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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范子愚他们神通不大，虽然并没有派代表常驻北京，但北京发生的事他们都能知道，斗彭的进展情况他们也约略知道一些。最近，陈政委接到通知，要他上京参加一次对彭其等反党分子的决战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彭其将押回南隅，继续隔离监护，检查交代他的罪行。这个消息被范子愚他们打听到了，决心把隔离监护、督促彭其写交代材料的任务抢到手，这样，就能证明本造反组织自始至终把住了斗彭的大方向。怎样才能争取到这个任务呢？找陈政委正面要求，他会信任吗？找江醉章，他会理睬吗？范子愚认为，不能书生气十足，“人家不给，咱就抢，现在这年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因此决定立即派人上京。范子愚接受了上回的教训，人生地不熟，贸然闯到北京去是要吃亏的，所以这回他坚决要拖住赵大明同来。赵大明家在北京，至少不愁没有地方落脚。本来，赵大明能有机会在春节期间回北京与父母团聚，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但由于此行任务尴尬，他一再找理由推托，怎奈范子愚不顾一切，强行把他拖上了火车。到京以后，范子愚两腿不闲，钻山打洞想摸到彭其何日回南隅的情报，摸来摸去，只知道会议已在春节前开完，而彭其的启程日期无法知道，他为此非常焦急，除夕夜的盛席都未能尽兴尽欢。万万没有料到，彭其被赵大明的父亲背回家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范子愚望着昏迷的彭其，像站在一坛突然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面前，那样惊喜，那样眼馋，那样情不自禁地想立刻动手。赵开发老头听说这就是儿子那个部队的司令，已经惊奇得不知所以，又见范子愚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表情来，更加愕然。他望着范子愚的脸，像看见公鸡游水似地感到奇怪。
“您是在哪儿发现他的？”儿子问。
“金水桥底下。”
“知道他哪儿受伤了吗？”
“不知道，好像……”赵开发估摸着说，“可能是冻的。”
“范子愚，”赵大明穿上军用绒衣说，“你去捅捅炉子，把火烧大一点。”说着便动手取下彭其的军帽，察看了他的头部，侧脸对父亲说，“头没有受伤。”
接着，他又解开他的大衣，将他的两条手臂从大衣袖筒里脱出来，分别做了几个屈伸的动作，发现两臂是完好的。又解开层层纽扣，伸进手去摸了摸他的胸脯和两肋，也没有发现异常。按按心脏，跳动的节律稍慢一点，呼吸情况同熟睡的人相似，这大概也是正常的。后来，他搬起了他的右腿，能屈能伸，也是好的。当抬起另一条腿的时候，赵大明惊叫了一声。
“怎么啦？”
“膝关节骨折。”赵大明揩着额上的汗珠说，“要赶快送医院。”
赵大娘从里间走出来，见了这意外场面，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所措。她忽然想起，对老伴说：
“你还站着发什么呆！快去借担架车吧！隔壁看门的张老头准还在喝酒，他们单位有担架车，上回西屋的李师傅爱人生孩子，就是借他们担架车送去的。你快去吧！”
赵开发如梦初醒，连忙借担架车去了。
范子愚慌手慌脚找到自己的大衣、棉衣、棉裤，将每一个衣兜裤兜都掏了一遍，最后在挎包里找到一份列车时刻表，看了一阵说：
“赵大明，早晨六点有一趟开往广西的快车，我们干脆，把彭其带走，送到桂林空军医院去。同时给南隅拍一个电报，叫家里来人，在桂林等着我们。正好今天是春节，很少有人坐车，买两张软卧车票，让他在车上躺着，四十来个小时就到了。”
“这样行吗？”赵大明说。
“怎么不行！别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了，现在这年头，跟打仗一样，办事要果断。”
“可他还昏迷着呢！除了膝关节骨折，还不知内脏有没有摔出什么毛病来，不马上送医院，在车上出了事怎么办？”
“出不了事，金水桥只有那样高，要是年轻人摔下去，根本不会骨折。”他又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他送进北京的随便哪家医院，空军司令部马上就会来人，陈政委还在北京，他也会来，彭其就再也别想落到我们手上了。如果把他带走，送到桂林，我们的人把他控制住，一边治病，一边叫他交代，我们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一点新材料。要是怕桂林空军医院还靠不住的话，干脆，到柳州，送进地方医院，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我们只要从他嘴里捞到了金水桥跳河的新材料，不怕空军党委不认账。”
“可我们是从北京把他劫走的，到时候不给咱们扣上打砸抢的帽子？”
“哪个造反派不搞打砸抢？再说，我们又不是到招待所把他抢出来的，我们是在路上捡的。”
