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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爵爷们的共和国”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公文需要由小职员们去处理。这是一间大办公室，整齐地摆着几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上都推着高高的待办的公文。这是一个文牍主义的场所，而文牍主义通常是官僚主义的孪生子。平级的职员们总是赶在钟以前到办公室，彼此寒喧几句，交换几条已经不算新闻的新闻，或者，开一个早已过时的玩笑，然后分别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不久，科长来了；再后，处长来了；最后，司长来了。作为对这三位并不同时走进办公室的官员的礼貌反应，小职员们得先后三次从椅子上站起来，鞠着躬，喊道：“您好，科长先生！”或者“您好，处长先生！”或者“您好，司长先生！”鞠躲的幅度以及声音的大小是与进门者的级别成正比的。
等到所有这些周全的寒喧完后，大家这安安下心来，度过七个小时忙碌的而又毫无价值的办公时间。这帮小职员，别说偷闲，就是把当天的的全部公文办完了，也还要找点事来干，——重要的是：必须装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这样，几年以后，也许会被提升为科员，十几年后，也许会被提升为主任科员，几十年后，也许会被提升为科长，——这就差不多到顶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
当莫泊桑脱离“办公牢房”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仍感慨万分：“人们二十岁时第一次走进这楼船，一直呆到六十岁或者更者，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整个生命都是在同一间糊着蓝色壁纸的狭窄而阴暗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人们年轻时进到那里，满怀热烈的希望。人们年老时从那里走出，行将就木。”他描写的那个记帐员勒拉老爹，也许浓缩了“船奴”的悲惨的一生：“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一季季，一年年都完全一个样。每天总是在同一个时候起床，出门，到办公室，用午餐，离开办公室，用晚餐，睡觉。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打乱过这些同样动作、同样事情和同样思想的永不变化的规律。”
是啊，当勒拉老爹对着他的前任留下的那块小圆镜子——当他还是一个有黄金色的小胡子和鬈曲的头发的小伙子时，他曾背着布吕芒先生照过这块属于他的小圆镜子——看见的是一个有白色的小胡子和光秃秃的脑门的小老头时，这里便出现了一种深刻的非人道的倾向。生命耗散在无价值的文牍中，而这种生命，本可用来追求幸福与创造的！
对于莫泊桑来说，痛苦是双重的；他对行政级别并无丝毫兴趣，他到海军部来，纯粹象是“罪人前来投案自首”（莫泊桑语），为了一个生存的理由，而为了获得这种卑贱的生存，他得付出巨大的代价；此外，他有意义的那部分生活是写作，而现在无意义的生活把时间几乎全占去了。出卖自由，进而出卖存在的全部意义，这是莫泊桑不得不向社会交付的昂贵的学费。他在人的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深刻地体验了生命的虚掷以及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绝对不要小瞧这种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它恰好象征着人类的尴尬。
