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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页纸在“老野兽”的手中哗哗直响，就像一头真实的野兽正用利爪抓着一个小动物玩耍一样。“最近在读什么？”“老野兽”头也不抬地问。“拉马丁的作品。”吉小心翼翼地答道。“还有呢？”“莱康特。”“这个就是莱康特的。”“老野兽”从沙发上站起来，掀着手中那薄薄的几页纸，“为什么要模仿别人？你就是这样。看看这个，”他翻到另一页，“完全和谢尼耶一样，而且也象拉马丁。”他又翻过去一页，“这个则像雨果。”
福楼拜一边抖着诗稿，一边在房子里急速地来回走着，每次改变方向就卷起一股怪风。“如果你想在一页纸上表现你的个性，最重要的是发现方法。”福楼拜叫道，“不能找出样本，或模仿别人。对任何人都不能佩服。如何？了解吗？你有两只眼睛，利用它吧。也有舌头，别想借用别人的舌头。
把你脑中的拉马丁和其他诗人赶走吧。听着，我要看吉·德·莫泊桑的诗作时，是要听莫泊桑的声音，而不是唤醒拉马丁亡魂的腹语术师的声音。”
看到莫泊桑沮丧地垂下了脑袋，“老野兽”就收敛了一下狠劲。“我是一只老野兽，”他打趣地说，“我严厉地批评，是为了爱你。你就想到这是老人的爱情而原谅我。你已经开始了艺术中最困难的部门。要忍耐，才算是永远的忍耐。”
吉并不是因“老野兽”的严厉而显得有点儿神色黯淡的。不是的；他是因为自己在诗歌中表现出的贫庸作风而开始怀疑自己的诗才。这个苦闷的天才，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天才之所在，它在沉睡。
有人按门铃。进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巨大的身躯，黑色的胡子，圆圆的脸型。“屠格涅夫！”福楼拜站起来，拥抱来人，“我的莫斯科人！”屠格涅夫呻吟了一下，赶紧从福楼拜的有力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老野兽，”这个莫斯科人叫道，“别忘了我有痛风病！”
他们开心地笑了。福楼拜把莫泊桑介绍给了这位已法国化的俄国贵族。“小伙子正在写诗呢！”福楼拜补了一句。话音未落，又响起了门铃声。身材象木桶一样的左拉走了进来；在他之后，又进来了两个人：爱德蒙·龚古尔与都德。头发斑白的龚古乐是个典型的贵族，黑眼睛，瘦高个，倚着壁炉，简直就象一个风度十足的公爵先生。福楼拜把莫泊桑介绍给他时，他伸出两个又白皙又修长的手指，象征性地碰了一下莫泊桑满怀敬意地伸过去的手。都德倒是一个随和的人，专爱模仿路易·波拿巴的那种细声细气的语调，当他把山羊似的脑袋侧过来时，龚古尔开始挖苦他了，他把都德称为“阿拉伯酋长”，暗指他的万贯家产。左拉却是一个穷作家。尽管他的小说无论无何都是一部杰作，可却并不畅销。这会儿，在正与屠格涅夫打听彼得堡的报纸 《欧洲通信》的专栏情况，“有钱可赚吗？”他问这位莫斯科人。这些都是一些小说家，或者，主要是以小说为主业的。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一言不发的青年，长得非常英俊，长长的金发披散在肩膀上。“那个人是谁？”吉问旁边的人。“卡蒂尔·孟德斯。”那个人回答他，又补充了几句，“是位诗人。办了几种杂志。顺便提一句：他是德菲尔·戈蒂耶的女婿，而他自己的父亲是个政治犯。”这时，孟德斯刚好走过来，于是莫泊桑被介绍给了他。“听说，你也是一位诗人？属于高蹈派吗？”他问吉。“我嘛，只是把读过的诗抄下来而已。”吉说。大家笑了起来。“给我一些稿，怎么样？”他又问吉，“我打算再办一个新刊物，叫《文学共和国》。”“好的。”吉说，仿佛觉得一扇门打开了，“但不要用真名比较好，”他压低声音说，“因为福楼拜恐怕会发怒的。”
看来，福楼拜这个父性的形象，对于莫泊桑来说，既是一种启示，又是一种压抑；这样说吧，莫泊桑在福楼拜前，总感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儿子”。这个于已过分严格的人，对于莫泊桑，也同样严格。他曾说过：“如果文句读起来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极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当然，作为一个不用为生计而焦虑的作家，自然可以因一个字而推敲几天；可是，对莫泊桑来说，每一个字，都得含有一定的金屑才行，因为，月薪一百二十五法郎并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数目。
