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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妓女的羊脂球凭直觉就能知道这种“谈话”是何含义，可她不能像委身于任何一个法国人一样，委身于“这些戴着尖锐钢盔的大肥猪”，——因为，她是法国人，尽管是名妓女。
然而征服者以死亡本能胁迫一车厢人。而在死亡本能之下，又出现了分化：在上等人中间酝酿着一个阴谋，即以堂而皇之的言语劝说羊脂球“这位倔强的姑娘”。鸟先生的那位精明的太太是这样提出劝说的根据的：“既然是这个姑娘的本行，她为什么对别人不拒绝，却偏偏要拒绝这个人？”羊脂球陷在一种可怕然而无形的包围中，她的那些有身份的同胞像对付一座被围困的要塞那样对付她。想一想被围困的巴黎吧！
伯爵夫人接过商人之妻的话，去问修女：“那么，我的姑奶奶，您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天主是允许的吗？只有动机纯洁，行为本身总是可以得到天主原谅的了？”“有谁能怀疑这个呢，太太？”修道院的逻辑说，“本身应该受谴责的行为，常常因为启发行动的念头良好而变成可敬可佩。”
莫泊桑在这里实际上是借这个小场景分析法国战败的原因，那就是上层社会的背叛，也包括教会的背叛，正是它们诱使法兰西在铁蹄下苟延残喘。而高尼岱这个“民主党”呢，却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这个脆弱的“民主党”除了唱些高调外，是无力去为法兰西担负什么的。
吃晚饭时，在伯爵先生与饭店老板之间有一个简短的问答：“行了？”——“行了”。这就是凡尔赛的声音。羊脂球终于落入同胞挖好的陷阱，成了送给普鲁士人的活祭。
死亡的阴影在上等人的心头消散一尽。“第二天，在明亮的冬日照耀下白雪晶光耀眼。公共马车总算套上马，在门外等着了。”商人、工业家、贵族及修女一个一个爬上了马车；那个受了侮辱的妓女最后独自一人爬上车，不声不响地坐到她的位置上，一脸的羞愧与愤怒。
车厢内再一次出现分化，恢复到了前一段路程时的格局。谁也不去理睬羊脂球，这个委身于普鲁士人的妓女；只是，他们忘了：这名妓女仅仅只是为了他们才去忍辱含垢的。“没有一个人看她，没有一个人想到她。她觉得自己淹没在这些正直的恶棍的轻蔑里；他们先是把她当作牺牲品，然后又象抛弃一件肮脏无用的东西似的把她抛弃。”
马车沿着被冻硬的道路朝遥远的勒阿弗尔方向驶去。天渐渐黑下来。在车厢内“上层社会”的一片嘈杂声中，“民主党”高尼岱用口哨吹起了《马赛曲》的调子来，有时候甚至把歌词也哼了出来：
对祖国的祖圣的爱，快来领导、支持我们复仇的手，自由，最亲爱的自由，快来跟保卫你的人们一道战斗！
他固执地吹着，全然不顾车上人的胀红了的脸色。“在旅途的漫长愁惨的这八小时内，在车子颠簸震动的声响中，不管是黄昏刚黑的那一刹那，也不管是车厢里已经漆黑乌暗的时候，一直到第厄普为止，他便是这样一直执拗固执地吹着他那带复仇性的、单调的调子，逼得那些人，脑筋尽管非常疲乏，心情尽管十分愤怒，却也无法不从头至尾倾听着他的歌声，并且每听一拍，还不由得要把唱的每句歌词都记起来。“羊脂球一直在哭，有时候在两节歌词的中间，黑暗中送出一声呜咽，那是她没能忍住的一声悲啼”。
这篇小说是在读者——我不敢说是车上人——的罪感中结束的，因为是社会对一个孤独无援的女人犯了罪。当一八八O年的巴黎人阅读这篇作品时，旧痛犹在的他们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也许甘必大要算是那些有负罪感的人们中最典型的一个。一八八一年，他开始致力于军队的非政治化，不赞成共和派的军官执掌军权，“如果任命共和党的军官来领导这支军队将是一个错误。”皮埃尔·米盖尔分析说，因为军队的政治化势必削减其力量，难以负起“对普鲁士复仇”的责任。这多少代表了一种对于失败的反思倾向。而在文学界，这种反思不久就形成了一种潮流。
《羊脂球》的成功标志着莫泊桑最终选定了自己的形式，他不再是一位“椋鸟诗人”或“椋鸟剧作家”，而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托尔基泰在读完屠格涅夫给他带来的莫泊桑——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的一本小说集时，这样评价说：“还没有一个法国散文作家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是一位懂行的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礼赞。
