏的友好关系已实际上完结。在未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德国与英法两国签订的慕尼黑条约，又使情况急剧产生变化。
由于西方对它置之不理，苏联再次转向德国。１９３９年初，苏联接受希特勒的建议，邀请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前往莫斯科，就新贸易条约一事开始谈判。数天后，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发表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斯大林正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斯大林置信不疑。在向第十八次党代会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斯大林宣布，苏联决不会被西方拖进对德的任何战争中去。“我们赞成和平，赞成巩固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德国报纸抓住”所有”两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向帝国作的新建议，苏联报纸则对它们能予以识别而表示祝贺。
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问题的专家彼得·克莱斯特便得到指示，要他改善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人员的私人关系。克莱斯特怀疑，这是否是剧烈改变外交政策的前奏。数天后，克莱斯特带着复杂的感情，陪同一东欧经济问题的德国专家前往设在“菩提树下”的豪华的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很和蔼，看上去像个苦行僧——请他们喝茶。显然，这是件不平常之事；没有另一个俄国人在场。他们就法国印象派闲聊了一阵后，阿斯塔霍夫建议谈正经事。他说，德国和苏联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些小分歧而打架，这是荒唐可笑的。为何不制订一共同的政策呢？克莱斯特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已成了重要的现实问题。但阿斯塔霍夫把手一挥，不予置听。他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个现实的创造者，但从不让自己受现实统治。
离开大使馆时，克莱斯特好一阵沉思。显然，阿斯塔霍夫是在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信号转给里宾特洛甫。但是，让克莱斯特奇怪的是，令他唱这场戏的开场白的里宾特洛甫这时却让他避免与阿斯塔霍夫再接触。“我并不认为元首希望这个对话继续下去。”
斯大林采取了下一个步骤。４月１７日，苏联大使阿列克塞·梅利卡洛夫拜访了里宾特洛甫的主要下属冯·威兹萨克男爵。这是１０个月以来俄国人的第一次来访，以一件原由较低级官员处理的事为来访的借口。谈话快结束时，梅利卡洛夫问威兹萨克对苏德关系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德国历来希望与俄国建立双方均满意的商业关系。梅利卡洛夫大使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号：俄国没有理由不与德国在正常的基础上共存。”从正常这点出发，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苏联又在讨好另一方。但是，张伯伦并不愿意匆忙与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关系。他无法相信苏联也怀有与英国同样的目的和目标，更谈不上对民主有什么同情。首相坚信，与俄国结盟会分裂巴尔干各国抵抗德国的力量。于是，在与苏联玩弄“很难得到”的同时，张伯伦用答应援助罗马尼亚的办法，加强了支援波兰的保证。
４月１９日，罗马尼亚外长格里戈伊里·加芬库到总理府拜访了希特勒，从希特勒口中了解到了关于他对这一建议作何反应的第一手材料。一提到英国，希特勒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喊道，英国人为什么看不出他所希望的无非是与他们达成协议？英国如果想要战争，那就让它要吧！“这将是一场破坏力大到无法想象的战争”，他警告说，”战场上连两个武装齐备的师都凑不出的英国，怎能看到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
次日，４月２０日，是希特勒５０岁寿辰。近日来他常怒形于色，说明他已没有耐心了。时光在飞逝；他相信，自己只还有数年有健康的体魄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与通常一样，１９３９年希特勒的生日是通过盛大的阅兵来庆祝的。场景雄伟壮观——国防军三军以及武装的党卫队均有代表——目的在于警告敌人。应希特勒的明确要求，表演了最新式的中型炮、重型坦克炮、高射机枪和空军的探照灯。一队队战斗机、轰炸机从头上轰鸣而过，又多又吓人。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使节，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各有自己的印象。他们也没有忽视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作为主宾、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意义。
