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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版。
《怒吼吧！中国》改写本表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故事。一艘英国炮舰的美国商人在长江上失足落水身亡，英军舰长却污蔑中国人是凶手，并以炮轰全县来威胁县长交出凶手就地枪毙。在交涉过程中，英军欺压迫害中国人的手段令人发指。在两名无辜的中国平民以“替罪羊”被处决之后，怒吼的中国人与县长在报仇雪恨的呐喊声中，愤然宣誓，一定要赶走洋鬼子。
杨逵曾这样谈到自己戏剧本的改编：
《怒吼吧！中国》描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剧。但这是在抗战期中，此剧无形中影射日本的侵略战争。尤其是我把在台中中山公园殴打林献堂的日本浪人卖间，抓起来当作剧中的主要角色，更明显的表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嘴脸，以及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真相。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宝刀集——光复前台湾作家作品集》，（台北）联合报社1981年10月版，第12—13页。
《怒吼吧！中国》先在“台中艺能奉公会”颜春福先生的楼上排练，于台中、台北及彰化三地演出时，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正当这出戏在充满抗日意识的“首阳农园”以台语排演的时候，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排演亦就此中断。
其次，在表现不屈的抗议精神的同时，杨逵的剧作还特别传达了化解省籍隔阂与冲突，两岸人民团结共建祖国美好前景的愿望。
杨逵因为《和平宣言》而被捕坐牢，心中郁结了太多的质疑、愤懑与反叛。虽然是与社会长久隔离，但杨逵没有因此放弃历史的追问和现实的反思。他这样谈及自己在绿岛监狱里的戏剧创作：
我写了《三战赤嵌城》，用电影剧本的方式表现了我们祖先反抗荷兰侵略者的历史，以及话剧《牛犁分家》以表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史实，又想起了现在许多苍白的知识人却蚂蚁都不如地过著迷失沉沦的生活……真是人不如蚂蚁……杨逵：《园丁日记》，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05页。
四幕话剧《牛犁分家》写于1958年，是杨逵根据自己的一篇寓言《大牛和铁犁》改编而成的剧本。同年11月，此剧在杨逵的执导下，于绿岛监狱中正堂的晚会中首次演出。杨逵出狱后，《牛犁分家》经过了20多年的沉默之后，最终由高雄大荣高工的学生剧团排演，1980年12月在高雄、台中演出多场，杨逵亲临现场指导，效果颇为轰动。
《牛犁分家》的故事发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村，老农林耕南的两个儿子大牛与铁犁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征兵，送往南洋打仗。两年之后，太平洋战争已近尾声，台湾农村一片破败、凋敝景象，苛捐杂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林家惟一的耕牛被日警拉去抵税，林耕南只好当牛拖犁，日子苦不堪言。
台湾光复后，大牛和铁犁终于归来。然而，日据时期颇有民族意识，不愿当“大日本帝国国民”的林家父子，光复后却发生了矛盾分裂与命运逆转。林耕南被一味贪图享受、好吃懒坐的二儿媳金枝活活气死；大牛、铁犁兄弟俩也因为媳妇妯娌间的矛盾而闹分家。大牛分得牛，铁犁分得犁；分不平的锅碗物件就统统砸碎，结果谁也无法耕种，大家都不能再生活下去。两兄弟冷静后想起了父亲临终前，拉着他们的手流泪叮嘱，要他们彼此宽容、忍让，于是两兄弟相拥而泣，前嫌尽释。
对于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台湾民众来说，《牛犁分家》的象征意义再清楚不过。杨逵痛楚的历史经验和热切的时代呼唤，深刻地传达出两岸人民共同心愿。杨逵为呼吁和平而蒙冤坐牢，仍然以宽容之心呼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其思想境界的高远豁达，令人感佩。正像台湾学者焦桐所评论的那样：
《牛犁分家》寓意辛酸，象征战后台湾和大陆之间一场历史和地理的误会。剧中强烈透露两个希望，第一，台湾光复之初，许多发接收财的商人狂嫖阔赌，过著不事生产却非常奢靡的生活，本剧藉林耕南活活被气死，突显事情的严重性。第二，杨逵希望经历“二二八事件”之后，外省人和本省人能够打破意识樊篱，相亲相爱，彼此宽容、体谅，以理性的态度相互合作，努力耕耘，开创出美丽新世界。这是战后初期每个人的共同心声，也是杨逵系狱十二年不灭的热情，充分体现他不屈不挠对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和对自己人宽宏的胸怀。焦桐：《台湾战后初期的戏剧》，（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86页。
再次，理想主义精神的融入，乌托邦理想的构想，这种对美丽新世界的期待，也成为杨逵剧作的主题之一。
在《赤嵌拓荒》这出剧作中，杨逵让前仆后继渡海来台的大陆移民，在开拓台湾的艰辛耕耘中，不断赞叹台湾的美丽富饶、自由和平：“这里叫做赤嵌，是喜爱自由的人来开发的。大家都明朗活泼，过得无拘无束。”开荒者所向往的是“自由世界新天地/青山苍海属大家/你捕鱼呀我打猎/我开荒呀你种地/协力征服自然界/开发富饶新天地”。作者在这里描绘出一幅男耕猎女织布，清静自由和平的小康社会图景，并借剧中人物来创造一种桃花源情境。而一旦荷兰军舰入侵，当地剧民与渡海来台的移民则团结协力，同仇敌忾，表现出抵抗异族侵略、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而这一切，正是杨逵对台湾民众的期待。
《猪八戒做和尚》是一出四幕喜剧，它以丰富的联想，幽默诙谐的笔调，凸显了猪八戒的个性，并借此暗喻出一个“三藏取经的西方极乐世界”，进一步描画出作者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剧中，作者将打家劫舍、搜刮民财的猪八戒比作土匪，将鱼肉百姓、贪污赌钱的官府、奸商比作强盗，以此唤起人们对不义不公社会的反抗意志。当三藏与悟空、八戒一行人最后来到桃花源时，舞台上响起孔子的纪念歌，幻灯片映出一张张礼运大同篇的蓝图，杨逵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尽在其中：