《羊脂球》给莫泊桑打通了通向巴黎的读者的大门。《高卢人报》的社长阿尔蒂尔·梅耶率先登门拜望，这位老练的报人预感到这一位初次亮相的年轻作家必定还会红上一阵。“我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想把阁下卓越的才华和我身为报人的巧妙手腕结合起来。”这个会算计的犹太人说，“直接了当地说，我希望您加入《高卢人报》，成为本报定期撰稿作家。”
莫泊桑以掩饰不住的受宠若惊的神情接受了这一邀请。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的抽屉里不必就留下什么习作。尽管敏锐的报业大王已从莫泊桑出手不凡的最初几篇作品中看出一个大师的影子，可莫泊桑自己，这个在默默无闻中摸索了十多年的人，仍一时难以以大师的身份自居，——必须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他的自信才会确定不移。这正如福楼拜一八八0年五月三日在给他的信中指出的：“再努力写出一打这样的作品来，那时，你就会成为一个人物了”。“你写的任何东西，我们都要。”这位改宗了天主教的犹太人继续说，“本报具有保皇党的精神，因此受到种种攻击，但我是经历四十年风雨的旧雨伞。”他滑稽地做出一个姿势，又说：“雨再大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月后，在梅耶这张旧伞下， 《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作为《高卢人报》的专栏连载问世。这是莫泊桑对自己的小职员生活的一个回顾。帕蒂索，海军部的一位主任科员，在“办公牢房”呆了几十年，落了一身疾病，遵照医嘱，每星期日在巴黎城内外散心。他外出散步时的种种经历，构成了这个中篇小说的主要框架，即以帕蒂索为串场人物，串联几个相对独立的短小故事，由此构成一个松散的整体。显然，这种结构是为了适应专栏这一僵硬的形式的，毕竟是以外在的形式剪裁内在的结构。
不出梅耶所料，巴黎的读者对莫泊桑的这篇新作，显示出了一种过分的热情，大概是因为无数的小职员们——那些帕蒂索们——都从帕蒂索这个形象中看到了自己的可怜的影子。而对莫泊桑而言，这部新作不仅仅是其才华的又一次证实，同时，也是生计的一个保证。不久，一八八0年底，莫泊桑搬出了蒙赛街那栋有点像妓院的公寓，迁到狄隆街八十三号。当他走进这套虽不豪华、可是宽敞、低廉、干净、舒适的房间时，他对替他搬家的罗贝尔说：“喂，罗贝尔，这就是活着。自由，而且可以摆脱衙门的生活。懂吗？”
只是此时，摆脱衙门的生活尚是一个想法，——他还没有足够的法郎能使自己脱离职业的约束。有趣的是，他在文学上的成功似乎帮了他一些忙：公共教育部的上司把他调到历史著作和学术社团局任一个闲职，并先准他三个月假，照领全薪。压抑的时期一去不返。——得意扬扬的莫泊桑想——即使这个闲职，再过上几个月，我也放弃。我的理想仅仅是——自由撰稿人。
八月的时候，莫泊桑决定回一次埃特尔塔。自从四月他在巴黎出名以后，他还不曾见过远在埃特尔塔海滨小城的母亲洛尔，而他是急于向洛尔报告自己的成功的。他带着《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最后几章的写作提纲，匆匆登上了驿车。可是，维尔吉别墅空无一人。洛尔去尼斯城休养了。不过，害怕孤独的莫泊桑这时更像一个孤独中的艺术家，他觉得文思如涌，接连几天，他都把自己粘在写字台上。
也正是在这段宁静的孤寂时光里，莫泊桑邂逅了他一生中最恬静也最纯洁的一桩爱情；鉴于莫泊桑的大多数艳遇都以“床”开始或结束，——这位不可救药的登徒子是这样描绘“床”的：“我的朋友，床铺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生于斯，爱于斯，死开斯。”——因而这桩清澈的爱情必以悲剧告终，而爱情的幻灭对于莫泊桑的生活及作品来说，都是同一主题。