了无任何文名的莫泊桑能被克鲁瓦塞小团体——它几乎囊括了这一星期法兰西的最杰出的作家们——是因上一辈的友谊，而年青、充满活力的莫泊桑也深得这个小团体的喜欢。他在这个杰出的精神团体中，感触到了对没落的时代精神的某种潜在的反抗。这是一种批评意识；日后，莫泊桑由一个专写艳情甚至淫秽诗作的三流诗人成为文学界的头面人物之一，这种批评意识是个关键。
这个精神团体以一种无形然而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以至此后，他几乎放弃了在星期天泛舟河上的爱好。可是福楼拜还是不满。这个从自己的艰苦工作中而非从如涌的才思中获取灵感的作家，一再劝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看到莫泊桑太急于成名了。
岂止莫泊桑一人着急？洛尔就关切地注视着远在巴黎的吉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老是写信询问福楼拜：“我们的好小伙子是否到了可以离开他的 ‘办公牢房’，靠文学为生的时候呢？”对此，福楼拜总是这样回答：“现在还为时太早，太早。急于求成，他还会一事无成。”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也许他（指莫泊桑）有一点天才，谁知道呢？
他写的诗作还不够多，我还无法预卜他在诗歌方面的命运。我认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有点儿浮，写作还不够刻苦。我很希望看见他写一部长些的作品，那怕写得不好也无妨。”
此信写于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七个月后，九月二十四日，一个周末的夜晚，吉却极其偶然地与自己的形式——我指的是属于他的天才范围的那种艺术形式——邂逅了。这天傍晚，莫泊桑象往常一样，去找老伙伴莱昂·封丹，准备消磨一个放荡的夜晚。可是封丹不在家，他只好怏怏地返回蒙赛街，自己的住所。在他枯坐桌前的时候，目光无意间落到了桌上一本新书上，这是都德的新作，《星期一故事集》。他翻了翻，是一些短篇故事，写的是刚刚过去几年而全法国却在极力忘却的那场战争，使法兰西的国旗蒙羞的战争。一些战时的情景忽然在他脑海里闪现。立刻，他象突然之间重返了那场战争，看到法兰西军队在旷野溃散，看到身佩战刀的普鲁士人在大街小巷里闲逛……某种意境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在这个烦闷的夜晚，感到内心的一种超越，一种对于物的超越；有一双高悬在空中的眼睛在冷静的审视着地上发生着的一切，这双眼睛同时也在他的内心，他从这种观察中顿悟了历史在想象中再次演示的形式。这时，他提起笔，铺上稿纸，走笔如飞，不出二十分钟，便写出了一个短小的故事。尽管这是模仿都德的主题的一篇作品，却有另外一种风格，某种虽然朦胧，可能从中看出它日后的轮廓的风格。
兴奋不已的莫泊桑走到了街上。他要把这篇作品立刻寄给洛尔看。
街道上人流如潮，浓装艳抹的妇人不时朝勿勿在街边走着的莫泊桑投去勾魂摄魄的一瞥。可莫泊桑全然没有留意这些。他的脑门发热，脚步轻盈，象在云端里步行一样。他仿佛望见了自己的成功。
这次经历对莫泊桑至关重要，可他却没有向福楼拜报告自己的这一发现，其原因大概是觉得自己刚刚试手小说，而福楼拜却是最杰出的小说家；诗歌么，他至少练习了十几年，还有一定的把握。再说，莫泊桑无论在海军部还是在克鲁瓦塞的小圈子里，都是以“椋鸟诗人”或“有希望的诗人”而闻名的，而此刻他却走上了克鲁瓦塞小团体的大多数人的道途。因而，洛尔成了莫泊桑这些早期习作的真正读者，也是吉的题材搜集者。这位已经年届二十四岁的青年撒娇似地写信给洛尔说：“请尽量给我找些短篇小说的题材。白天，在部里我可以挤出点时间写作，晚上则全用来写我的剧本。”