幻灯（1）大道行也，天下为公（运动大会）
幻灯（2）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群众大会选举长老）
幻灯（3）故人不独亲其亲（养老院许多孩子们为老人服务）
幻灯（4）不独子其子（养育院寡妇照顾许多孩子）
幻灯（5）使老有所终（老人清闲游玩散步读书）
幻灯（6）壮有所用（壮人做水坝耕地）
幻灯（7）幼有所长（幼年学校教育情形）
幻灯（8）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疗养院废疾者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情形）
幻灯（9）男有分，女有归（集体结婚典礼）
幻灯（10）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稻谷、果实、布匹等捐献大会）
幻灯（11）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修道筑桥植树献也）
幻灯（12）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法院闭门无事做，法官们有的种花，种树，读书）
幻灯（13）故门而不闭，是谓大同（门户开放群集在外面歌舞）杨逵：《猪八戒做和尚》，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148—149页。
在《猪八戒做和尚》中，还穿插着一种喜剧氛围。它把那些假丑恶的东西撕破了给人们看，给人带来戳穿画皮的艺术快感。另外，像《猪哥仔伯》、《睁眼的瞎子》、《丰年》、《真是好办法》、《婆心》这些剧作，本身就标明了“讽刺喜剧”。杨逵在蒙冤绿岛的日子里，仍然能以笑看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命运打击，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世事的深层透视，使他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越来越趋向“写实的喜剧”，并构成独特的“杨氏喜剧”风格。
杨逵带有喜剧风格的这类剧作，在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中，最终往往是新事物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压倒旧事物，并由此否定旧事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页。
杨逵剧作的喜剧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意识，二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者让他以犀利的思想锋芒，洞穿世事，悟彻人生，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后者让他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始终怀抱新生活的信念，从中获得精神再生的力量和愉悦。这种喜剧精神，正如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弗莱在《喜剧》一文中，对具有喜剧精神的人的一种认知：
应当去认识生活，承受死亡，保持欢乐。他们的心灵必须象长生鸟一样坚不可摧，即自焚者必须自行点燃并获得再生：这不是出于一种脆弱的乐观主义，而是靠一种来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悦。［英］克里斯托弗·弗莱《喜剧》，转引自《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4—5页。
杨逵绿岛时期戏剧中所蕴含的，正是这样一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长生鸟精神，如同那压不扁的玫瑰花，任何时候都保持了绽放的姿态。
第八章 绿岛言说：以生命倾诉心语
绿岛时期的杨逵，在生命被囚禁的岁月，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仍然坚持了戏剧、散文、诗歌乃至家书的写作。这些作品，有的文章刊载于监狱里的《新生活》壁报上，有的剧本得以在年节佳日的绿岛监狱晚会或绿岛街头演出，有的家书记录在“新生笔记簿”上，但在当时，它们根本无法公开发表。即使杨逵出狱后，这些作品不是被封存在家中的铁柜子里，就是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失落多年，杨逵生前并没有看到它们的正式发表与出版。直到1985年杨逵去世以后，这些被“出土”的绿岛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绿岛时期的写作，是杨逵在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放射出来的生命光芒，它不仅透过杨逵心灵历程的忠实记录，发掘出一种冰山底下也不致冻僵的生命能源；而且以其体裁多样、数量丰富的作品，构成杨逵文学生涯中的另一创作高峰。
一、绿岛家书：黑暗中发出的爱与热
《绿岛家书》是杨逵系狱绿岛时期，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家信底稿。这批家书原来写在二十五开的“新生笔记簿”上，一共有四本。从1957年10月12日写起，至1960年11月18日止，前后超过三年的时间，总计一百零七封。从泛黄的笔记本来看，这些信件可能是杨逵所写的草稿，其书写字迹时而整齐，时而凌乱；有删改明显的地方，也有画了增补线却未曾补入之处；有写着“返回”字样的信件，也有标明“不发”记号的信件。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每位受刑人一周最多只能寄出一封经过严格审查的家信，且字数不能超过三百字。所以，杨逵写信时总是先打草稿，如果超出了规定字数，再做修改。这些“新生笔记簿”上所写的，正是绿岛家书的草稿。