此次阅兵虽使许多人吓破了胆，但是，见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德国人均引以为自豪。５０岁寿辰也是掀起另一次颂扬希特勒的宣传浪潮的借口。
对许多崇拜者而言，他是德国的救星：“元首是本世纪唯一能掌握上帝的霹雳并为人类而重新改造它的人。”对其他人而言，他胜过弥赛亚——上帝本人：“我的孩子们把元首看成是为万物发号施令，安排一切的上帝。在他们眼中，元首是万物之主。”
小学生也被教会了唱颂歌：
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
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最高尚，
为希特勒而生，
为希特勒而死。
上帝就是希特勒，
他统治着勇敢的新世界。
希特勒甚至禁止使用“第三帝国”这样的字眼。对于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情形，他也曾对内层圈子里的人抱怨过——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崇拜的情况已发展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在党新近布置的学习班上，一个女老师十分认真地讲述过她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头会说话的狗。当被问到“希特勒是谁”时，狗回答说：“我的元首”。有个纳粹分子当场大怒，插嘴喊道，“你竟敢讲这样荒唐的故事，太可恶了！”那女老师作答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个聪明的动物知道，不准活体解剖。犹太人做宗教仪式时不准宰动物的法律，是阿道夫·希特勒叫通过的。所以，出于感激，这条小狗的狗脑便认出阿道夫·希特勒是它的元首。”
教会虽未把希特勒看成弥赛亚或上帝，但也对他的５０寿辰表示庆贺。日耳曼人的每个教堂都特地做了许愿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元首和人民”。梅因斯的主教还号召各教区的天主教徒特意为“帝国的鼓舞者，扩大者和保护者元首和总理”祈祷。连教皇也给他发来了贺电。
这些荣耀丝毫未减少希特勒对罗马尼亚大使的愤慨，也未减少他对英国的怨恨。特别令希特勒愤怒的是，不久前，在美国出现了《我的奋斗》的缩写本。这个缩写本未经许可便排印成书，且收进了人人认可的美国版本中删去的各段落，以及由艾伦·克兰斯顿撰写的，提醒读者注意希特勒的歪曲的评论文章。缩写本以袖珍本成书，定价为１０美分，１０天内便销售了５０万册。封面上印有这样的字样：“不给阿道夫·希特勒一分稿费。”（B元首的代理人立即上诉，理由是，他的版权遭到侵犯。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判决，勒令出版商停止印刷和发行克兰斯顿的版本。“这是在实际中民主的漂亮一例”，现当上了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的克兰斯顿于１９７４年说。他承认，法律上，希特勒是对的，他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所销售的５０万册书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使他们看清了希特勒的恐怖政策是何等的错误。正是这些政策不久便把我们抛进世界大战中去。”）一次冒犯来了，另一次又来。这一次的冒犯者系罗斯福总统：他同时致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刚侵略阿尔巴尼亚），呼吁他们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您曾一再断言，您与德国人民并无战争的愿望”，罗斯福对希特勒说，“这如果属实，那就无需战争。”
这可惹了希特勒。４月２８日，他对此作了回答。他的演说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听众——不但在全德和欧洲进行广播，而且还通过主要的广播网在美国转播。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景况相比，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那时，希特勒愿意给任何愿意听的人讲演——假若树木能听，他也愿意。那时，他的听众常对他之所云置之不理，或取笑他。现在，世界在发抖。
听众如此之多使他受到了鼓舞。威廉夏伊勒就发现，元首从未如此雄辩过。讲演一开始，他便为他的外交政策辩护。
他不但辩护得很成功，而且还转而谴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他攻击说，英国的外交政策废除了他们１９３５年的海军条约的基础。这是没有想到的：他自己当年如此急于求得的条约，一下子被取消了。接着，他又对波兰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取消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原因是，波兰人“单方面侵犯了”它。