莫泊桑的这个写作日程已不再提到诗歌了，而是短篇小说和剧本，当然，剧本更重要，占用晚上的整段时间，而短篇小说呢，则可偷偷在公文下间歇地写。看来，这个“椋鸟诗人”在变为小说家之前，还得经过“椋鸟剧作家”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每到晚上，莫泊桑就把自己粘在桌子边，在稿纸上一会儿写下几句，一会儿又烦躁地把刚写下的几句话一古脑地划去。最后，一个名为《往昔的故事》的韵体剧本从已被涂抹得难以辩认的稿纸堆里脱身而出了。
莫泊桑带着快意装订这个剧本的时候，恐怕就和巴尔扎克当年写作《勃伦威尔》这个剧本时的情形差不多：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久以后的审判。正如《勃伦威尔》差一点被投进了火炉一样，《往昔的故事》也被一个评委会否决了。既然连通俗喜剧院都把莫泊桑不放在眼里，那么，他将自己组织一个“业余剧团”，其成员主要是克雷比特联盟的“盟员”，而它的观众——这是颇值一提的——却是当时欧洲的一些文坛巨将，包括福楼拜 （这是意料之中的）、屠格涅夫以及爱德蒙·龚古尔。演出的剧目不是那部 《往昔的故事》，而是一出由克雷比特联盟集体创作的闹剧似的剧本，剧名叫 《在玫瑰叶土耳其楼》。
福楼拜的 《情感教育》的末尾，佐拉伊德·土耳克开了一家妓院，“土耳其楼”。《在玫瑰叶土耳其楼》由此推衍：一对来自外省的年轻夫妇，初来巴黎，想找一家旅馆，不料误入妓院，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闹剧。
莫泊桑在画家勒鲁瓦的画室找到了演出场地。于是，这个几经排演的自然主义闹剧便于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在勒鲁瓦的画室里正式演出。福楼拜老早就来到了“剧场”。当他吃力地爬上六层楼上的画室的时候，他也许想到他的“土耳其楼”并不在六层。他每爬上一层就得歇一歇，一边脱去一件外衣。当这个大胖子终于登上了六楼的楼梯时，他的衣服几乎全都转移到了手臂上。屠格涅夫也跟着来了。他在几乎一个月前就受到了莫泊桑的邀请。莫泊桑在三月八日致母亲洛尔的信中提到这次演出：“亲爱的母亲，我们——几位朋友和我——即将在勒鲁瓦的画室里演一出绝对淫秽的戏。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将要出席。”
演员除了莫泊桑本人 （扮演妓女）外，还有“小蓝头”（莱昂·封丹，扮演那个来自外省的女子），“高帽子”（罗贝尔·潘松，扮演跑龙套的角色），“独眼龙”（扮演妓院老板）；那个来自外省的女子的丈夫则由米尔波扮演，他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
等爱德蒙·德·龚古尔这位贵族气派十足的作家到达以后，演出就正式开始了。这是一出荒涎不经的闹剧，因而去描述它的演出情形，没有多少意义。它唯一的意义也许是：在欧洲几大文学名士的慧眼前展示莫泊桑在戏剧上的无能。
福楼拜与屠格涅夫都没有留下对《在玫瑰叶土耳其楼》的任何记载。倒是有写日记习惯的爱德蒙·德·龚古尔在该剧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的那天，在日记上简短地记了几句。他对这出闹剧极为反感。
倒是有一个人——卡蒂尔·孟戴斯，吉的朋友，他在福楼拜住所里结识的——对莫泊桑的诗作显示出了一点兴趣。戈蒂耶的这位女婿当时才三十六岁，却创办了几种刊物，为巴那斯派提供阵地。眼下他正倾注全力于另一种刊物——《文学共和国》——上，他已经把名作家斯泰法纳·马拉美、莱昂·迪雷克斯及维利耶·德·伊勒亚当吸引到了自己的报纸周围。有一天，他收到福楼拜的一个邮件，里面夹着莫泊桑的几页诗稿，意思是让这位主编先生行个人情。孟戴斯瞥了一眼这首题为《水边》的诗。“看看这篇稿吧。”他对手下一个编辑说，“我觉得难以发表。我怕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诗中堆砌了许多优美的细节，用可塑性很强的笔调来表现本能的疯狂。”“那就不发它吧。”编辑说。“不。”孟戴斯笑着说，“它的作者叫吉·德·瓦尔蒙。当然，这只是一个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莫泊桑，一个受福楼拜保护的人。——把这首诗登在下期报纸上。但愿我们不会被人指控犯了伤害风化和公共道德罪。”