在办公牢房的灰暗中，赛纳河却象一个美丽而静谧的意象浮现在他的脑际。啊，塞纳河！在鲁昂时，吉就曾和他的几个好朋友常畅游于塞纳河中。现在，塞纳河就在不远处，它从巴黎穿城而过；常常地，塞纳河的清凉的气息掠过街道上的繁杂的人流，拂进海军部的窗口。吉的眼光从公文上抬起，装着是去翻找一份搁在窗台上的文件，短促地眺望一下远处的塞纳河，以及那些游船的白色桅杆。
这个曾在海边生活过多年的诺曼第人，自失去大海后，就把自己对于大海的渴望寄托在塞纳河上。一到闲暇，已被办公牢房压抑得愁眉不展的莫泊桑便象候鸟一样飞向塞纳河边。从此，在塞纳河上泛舟，成了莫泊桑“巨大的、唯一的爱好。”
每个星期六的傍晚，莫泊桑下班回到蒙塞街的住所后，便脱下了那身使他看来象个“科长”的礼服，穿上色泽鲜艳、质地柔软的便服，一路吹着口哨，徒步走向圣拉萨尔车站，在那儿，他将搭上开往阿尔让特伊的火车，到哥隆布下车，再徒步走到马朗特岛，这才算是彻底摆脱了海军部的影子。顺便提一下，这条路线也是他为莫里索先生和索瓦热先生这“两个朋友”的垂钓安排的，而一年以前，这两位垂钓者却被普鲁士人枪毙，他们的尸体也被抛入了马朗特岛附近的那一段塞纳河。
美丽、静谧的塞纳河缓缓地淌过哥隆布一带，两岸开满颜色缤纷的野花。“春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在恢复了青春活力的太阳下，静静的河面上升起一片随着河水流动的薄雾。”吉写道，“秋天，白昼将尽的时刻，天空被夕阳照得通红，桃红色的云彩倒映在流水里，整条河染成了紫色，天边仿佛起了大火，枯黄的林木预感到冬天即将来临，簌簌地抖动着，也镀上了一层金。”的确，正如莫里索这位巴黎人说的，“比林荫大道美多了。”
不久，莫泊桑与好朋友莱昂·封丹——绰号是“小蓝头”，是吉在伊弗托教会学校时的伙伴，此时已在巴黎——在马郎特岛上游不远处阿尔让伊特的“小水手咖啡馆”租了一间顶搂，算是一个营地，又因阿尔让伊特素以产芦笋著称，这个营地就起名为“芦笋国”。这是一个以游乐、猎艳、划船为其议事日程的“国家”，一国之主便是莫泊桑，他有为这个“芦笋国”制订法律的权力。例如“桩刑”（将尖状物刺入新入伙者的体内，是一种很下流的入伙仪式）便是他的发明。这伙胡闹的青年不久又移营地于下游的勃松，建立了一个以莫泊桑为主席的“克雷比特联盟”。这些胡闹中依然显示出一种想象力，可以看出这个团体的灵魂是莫泊桑。
过了一年时间以后，克雷比特联盟，凑钱买了一艘小船，取名为“树叶号”。此时，这个联盟已有五名成员，除吉和封丹之外，还有在伊弗托时的另一个伙伴，绰号为“高帽子”的罗贝尔·潘松，另外二个是新入伙者，他们的绰号分别叫“托马霍克”和“独眼龙”。本来，这个联盟还应有一名成员，是吉在海军部的同事，只是他太脆弱，没有熬过“桩刑”的入伙仪式便受感染死去了。这几乎引起了当局的起诉。
克雷比特联盟的“树叶号”在塞纳河上游荡，吉是船手，因为只有他才能自如地操纵这艘船体厚重的小船。它有时在河心停住，确定一下目标，一当望见岸边有“猎物”时，就悄悄地划了过来，紧贴着岸边跟随“猎物”，这时，总是吉先和“猎物”搭腔。这个从十三岁起就开始猎艳的登徒子——按他自诩的说法——“无往而不胜”。
莫泊桑体魄健建，身材匀称；皮肤略带诺曼第田野上的风吹日晒的痕迹，也有海风的痕迹；脸刮得光光的，浓密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向右侧；饱满的天庭，当它凝眉的时候，上面就会布满一些细密的皱纹，而当气色开朗的时候，这些皱纹就象沙上的划痕被河水抚平了一样；额头下面是一双深邃而又多情的眼睛，老是专注地望着什么，或是原野中的一棵树（在文学观察时），或是沿着河岸散步的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在猎艳时）；笔直的鼻子下面，是两端略微卷翅的上髭，修剪得十分整齐，以至让人误以为是戴上去的；性感的嘴唇藏在短髭的阴影中。这是莫泊桑留给后来的研究者及读者的那些照片中的形象，而他自己，对于这一形象，是很满意的，以至多少年后，当他谈起笔下的“漂亮朋友”时，忍不出说了一声“Bel—ami， c’est moi！”（“漂亮朋友，就是我！”）