这桩纯洁爱情的女主角是勒阿弗尔军区后勤部一位教官之女，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克蕾芒丝。她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影子进入莫泊桑的生活，并且伴他度过了在埃特尔塔海滨的那段恬静的日子，以至难动真情的登徒子莫泊桑有一次在海岸悬崖下紧紧拥抱了她，并忘情地低唤：“雷蕾，我的蕾蕾，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幸福和陶醉”。而克蕾芒斯也还报给他处女的炽热的吻。然而，这桩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指向婚姻这个目标，尽管纯洁的克蕾芒斯愿意这样。“理智地看，”莫泊桑在这一时期的一篇题为 《决裂的艺术》的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既然有那么多妩媚动人的女人，我们总不能至死只忠于一个女人。”正因为莫泊桑对婚姻抱着这种不恭的态度，所以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影子进入莫泊桑的生活并带给他无忧无虑的心境的克蕾芒斯，注定要像一个忧伤的影子离他而去。
这发生在一八八一年的十月，那时，偶来巴黎的克雷芒斯为了让莫泊桑“喜出望外”一下，突然推开狄隆街八十三号的房门，一幕淫荡的场景让这个纯洁的诺曼第姑娘差点昏了过去：莫泊桑正在与一个陌生女人鬼混。这个女人是福尼克夫人，是莫泊桑在上层社会贵妇人中的头一个猎物。
在征服巴黎的贵妇的同时，莫泊桑也以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征服了巴黎的读者。这个曾经出入肮脏场所并至今仍过着放荡生活的作家，却以一种纯净得几乎透澈的文体赋予最不起眼的题材——无非是“小人物的荣与辱”，恰如他给自己的小说的一个总题目——一种崇高的美。他让人想起维尼这个双重性格的诗人。这大概就是福楼拜在为莫泊桑的那首淫秽诗作辩护时说的那句自然主义色彩的名言——“诗歌，像太阳一样，给粪堆撒上金光。”——在弟子身上的具体化。
至迟在一八八一年二月完成的中篇小说《泰利埃公馆》便充分体现了这种对比的原则。坐落在圣艾蒂安教堂背后一条街的拐角上的那家妓院有一天贴出了这么一张布告：“因第一次领圣体暂停营业。”这卑贱的行当竟与圣洁的宗教发生了联系！——这立刻赋予了这篇小说一种对人性的关注的深度。妓院的老板娘带着手下的所有姑娘，乘上一辆大马车，去乡下参加她侄女第一次领圣礼的仪式。莫泊桑重复了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的一个共同想法，即认为巴黎是个肮脏之地；因而，他选择了外省的某地作为第一次领圣地的地点。
看一看大马车在田野间行驶、当野外的景色象画一样映入她们因肉欲而凄迷的眼帘时，那种由然而生的返仆归真的体验吧：“绿油油的田野在大路两边伸展，到处都夹着一大片一大片黄橙橙的油菜花，起伏不定，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有益健康的气味，一股刺鼻的、甜津津的气味，被风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已经长得很高的黑麦中间，露出矢车菊天蓝色的小脑袋，她们想去采摘……有时候整个一块田好像被血淹没了，原来是田里长满了虞美人。在野花装点得无比美丽的原野上，白马小跑着，而那辆大车装的好象也是一束更加绚丽多彩的鲜花，一会儿消失在一个农庄的大树后面，一会儿又在树丛的另一头出现，重新在夹杂着红色或蓝色的那些黄色和绿色的庄稼中间载着光彩夺目的一车妇女，在灿烂的阳光下飞驰。”这种在原野上的飞驰，正是回归自然的一个象征；而在巴黎，除了肮脏、灰暗的房屋之外，她们见不到大自然。
接着，是向质朴的人性的回归。她们走进教堂。“后来突然一下子静下来了。”莫泊桑描绘着这乡下教堂时的仪式，”所有到场的人都同时跪下，主祭神父登场了，他白发苍苍，年高德劭。”在经文的诵念声及随后的唱诗班的歌声中，某种圣洁的超升的力量潜入这些妓女的内心，唤起了对美好的往昔岁月、尚未堕落的岁月的回忆，以至被这些遥远的回忆“压得透不过气来，涕泗滂沱地呻吟着。”令人不解的是，莫泊桑这个对宗教毫无信仰之心的登徒子，描绘起教堂的崇高的仪式时，竟像一个天主教的艺术家。