记住，这是宗教“重建道德”的时代。
、莫泊桑等待这一期的《文学共和国》时的心情，大概是和杜洛华等待《法兰西生活报》时一样。“杜洛华急着想看到自己的文章登报，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莫泊桑写道，“天刚一亮，就爬起来，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这时，报纸还没送到报亭。”
他终于在一个很远的报亭的新到的一大堆报纸下找到了 《文学共和国》。他有点哆嗦地翻开报页，在“吉·德·瓦尔蒙”的名字下，是一首题为《水边》的诗，其中有几句对那些早起散步的先生大概印象很深，因为在“爵爷们的共和国”重建道德的时刻，这首诗却显得过于淫秽：
她反抗挣扎着，但我找到了她的双唇！
这是一个长吻如同永恒的时空
伸开我们的双体直到一动不动。
他手里拿着报纸，有点忘乎所以朝蒙赛街的寓所走回去，可他又在一个路口犹豫了一下，接着折进了另一条街道。他觉得那些在消散着的晨雾中匆匆赶往办公室的小职员多么可怜！“象是去自首的罪犯。”他心里在说，一时忘记了自己不过是海军部的一名四等正式科员，只领受着一百二十五法郎的月薪。他觉得天气很好；他在悬铃木下轻盈地走着，一路吹着口哨。几年以后，当他的真名开始盖满各大报纸的副刊时，当他在街上走过，陌生的行人都停下脚步，按一按礼帽，恭敬地说“早安，莫泊桑先生！”时，他都没有象这天早晨这么欢乐，因为这种欢乐带有初次的证实，是一种不含杂质的愉悦。
他爬上了慕柳街福楼拜寓所的楼梯。福楼拜正把刚读完的 《文学共和国》放到书桌上去，看到莫泊桑喜形于色地走进来，就笑着说：“年轻人，你满意了吧？但愿这个鼓励会激发你更加勤奋。”他的话题一转，有点突兀地补充说，“一个献身艺术的人是无权同他人一样生活的。为了成功，就要奋斗，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那么，你就用星期天写作吧。划船太多了！活动太多了！玩女人也太多了！—— ‘浪子’，回头工作吧！对我来说，最漂亮的女人也比不上一个用得恰到好处的逗号！”
这就是福楼拜的人生哲学：为了艺术，可以牺牲一切。难怪一个多世纪来，总是不时地会有几个评论家要把“唯艺术论”的铁衣裹在他过于肥胖的身体上。这是徒然。当然，从诗的角度看，莫泊桑的这首诗并不令人满意，这仅仅是偏爱弟子的老人的一个鼓励方式，让弟子不要在成堆的退稿前灰心丧气。
自《水边》后，莫泊桑又发表了几首诗，还开始替拉乌尔·杜瓦尔的《民族报》撰写书评专栏。当然，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要算发表的《洛林季风桥年鉴》上的短篇小说《人手模型》。这篇被福楼拜评为“荒诞不经！”的梦幻小说，是由他的伙伴“小蓝头”帮忙介绍给该年鉴的，——他的堂兄是社长。当然，这篇作品莫泊桑也未敢署上真名，而代之以“约瑟夫·普吕尼埃”这个笔名。
接二连三的见诸报端，使莫泊桑有点飘飘然了。他从蒙赛街搬出，住进条件稍好的克洛泽尔街，租了两间房子和一间厨房，俨然以文学界的一个“新贵”出没于克洛泽尔街这个云集着各式各样的妓女的地段。
大诗人波德莱尔也是这条街上的闲游者。
福楼拜这时又动用自己的人情，把莫泊桑从压抑人的海军部调至公共教育部。他的一个朋友要热诺尔·巴尔杜在迪福尔内阁荣任部长之职，自会关照莫泊桑。公共教育部里没有那么多不堪忍受的奴性；何况，他在这里还有一位朋友，一部新近出版的诗集 《情人》的作者，莱昂·迪雷克思。
正是在这个时候，莫泊桑决定转向小说的创作，但是仍不放弃剧本。他在致洛尔的信中提到自己的一个巨大的计划：他准备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总题为《小人物的荣与辱》。直到此时，满怀文学野心的莫泊桑才第一次成为了作为日后小说家的莫泊桑。他以“小人物的荣与辱”点明了自己的题材范围以及艺术形式，这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