克雷比特联盟在塞纳河之外，最常光顾的也是岸边的那些热闹、肮脏的三流旅馆兼酒吧，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比较廉价的酒以及更廉价的女人，她们的价钱按照“货色”的情况分别从四十个苏到一百个苏。这里是那些有钱人绝不光顾的场所，然而，却是喝醉酒的船主、粗鲁的水手、妓女、流浪汉、码头工人及女工寻欢作乐的乐园。莫泊桑一八八九年——这时，他已不再光顾这等下流而又肮脏的场所，而是有选择地接受送上门来的猎物。——他太名了！——回忆了这类河岸酒吧的情形：“有时候，前厅尽里头，包着棕色皮子的第二道门突然开了，出现一个不穿外衣的胖姑娘。粗壮的大腿和肥肥的腿肚子，在粗网眼的白线紧身内衣里显得清清楚楚。裙子短得不象裙子，而象一条松鼓鼓的腰带；胸部、肩膀和双臂的松软肌肉是粉红色的，露在镶金边的黑丝绒胸衣的外面，十分显眼。她远远地嚷道： ‘到这儿来吧，漂亮的小伙子们？’偶尔她还会亲自出来，抓住他们中间的一个，象蜂蛛对付一个比它大的虫子似的，吊住他，拼命往门口拉。”这一场景只有经常流连于这些场所的人才写得出来，因为。这首先是一种观察，一种迫近的观察。莫泊桑的伟大处在于他以一种绝对纯净的风格写出一些绝对淫秽的事，以至透过左拉所说的这片“薄薄的、透明的玻璃”，淫秽的事已经失去诱惑性，而显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意义。这是艺术的力量：它通过客观地揭示一件淫秽的事而化解了欲念。莫泊桑往往通过打断欲念——使欲念受阻，例如在《衣橱》中——而达到这个艺术上的效果。
这位被堆满灰尘的公文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一有机会，就去发泄过于充沛的能量；而对一个有创造力天才——尽管目前这种天才仍潜伏着——的人来说，这种发泄也许会到痴狂的地步。塞纳河作为一个慰藉者或者一种兴奋剂，给了他欢乐。他梦寐以求在旷野中奔跑，在河水里飞舟。他肌肉发达的两臂奋力划桨，两岸婆娑的树影一掠而过，他的这种爱好达到了痴狂的地步，其热情始终未熄灭过。
象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是谈不上家庭的责任的。莫泊桑和福楼拜一样，终生未娶。难道他是模仿福楼拜的榜样吗，这位老单身汉曾这么说过：如果你要创作的话，那就不要被家庭这根链子锁住？福楼拜是恐惧有板有眼的家庭生活会消磨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以及意志。莫泊桑似乎接受了这一独身论，他甚至还发过这样的誓：“我绝不会为一个女人而感到痛苦。”那些企图得到他的女人——我指的是，企图嫁给他的女人——都被他残忍地打发走了。这也许印证了不知是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天才只会使爱他的女人痛苦。
当然，这只是作为小职员和登徒子的莫泊桑；而另一方面，在灰蒙蒙的公文下，在炽热的情欲下，还有一个艺术家的莫泊桑，一个更真实的莫泊桑。他在蒙赛街的小房间简直就是一个“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巴尔扎克使用过的一个比喻），往往刚从胡闹中返回蒙塞街，他就把自己粘在写字台上，此时，他允许自己的唯一消遣就是一杯茶，正如巴尔扎克的一杯咖啡一样。他经常这样写到深夜。
而在办公室里，假若他提前办完了公文，他就抽出一张白纸，把它塞在公文下面，悄悄在它上面记下一个刚刚闪入脑际的意象。而这个时候，科长的目光总是扫了过来。“你在做什么，莫泊桑先生？”他以一种讥讽的口吻说，“……我很少见您这样积极过。”大家都嘲笑他，说海军部里居然出了一位诗人，尽管这个“椋鸟诗人”（意为没头没脑的冒失诗人）写了一本到处碰壁的诗集。这些在灰堆里埋没太久的小官僚们当然不会知道这种暗暗地然而坚强的努力往往是一个天才的标志，而日后莫泊桑将以高明的一着送还他们曾慷慨施与他的讥讽，——他在作品里（就象在大理石上）勾勒出了他们灰色的面影。
不过，去掉海军部的同僚们的讥讽之意，那个在部里面尽人皆知的外号——“椋鸟诗人”——倒是一针见血，恰好击中莫泊桑写作中的一个盲点。从伊弗托的那些阴郁的日子起，莫泊桑写作诗歌已有十年，他始终没有脱离模仿，在雨果、巴耶或者其他什么名诗人的故纸堆里寻觅诗律。这还是不问题的最为严重的一面；确切地说，莫泊桑压根儿不是一个写诗的料，至多，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巴黎的那些充斥在大街小巷里的三流诗人中的一个罢了，——因为，就诗来说，他的形式是与内容脱节的，他企图为心中散文化的思想找到一个外在的韵文形式，而真正的诗人却是这么一种天才：他思考时，他是以韵文进行思考的。
