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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编辑后记》，《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5号，1936年6月。故将拔擢本地无名作家当作刊物的重要任务。《台湾新文学》多次筹措经费，举办“台湾新文学赏”及“全岛作家竞作号”征文活动，并限定只有新人才能参加“悬赏原稿募集”，给予新秀登临文坛的重要机会。著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即是由此崛起。其处女作《水月》发表于《台湾新文学》第二期（1936年3月），另有《泥沼里的金鲤鱼》入选“台湾新文学赏”佳作，并刊登于《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号（1936年6月）。
1937年以后，在“皇民化运动”日趋喧嚣的局势下，台湾总督府图谋于4月1日为期限，一举废止全岛新闻的“汉文栏”。在《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栏目后，惟有《台湾新民报》一家延至6月始废。
面对台湾总督府的高压政治，杨逵自知停办汉文栏势在必行。他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无奈：
日本统治当局为了消灭台胞的民族意识，于是勒令废止报纸和所有杂志的中文版，“台湾新文学”出版最后一期时，即收到取消“汉文栏”的命令，没有了“汉文栏”，“台湾新文学”的存在意义也等于丧失，加以当时整个台湾的文化活动几乎为“皇民化运动”所淹没，于是便停办了“台湾新文学”。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中心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页。
1937年6月15日，发行至第二卷第五号的《台湾新文学》，在“编辑后记”中说：
汉文栏以此号为止不得不废止。对于只用汉字写作的人和只读汉文的人毋宁是悲哀，但我们也十分感慨。然而汉文作家诸君也不必因而退缩。跟以前一样投稿的话，我们会找到适当的译者予以翻译之后发表，希望更加专心写作吧！
此时的杨逵，不仅承受巨大的政治高压，经济上也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双重的厄运使《台湾新文学》在这一期之后不得已停刊。为了杂志的再生，杨逵于1937年6月底专程赴日，以期寻求日本左翼文学界的支持。终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突变，杨逵所有计划落空，自己也遭警察跟踪拘捕。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浇灌的《台湾新文学》园地惨遭挫败，永远失去了再生的机会。
《台湾新文学》从1935年12月28日创办，到1937年6月被迫废刊，除查禁号之外，一共发行了十四期，另有《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历时一年半。关于《台湾新文学》以及《台湾文艺》对台湾文坛的贡献，日据时期的著名作家黄得时有着高度评价：
《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的寿命不过三年而已，可是在这短短的三年之中，所获得的效果，比过去十几年的效果都来得大。堪称在台湾文学史上划下一段光辉灿烂的时期。
黄得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原载《台北文物》3卷2期、3期、4卷2期；收入李南衡主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23页。
对此；杨逵也有着完全的认同：
“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那三年，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有了十分丰硕的收获，而且更赢得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形成一股新的社会运动力量，普及到整个社会。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6—37页。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二、1945：《一阳周报》与三民主义理想
杨逵光复后的文学出发，首先是从文学刊物的创办与编辑起步的。
受到台湾光复的巨大鼓舞，台湾各地纷纷出版报刊，创办国语讲习班，举行文化座谈会，开展演讲、美展、演剧等文化活动，其中又以期刊杂志最为活跃。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于1945年11月23日公告，要求已发行的报纸二十日内办理登记手续，“到1946年1月底为止，光台北市一地的报纸加上杂志的申请登记者就有三十九家；到5月底为止，登记的报纸与通讯社共计二十一家。”
参见吴纯嘉：《人民导报研究（1946—1947）——兼论其反映出的战后初期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之第一章《日治时期到战后初期（1945—1947）台湾报业情形》，（台北）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9年7月，第55页。“民间与政府各机关单位竞相出版刊物的情况，持续到1946年上半年，也是杂志发行最为蓬勃之时期”何义麟：《战后初期台湾出版事业发展之传承与移植（1945—1950）》，《台湾史料研究》第10号，1997年12月，第5页。。据旅美台湾学者叶芸芸女士统计，1946年夏天，台湾以各种方式存在的报纸杂志，多达八十种左右；1945年至1949年间，台湾出版的期刊杂志有四十三种。
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68页。这期间，台湾“知识分子的昂扬自信与文化界之生气勃勃，是战后初期台湾予人深刻印象的景观，也是台湾历史上，文化界难得一现的黄金时代。”
同①，第63页。