范子愚说出“在路上捡的”这几个字，使赵大明心里挨了重重的一击。唉！一位曾经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军，今天竟变成了一只被猎人疏忽的已经中弹的伤野鸭。让路人拾到，喜出望外，赶紧夹着它溜走，回去拔毛，剖肚，享用一顿不花钱不费力的美餐。赵大明的心像送进绞肉机去了，但当着范子愚的面，又不能将痛苦流露到脸面上来，他只得装傻，像没有睡醒的人一样，反应很迟钝，理解力很差，范子愚说得够清楚了，他却装着不懂，痴呆地望着对方。
“你怎么啦？”范子愚奇怪地盯住他问。
“我……”赵大明皱起眉头，“我还不懂。”
“你是故意装糊涂吧？”范子愚无情地点破他的痛处说，“我知道了！赵大明，你跟我们演了很长时间的戏，演得不错啊，伙计！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你露馅儿了。你为了同情他，不顾我们造反派的命运，装糊涂，不同我合作，我没有冤枉你吧？”
“随便你怎么认为。”
赵大明只得这样说，说完靠餐桌坐下，望着母亲在为昏睡不醒的彭司令员细心扣上衣扣。
“其实，”范子愚坐在赵大明对面，委婉地转弯子说，“我与彭其有什么冤仇呢？他受伤了，本来是要就近送医院才对，在火车上耽搁四十多个小时，不但要叫他受罪，而且对治伤可能不利，这些我也都知道。他要不是彭其，而是别的不相干的人，我会马上抬着他送医院去，比你的动作还快；他要是不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缺德事了。可是赵大明，这是路线斗争啊！现在这年头，在路线斗争的大事上可不能温情脉脉，你对彭其温情脉脉，人家就要问你为什么那样。人家对咱们可是不讲温情的呀！我要提醒你，别以为咱们今后会平安无事，你听说没有？现在出现了一种‘揪坏头头’的说法啦！你能保证我们这个组织将来不揪坏头头？谁是坏头头呢？如果让江醉章知道你同情彭其，他发现你欺骗了他，你这个坏头头就逃不了啦。咱们是战友，我是好心关照你，你看着办吧！”
这时，赵开发已披着一身雪花两手空空回来了，他推开门说：“隔壁的担架车坏了，张老头在挂电话叫救护车来。”
“大爷，不能惊动救护车。”范子愚蓦地站起来，拽住赵开发边走边说，“快带我去，电话在哪儿？快！”
赵开发莫名其妙地被范子愚拽走了。
屋里，赵大娘似懂非懂地听到范子愚刚才那些话，觉得很奇怪，便向儿子细问由来。赵大明想说又说不清楚，最后什么也没有说，急得一忽儿站起，一忽儿坐下。母亲看到儿子这番景象，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不久，范子愚在前，赵开发在后，匆匆走了回来。赵大爷一路问着：“小范，这是怎么啦？到底怎么啦？为啥不要救护车？你说呀！”范子愚塘塞着说：“大爷，您别问了，是有原因的，现在说不清楚。”说着话，范子愚已走上台阶，他看到墙根有一只长形的柳条筐，装着一些引火的劈柴，灵机一动给它派上了用场。他把劈柴抱出来放到一边，将柳条筐拿进屋来，往地上一扔，拍拍手，对赵大明说：
“快找根绳子，有杠子没有？就用这个，抬到火车站去。”
“抬什么？”赵开发奇怪地问。
“抬他。”范子愚指了指躺在床上的彭其。
赵开发和他的老伴同时一怔，以为是听错了。
“你说什么？”老头重问一次。
“大爷，”范子愚强作耐心地解释道，“我们要把他带回南方去，他是一个走资派，我们的同志在等着斗他，当然，也会给他治病的。早上六点的火车，现在时间不多了，您帮我们找根绳子吧！”
“是这样！”赵开发转脸望着自己的儿子，眼里冒出愤怒的火来。
赵大明在父亲的眼光逼迫下，躲躲闪闪，不敢正视，想解释清楚又碍于范子愚在场，他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求饶似地叫了一声：“爸爸！……”
范子愚忙着整理自己的东西，一面忙活，一面催促赵大明：“快点！时间不多了，把他送回去，你再回来度假也行。快找绳子！”
赵大明此时如乱箭穿胸，几乎要晕倒了，为了避开父亲那越来越令人害怕的眼光，他胆怯地移动着视线，偶然在衣柜顶上触到一根露出五寸尾巴的粗麻绳，忽然像疯了一样，伸手拽住麻绳用力一扯。麻绳是压在一个装零星工具的小箱子底下的，小箱子被麻绳带动，从柜顶上滚下来，哐！哗啦！响成一片。赵大明这才感到松快了一点，他正是要把积郁在胸中的炽热的岩浆，通过绳子，传递给小箱子，让它摔下来，借它的力量爆响，喷出去。
“你敢！”赵开发逼近儿子。
“爸爸！”赵大明吼叫着嚷道，“您知道吗？这是路线斗争，是铁面无情的。他是走资派，他罪该万死！他不是人！你不要把他当人！他是一只挨了枪弹的野鸭子，被我们捡了便宜，赶快拔毛，把锅烧红，放上油，等着，没有什么客气讲，不能温情脉脉！您懂吗？您那么糊涂？不要挡着我！让开！谁同情他谁就跟他一样，不是人！”
赵开发一语不发，扑上前来，扬起手，照着儿子的脸打下去。响声过后，赵大明放声恸哭起来。只有这样，他才有理由嚎哭；只有这样，他的哭才不会叫范子愚看出破绽来。他感谢亲爱的爸爸，“您终于会意了，让我能够大胆地哭一场了。”
第28章 将军愤
彭其是怎样摔下玉带河的？故事要回头细叙。