希特勒撕毁了两个条约后，又在继续宣称，只要条款平等，他欢迎重新谈判。“想到这个情景”，他说，“谁也没有我高兴。”
这阵大脑体操确实做得非常出色的，却又被他对罗斯福的攻击所超过。这个攻击——至少是为了取悦于德国听众——是讽刺和挖苦的杰作。这是早年的希特勒，是酒吧间侍者和辩论者的希特勒。他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逐点予以反驳，像中学校长那样，逐点将之抹去。他的重重的讽刺和挖苦，令国会内人人听来顺耳；每次反驳后，笑声和鼓掌声一次高过一次。带头捧腹大笑的是会议主持者戈林。（B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把这个讲演的电影再次放给戈林看时，他再次大笑不止。）当元首最终接触到总统要求德国应保证不再进行侵略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嘲笑和反击——这使人笑得更加开心——却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否会侵略波兰？
这篇演讲的目的，与其说是说服敌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的手下。他所需要的是时间，以使波兰问题获得有利的解决。他觉得，自己的讲话已达到了目的，便跑进他的半官方别墅贝格霍夫隐居起来。在尔后的酷夏中，他一点儿也不愿触及波兰，但对于俄国，他却张口就来。克莱斯特一边喝茶一边狡猾地提出的初步友好的问题现正发展为真正的热恋。在爆炸性的国会演说后不久，在苏联报纸的后版上出现了一条似乎不惹人注目的消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职务已由Ｖ·Ｍ·莫洛托夫接替。这是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最欣赏它的莫过于德国大使馆了。当晚，德国的临时代办便打电报给威廉大街说，外交委员会未对此事做出解释，但李维诺夫（他的夫人爱维是英国人）之被解职看来是他与斯大林之意见分歧的结果。李维诺夫本人系反对轴心国的集体安全的象征，他的下台因而意味着斯大林已放弃了这条路线。犹太人李维诺夫被非犹太人替换一事表明，对英国之初步建议业已不相信的斯大林，已将大门向其在柏林的反犹伙伴打得更开了。然而，有件难堪的事不但俄国人对希特勒瞒着，就连他自己的外交官员也对他瞒着：莫洛托夫的妻子是犹太人。
听到李维诺夫被莫洛托夫替换的消息，希特勒如同“中了炮弹”。希特勒与斯大林，两人均强烈憎恨和恐惧犹太人，这是共同的。此外，长期以来，希特勒就对斯大林的残忍多少有点儿佩服。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不相信与斯大林合作是明智的。５月１０日，他将一名俄国事务问题专家召至贝希斯特加登，研究斯大林是否准备与德国达成真正的谅解一题。具有２０年对苏经验的古斯塔夫·希尔格，现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经济随员，他听了这个问题后，不禁多少吃了一惊。希尔格“向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自１９３３年以来德苏关系的小结。他提醒希特勒，在斯大林上台后的头几年中，苏维埃政府曾常表示希望能维持旧日的友好关系”，但又有所节制。他无非是在提醒希特勒注意斯大林在两个月前，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苏联没有理由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声明罢了。令希尔格奇怪的是，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里宾特洛甫，谁都记不得斯大林讲话的内容。
希尔格长篇大论地说明，苏联并不是一个军事威胁，因为她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去搞经济建设。希尔格一走，希特勒便说，他自己已“有点儿俄国味道了”，还可能听信于俄国的宣传。“不过，如果他是对的，我便不能同意斯大林的和平建议。我必须尽快中断那个巨人内部巩固的过程。”他令里宾特洛甫在对苏关系中原地踏步。
斯大林则令阿斯塔霍夫恢复对德的贸易谈判。５月２０日，莫洛托夫插手这一谈判，把德国大使冯·舒伦堡请到克里姆林宫。平常脸孔冷峻的莫活托夫，此次却成了和蔼可亲的主人。但是，在亲切的外表下却埋藏着一副铁石心肠。正式谈判一开始，他便抱怨说，希特勒显然不太愿意签订新的经济协议，这给苏联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德国人并非真心诚意，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谈判中玩弄花招。
元首更关心的是加强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至少目前是如此。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