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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 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姡В窆茉遥袢撕卮尉杂屑尽Ｆ渌魇椋晕踮铀跞士∫嗉小妒乐尽泛汀犊す氐兰恰贰Ｍ踮由屑胁恢说摹恫⒅菁恰泛吐焦阄ⅰ段獾丶恰贰Ａ绞榻圆患健短浦尽分肌！恫⒅菁恰返比纭都街萃季返仁椤！段獾丶恰芬嗍欠街咀Ｍ踮拥热怂允橇闫霞颍灰嗫山枰月灾魇榈母趴觥�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