《泰利埃公馆》完稿以后，莫泊桑并没有将它拿到《高卢人报》或什么别的报纸专栏上去连载。尽管他在巴黎已经出了名，可是他的那些作品不是结集在 《梅塘晚会》里，就是间断地连载在报纸上。必须在巴黎的读者中再抛入一颗炸弹！——莫泊桑想——而这颗炸弹除了是完全属于自己名下的一本集子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呢？
带着《泰利埃公馆》的手稿以及其它两篇刚写出来的中篇小说的手稿，莫泊桑找到一家不起眼的出版社，位于圣拉萨尔火车站附近的阿瓦尔出版社；之所以找阿瓦尔这样的小出版社，是因为莫泊桑眼下对自己尚无十足的信心。当然，阿瓦尔出版社的经理维克托·阿瓦尔受宠若惊地接受了手稿，并建议莫泊桑赶写几篇，好使集子显得更厚重些。
一八八一年五月，以《泰利埃公馆》作书名的小说集问世。这个集子收了八篇近作，除《泰利埃公馆》外，还有《在河上》，《一个女雇工的故事》，《一家人》，《一次郊游》，《春天》，《保尔的妻子》以及另一篇早已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西蒙的爸爸》。这个小说集再度使莫泊桑成为巴黎谈论的一个话题，也使阿瓦尔出版社的牌子得为人知。
一些大的出版社——例如大出版家沙邦吉埃的出版社——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即低估了一个“新手”的天才。
《泰利埃公馆》的扉页上题着这样的献辞：“献给伊万·屠格涅夫，以表深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慕。吉·德·莫泊桑。”这人莫斯科人是值得莫泊桑如此敬慕的；这位客居法国的俄国作家不仅是莫泊桑的挚友，而且，更主要的，是他的又一位精神影响者。不过，屠格涅夫施与他的影响和福楼拜的性质不一样，更带一点虚无主义的色彩，这几乎和莫泊桑本已有之的厌世情绪一拍即合，甚至成了他此后看待世界的一副镜子。屠格涅夫把莫泊桑的小说集带到了俄国，并赠了托尔斯泰一本，而正是这位俄罗斯大文豪替莫泊桑作品的俄文本写了序言。莫泊桑的天才已不拘限于巴黎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法国评论界对于莫泊桑评价的或誉或毁，几乎都是基于艺术上的原因或是基于梯也尔时代的道德规范；而来自托尔斯泰的评论则更注重某种人性化的道德力量，也即一种道德的宗教在作品中的映射。“那使一部艺术著作凝结成一个整体，从而产生反映生活的幻象的这种结合力量，并不是人物与环境的统一，而是作者对事物的独特的道德态度的统一。”托尔斯泰这样说道；这是一种非法国式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批评，而非法国式的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批评。
这部小说集体现了一八七五年——那时，莫泊桑还只是一个整天耽于野心的练笔者——莫泊桑在致母亲洛尔的信中对于自己日后作品总体的一个构想：即在小场景上展示小人物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或昙花一现的“荣”与无可挽回的“辱”。
巴黎最高贵的沙龙也向莫泊桑敞开了大门。他被介绍进了克利希街朱丽叶·德鲁埃的圈子，而这位杰出的女子，众所周知，是大诗人雨果的情妇。雨果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艺术同行们。这位体魄刚健、仪表堂堂、灰胡子浓头发的老作家穿着软底鞋，在柔软的地毯上缓缓走动。这个圈子要算巴黎精神趣味最高的圈子，也是那个时代的天才们——随便点出几个：甘必大，乔治·克列孟梭，斯泰法纳·马拉美，法尔居耶尔，罗丹，絮吕·普吕多姆，勒孔特·德·利斯尔，弗朗索瓦·科佩，等等——聚会的场所。然而这个过于贵族气的沙龙是不适合莫泊桑这位狂放不羁的诺曼第人的，他和巴尔扎克一样，对于贵族社会，除了想征服它的最有魅力的女人外，并不觊觎其它。因而，莫泊桑更愿意去另外一个女人较多的圈子，圣格拉蒂安的玛蒂尔德公主的沙龙，与他初识的奥迪尔·布雷纳把他介绍进了这个令人回忆起第二帝国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的圈子，而这位在上流社会中如鱼得水的女子日后不仅成了莫泊桑文学上的开路者，而且成了他的情妇，——当然，只是那些情妇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