这些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信件，不仅杨逵家属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连杨逵本人也早已遗忘，生前未向任何人提起过。直到1986年，也就是杨逵逝世一年之后，正在东海大学读硕士的杨逵的孙女杨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有人辗转送来的《绿岛家书》手稿。当杨逵次子杨建第一次看到这批家信的时候，百感交集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父亲生前对子女关爱的信件，居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被子女们读到，历史留下了多少愤懑、痛楚和遗憾！这一切，正如杨建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中所说的那样：
这些家书绝大部分未曾寄发，我乍一接到，当晚挑灯夜读，前景旧事纷纷涌来，可以想见父亲在当时严格的通信字数限制下，不能如愿地将这些关爱寄达家人手中的悲愤之情，二来也可以知道，父亲是想利用书信体的形式，来记下他飘离海外的所思所感……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页。
杨建流着眼泪，彻夜阅读。当他合上了《绿岛家书》最后一页的时候，天色已经发亮。杨建细心整理了这批信件，并为它一页页地加了注释。1986年10月18日，《绿岛家书》由《自立晚报》副刊予以连载，至同年12月24日全部刊完，历时两个月有余。《绿岛家书》的公布，受到读者的广泛注目，它让“绿岛杨逵”生前受冤于社稷、死时含悲于家人的沉冤，在杨逵写了《绿岛家书》二十九年之后（从1957年起），在杨逵出狱十五年之后（从1961年起），在杨逵逝世一年之后（1985年），终于得以昭雪。《绿岛家书》后来又经杨建的女婿魏贻君整理一次，并且加上适当的标题，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于1987年3月结集出版，书中收入了从1957年10月12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零七封家信。2001年12月，彭小妍主编的十四卷《杨逵全集》全部出版，其中第十二卷（书信卷）收入了杨逵从1954年10月15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一十一封绿岛家书。至此，目前所能够搜集到的绿岛家书，得以完整面貌地呈现。
《绿岛家书》写作的背景，根据杨建的回忆，是父亲锒铛入狱后全家最困顿的日子：
向电力公司租来的土地，因电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员工宿舍，限我们在年底前搬出去，交还土地，这是民国四十六年中的事情，这件事对穷苦的我们而言，形同晴天霹雳，而父亲在家书中所提及的诸事，也从这年开始。……
民国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间，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环境中冲撞、挣扎，企图走出一条路来。
但是这一连串的变动，只是家中每个份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与环境搏斗，容或稍有助于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妈妈仍然每日卖花糊口，债务和利息像滚雪球一样，担子愈来愈重。
家中恒是这般，而在绿岛的父亲在这期间也曾旧病复发，我们断续寄出一些药。这便是这批家书的背景，父亲为理想而受罪，帝制中国有所谓“诛连九族”，而我们虽然没有一起牵连入狱，却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亲友走避，人情冷漠。我们知道，在这个矛盾的时代中，身为一个政治批判者的家属，需要更大的觉悟和勇气。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4页。
在这种背景下，被囚禁在绿岛的杨逵，对家庭的困境，家人的悲苦愁闷心情，特别是子女在求学、就业、婚姻等方面遭遇的人生问题，用尽言语相劝勉励，频频以出狱、团聚、重建未来新乐园来激励家人，盼望大家携手扶持，共同走过这段悲剧岁月。
有一段时间里，长女秀俄流落花莲当厨师，与家人失去联系；长子资崩只身前往台北谋生，当园丁，做木工，四处转徙；次子杨建从三餐不济的大同工专生涯中脱身，前往高雄入伍受训；次女素绢在南投一带读师专，么女杨碧在台中投考家职，妻子叶陶也留在台中，仍旧以卖花为生。加之远在绿岛的杨逵，全家七口人竟然离散在六个地方！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困扰，杨逵每星期依次往每个地方给每一个亲人发一封信，要六个星期才能轮一遍。杨逵面对的是这种现实：按照狱中规定，每位受刑人“每周只能寄出一封三百字的信，心有余而字不足，恐怕很难发生有效的帮助”。杨逵：《快车配上灵刹车》（1959年7月18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6页。有一次，因为子女的事情，杨逵多写了几句话，竟被罚以三个月不能寄发家信。后来，杨逵在写家信的同时，开始利用狱中刊物《新生月刊》的版面，与家人讨论问题，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成为杨逵解决家书“心有余而字不足”的一种变通办法。杨逵在1958年10月11日给次子杨建的回信中，就曾提到：“关于你面临的诸问题，我很高兴同你讨论一下，一写便写了几千字，这么长的信是不能获准寄出去的，只好等新生月刊发出后寄给你作参考。”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杨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0页。
《绿岛家书》的每封信，有专门写给的对象，如“亲爱的陶”、“亲爱的绢”等等；也有写给非特指对象的，如“亲爱的孩子”、“陶、绢、碧”等等；每封信都注明写作时间，还有专门署了题目的信件，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凡此种种，跟随著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