这位“没头没脑”的天才尚未找到自己的领域，没有找到一种驾轻就熟的形式，让他自如地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以及感受。他为力量不知朝何处使而烦闷不堪。“三周来我每晚都尽力写作，然而未写出一页干净的稿纸。”莫泊桑在致母亲的信中这样诉苦。而洛尔也许从一开始就认为吉是一个诗人，而不是别的。是克鲁瓦塞的福楼拜，而不是洛尔，更不是那个已埋葬在鲁昂效区墓地的布耶，才是发现吉的天才的一个天才。
不过，这一发现直到一八七五年才算完成。福楼拜这位“慈父般”
的人，不会强迫莫泊桑采取什么形式，他只是感兴趣地关注着这个“椋鸟诗人”一会儿写写诗，一会儿又操起了剧本，一会儿又模仿都德写起了短篇小说，——而正是在莫泊桑漫不经心的小说习作中，伯乐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天才。
克鲁瓦塞
在一个礼拜天，吉跳上开往克鲁瓦塞的小火车。“小火车沿着那条通往塞纳河岸的大街驶去。”吉后来描绘这列他如此熟悉的小火车时，这样写道，“小车头拖着一节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的障碍；它喷着蒸气，象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活塞发出一片哐通哐通的响声，听去仿佛在用铁腿奔跑。”头戴漆皮帽的售票员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吉买了一张优待票。他是海军部的职员，按规定，只需付四分之一的车费。
克鲁瓦塞是福楼拜的蛰居地。这位因《包法利夫人》而惊动法庭并被冠以“有伤风化”的恶名的著作的作者，对巴黎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厌恶；正如巴尔扎克笔下那位正直的律师但维尔——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巴黎使我恶心。”——一样，福楼拜更喜欢外省，在他看来，在外省，至少，还有某种被称为“热情”的东西，而在巴黎，“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了。”他将自己这部著作称为“外省风俗”，并以它作为副标题，正如巴尔扎克也将“外省风俗”列入他的研究一样。可对巴尔扎克来说，尽管巴黎是个人性的染缸，可它毕竟又是强度的精神生活中心，是一个——如波德莱尔所说——“西洋镜”
或者“万花筒”，然而，在福楼拜眼中，巴黎失去了它的色彩，“具有停滞和腐朽的显著痕迹”。
他在克鲁瓦塞闲居，偶尔还写一点东西。然而，他在克鲁瓦塞的住所却是那时几个文友他们那时或者已经出名，如龚古尔，或者刚刚出名，如左拉，或者尚且默默无闻，如莫泊桑——的聚会场所。福楼拜在巴黎也有一套寓所，在慕柳街，不过，除了小住巴黎之外，他一般都愿呆在克鲁瓦塞这个有点乡气的小地方。
这一次，莫泊桑又给他带来了几首新作。那个自称“老野兽”的胖老头把吉让进书房，和他打了一阵子趣儿，话题无非是衙门、阿尔弗莱德或者女人。然后，他开始看吉的那些诗作。莫泊桑紧张地盯着“老野兽，”的正在蹙紧的眉毛，就象法庭上的被告忐忑不安地望着法官似的。洛尔在致福楼拜的一封信中赋予了福楼拜“法官”的权力：“您知道我多么信任您；”这位母亲写道，“您的见解也就是我的见解，我一定听从您的意见。如果你说 ‘可以’，我们就鼓励这好小伙子走自己最爱走的路；但是如果您说 ‘不行’，我们就送他去做假发……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几页纸在“老野兽”的手中哗哗直响，就像一头真实的野兽正用利爪抓着一个小动物玩耍一样。“最近在读什么？”“老野兽”头也不抬地问。“拉马丁的作品。”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