身为台湾文学园地的园丁，杨逵对文学刊物的创办一向情有独钟。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里，从创办《一阳周报》开始，杨逵光复以后自己创办、参与创刊和担任编辑的报纸期刊乃至出版社多达七种，其对战后台湾的文坛重建与社会改革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庆祝“一阳光复”，杨逵马上把自己在日据时期经营的“首阳农园”改名为“一阳农园”。意识到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迫切需要，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节衣缩食的杨逵于1945年9月购买了手转轮印机，准备创办新刊物。
1945年9月22日，杨逵在台中市创办了《一阳周报》，这是战后台湾最早出现的中日文合刊的刊物之一。它是一本三十二开的薄薄的小册子，用白报纸印行，每期二十四页，逢周六出刊，同年11月17日出版第九期后停刊。《一阳周报》在林幼春之子林培英和李崇礼之子李君晰的资助下，以刻钢板、油印的方式得以出版。当昔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的朋友们来看望杨逵的时候，杨逵用誊写版出了第一期的《一阳周报》，并把它分送给朋友们，向他们提供讨论的素材。
杨逵创办《一阳周报》，旨在“介绍国父的思想和三民主义，把台湾建设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杨逵：《我的三十年》，原载《联合文学》第1卷第8期，1985年6月1日。以介绍祖国的革命理想和文学作品为宗旨，传达了杨逵对于战后台湾的社会命运与道路抉择的强烈关注。
台湾光复以后，长期处在被奴役、受歧视的殖民地子民的地位，一旦得以挣脱，台湾智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使命感空前高涨，他们的济世情怀很快被三民主义的前景所吸引。“当时之智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三民主义》，满怀抱负与热情，努力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比之日据时期，智识分子更形活跃。”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智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页。在言必称三民主义的光复初期，随手翻阅当时的台湾报纸，“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口号就会跃入眼帘。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前，各地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并参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足以证明孙文的三民主义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号召力。1946年6月16日，由游弥坚、许乃昌、陈绍馨、林呈禄、黄启瑞、林献堂、林茂生、罗万、杨云萍、陈逸松、苏新、李万居等日据时期政治界、文化界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并创办促进两岸交流和台湾重建的刊物《台湾文化》。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的结尾呼吁道：“建设民主的台湾文化、建设科学的新台湾、肃清日寇时代的文化遗毒、三民主义万岁。”
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8页。
杨逵更是首当其冲。他是战后省籍作家中最活跃的左翼文化人士，也是最早意识到台湾回归祖国后与中国政治接轨的先行者。《一阳周报》自然成为最早宣传三民主义理想的有力阵地。
由于《一阳周报》大多已经散佚，人们多从仅存的《一阳周报》第九号《纪念孙总理诞辰特辑》（1945年11月17日发行），来透视其刊物之宗旨、内容与走向，以及杨逵本时期思想之脉络。这一期刊物，前后共二十四页，封面印有孙中山的照片，并刊载了本期的文章目录，其内容为：
纪念孙总理诞辰杨逵……2
纪念总理诞辰萧佛成……3
如何纪念总理诞辰郭泽如……4
纪念总理诞辰的感想陆幼刚……5
纪念总理诞辰的两个意义胡汉民……7
孙文先生传略（下）……10
中国工人解放途径（二）孙文……11
农民大联合（二）孙文……13
中国革命史纲要（三）孙文……15
三民主义大要孙文……18
犬猿邻组（下）杨逵……20
创造（二）茅盾……23
我们还注意到，1945年至1946年，《一阳周报》出版批发售卖的书籍有八种，而对孙文思想的介绍，成为其重镇，且看这份出版书目：
（1）《三民主义演讲》孙文著1946年
（2）《三民主义》杨逵编著1945年11月28日
（3）《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美）包尔·林百克著1946年
（4）《日文小说选》杨逵著
（5）《民族主义解说》金曾澄著1946年
（6）《伦敦遭难记》孙文著1946年
（7）《孙中山传》（美）包尔·林百克著
1946年
（8）《新生活运动纲要》蒋介石著1946年
从上述情形可知，光复初期的杨逵是那么热切地宣扬三民主义新中国，渴望把三民主义介绍给台湾的民众，以便更好地继承先生开创的伟大事业，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杨逵发表于第九期《一阳周报》上的《纪念总理诞辰》一文，还特别冠以《纪念民族救星·民权斗将·民生总理·孙总理诞辰》的大字标题，从中体现的，正是杨逵以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对孙中山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思想的崇尚。
事实上，杨逵对三民主义的接触与响应，早在东京留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是经由日文翻译来阅读，并由此打开了视野，了解到中国的国民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日据末期，杨逵在首阳农场组织焦土会，排演《怒吼吧！中国》的话剧时，据其长子杨资崩回忆，杨逵曾以三民主义教育青年：