他在北京已经住了半年，半年里没有离开过特为他准备的那一套房间，半年没有呼吸过户外的新鲜空气，半年没有晒过太阳。他瘦了，皮肤白了，左腕上被手表长年盖住而形成的白印消失了。半年来没有擦过皮鞋，因为不见灰尘，不需要擦它。半年来没有同第二个人一起吃过饭，沤红辣椒和烟熏腊肉的味道已经记不起来了。这半年他过着隐居生活，像不得志的秀才，下决心关起门来著书立说，写字台上每天摆着纸笔，只见他常常坐在台前沉思。他的著作进展极慢，烟缸里的烟头倒掉又填满，倒掉又填满，桌上的稿纸却很少更换，烟头比字多出一百倍。他在这里住了半年，新的朋友只结识了七个，其中四个是轮番跟他谈话的，三个是负责监护他的。监护他的朋友他能叫出姓氏来，谈话的朋友连姓都不知道。他当了半年的俘虏，半年囚犯，半年木乃伊。
最初，他经历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生活，每天有十几个人围着他，机关枪和大炮无休止地向他射来，日复一日，渐渐地听觉开始麻木，害了慢性耳聋病。向他发动攻势的指挥人就是他过去的亲密战友陈镜泉，他看见他不断吹号、擂鼓、挥动指挥旗，驱使炮手们拼命地轰。要是别人当这个指挥，他彭其也许会老实一点，恰恰在陈镜泉面前，他要挺直腰杆更硬三分。他当然不知道陈镜泉是怎样被人操纵的，他只能看见前台的表演。人家把他在南隅挨斗的实况录音放给他听，他大吃了一惊，立刻跳起来大骂：“阴谋！他娘的阴谋！我不是这样讲的！有人搞鬼！害人！”在他的回击下，陈镜泉表情呆板，面无人色。彭其暗自得意，耻笑对手无能，所用的手段十分拙劣，作贼心虚，经不起反击。可他又上当了，哪知陈镜泉只是一块盾牌，盾牌虽被刺伤了，躲在后面的勇士却安然无恙。录音带放了一次又一次，彭其气得连话都不愿意说了，不管人家怎么吼叫，他紧闭着嘴唇，就是不张开。而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偷偷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愤怒诉说了所有冤情。可是，谁能为他去传递呢？他只得把它藏在身上，等待有利的时机。
热闹的阶段过去了，围攻的队伍不见了，陈镜泉也不再露面了。继之而来的是和风细雨，像黄梅季节的天气，不冷不热，天天一样，持之以恒。那四个专与他谈活的朋友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的。他们四个人好像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性格一样的温柔，态度一样的和善，进门脸带三分笑，出门回身一点头，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文质彬彬，坚持委婉规劝，颇为体己贴心。怄火了，不生气，受了冷遇也不灰心。他们窃窃私语地告诉彭其，叫他不要过于忧虑，要爱护身体，晚上好好睡觉。只要承认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并表示接受教训，就可以既往不咎，一笔勾销；他们表示对红军老干部十分尊敬，并且把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关于彭其过去的英雄故事拿来津津乐道。这几个人真是可爱极了，使彭其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但是，无中生有的事实他不能承认，恐怕就连许淑宜或湘湘来劝他，他也不会承认的。他是有感情的人，用感情来打动他，他不会不动；但他更加重视原则性，要是把感情和原则放到天平上来称，那么感情就变得几乎没有重量了。他在几十年行伍生活中，最忌恨一个“假”字，假敌情可以诱使你兴师动众，千里扑空，乃至全军覆没。他感谢他们态度友好，但宁死不说假话，说一千遍一万遍也动摇不了他要说真话的决心。后来那四个可爱的朋友再不露面了，最后一次离开时也没有说明一下。彭其与他们相处已经习以为常，每天吃过早餐就等着他们的到来，像等待情人一样。一天等不到，两天等不到，他感受到一种类似失恋的孤单。从此，他只好找监护人说话。三个监护人都是青年军官，也像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一样地沉默寡言，常常半天不讲一句话。彭其主动找他们攀谈，顶多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决不随便发挥，更不高谈阔论。开头，彭其曾经把他们看作敌人，因为他们执行着狱卒的任务，而自己则是被看守的囚犯，囚犯与狱卒之间，怎能不互相敌对呢！日子一长，敌对情绪逐渐模糊起来，以后反而萌发友谊之情了，你说怪也不怪。究其实，从敌对到友谊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敌对的基础本来就很薄弱。从彭其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充当狱卒的青年与自己本无旧怨新仇，要不是有人把他们派来，他们大概决不会主动要求到这里来。与其说他们是敌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敌人手上的一把锁。如果有朝一日你把你的敌人击败了，他被你关进囚笼了，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