年轻的有志一同的朋友成立了焦土会，每周一次集会。宗旨是：宁愿变为焦土也不愿皇民化！共同研究时事、文学、三民主义。爸爸以手头仅有的一本三民主义原版书向年轻朋友们宣传并讲解三民主义。这本书是原台大教授中井淳先生从广东带回来送给爸爸的。
杨资崩：《我的父亲杨逵》，原载《联合报》1986年8月7日，第8版。
根据钟逸人的说法，《一阳周报》中刊行的有关三民主义的学术论著，是那时在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任教的法律哲学教授中井淳、金关丈夫二位教授，因为要离台，无法把他们所拥有的中文书籍带走，遂表示愿意把书送给杨逵。杨逵将此事告诉钟逸人并恳请帮忙，钟逸人便透过日本军部的关系，借了两部卡车，到台北土城载回了一卡车半的书，其中不乏宝贵的珍本。
钟天启（钟逸人）：《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15日版，第307页。这本《三民主义》的原版书，还是日本教授当年从中国大陆华南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得到的。池田敏雄在1949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也曾记载当日他带着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到杨逵家里拜访，并将这些书交给叶陶，叶陶非常高兴；隔日，池田敏雄与杨逵又就三民主义相关书籍与小说的出版事宜进行了讨论。
池田敏雄：《战败后日记》，《台湾文艺》第85期，第186页。
由此可知，杨逵战后在《一阳周报》上宣传介绍有关三民主义的书刊，确曾仰赖于日本友人提供的资料。
《一阳周报》对三民主义理想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与光复后人必言三民主义的时代氛围有关系，也与杨逵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分不开。对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及关注民生、民权、民治的政治路线，杨逵是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姿态来接受的，其改造台湾社会的理想与孙文的思想内涵发生共鸣，这使他当时对三民主义充满信心：
今日台湾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就要切实记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现的福利社会的构想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也要切实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教示。
孙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却是继承孔子的大同思想，以达到均富，福利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惜又可恨的是，孔子的“大同篇”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却被历朝帝王当做装饰品，有的悬在墙上，有的写在书本里，至今四千多年未见其实现。以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为目标的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已经廿九年了，不可以再彷徨，应立即整备体制急赶直追。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90页。
基于此，一心一意要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杨逵，马上行动起来：
战后我开设“一阳农场”，并发行《一阳周报》，我想宣传三民主义，印《三民主义》，但发生事件，没人要看《三民主义》，五千本都成废纸；朋友出了三万元，都成废纸。当时我对三民主义有“信心”。是因为国民党的第一天代表大会强调“扶助农工”，我在《一阳周报》予以介绍。
杨逵语，见《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访谈录》，原载《美丽岛》第3期，1982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2页。
从《一阳周报》第九号（1945年11月17日）同时刊登孙文的《中国工人解放途径》和《农民大联合》两篇文章，也可看到杨逵对农工问题的高度关切。
透过《一阳周报》的编辑方向，也可以看到杨逵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中国政情的理解程度。据杨逵次子杨建回忆，光复后杨逵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期望，二二八事件之前他跟叶陶都曾加入国民党。光复一年多后，官员贪污等事件不断暴露出来，后来又发生二二八事件，他就对国民党灰心了！没有再交党费，就自然退党了。事实上，杨逵对国民党当局逆三民主义路线而动的现象，早有警醒和担心。《一阳周报》第九期刊载的两篇文章，都触及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反民主的现象。例如邓泽如的《如何纪念总理诞辰》和陆幼刚的《纪念总理诞辰的感想》，在赞扬孙文的革命功业、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的同时，皆严厉地斥责了担负党国之责者，不但不能继承国父的伟大业绩，反而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陷党国于分崩残破之局，实在是愧对孙文与同胞。文章还呼吁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制裁独裁军阀，消灭革命障碍的残余，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
光复一个月，当台湾还沉浸在“未战而得胜”的欢庆氛围的时候，杨逵已难能可贵地意识到中国的“惨胜”及其将来社会重建面临的困难情势。他没有盲目地拥抱三民主义，而是期待“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