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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孟子批杨、墨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15）韩国三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16）辨：通“辩”。争论。
（17）参见本书《书解篇》注。
（18）凡论：指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点。
（19）桓谭之论：指桓谭的著作《新论》。
（20）兰台：参见38·16注。
（21）道术之书：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汉室：把写的奏章呈给汉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汉人，汉武帝时任郎中。
（24）当：判决书。下愚：本义是智能低劣，这里指诽谤朝廷，目无法度，不可救药。
（25）以上事参见《史记·董仲舒传》。
（26）所论：指王充在《论衡》中发的议论。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原文】
84·3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恻怛发心，恐土之危也。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也。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11）。《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12），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13），作论于下。实得（14），则是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注释】
机：据文意当作“讥”，形近而误。
说：通：“悦”。
南面：古以北为上，老师坐北面南。
典城：泛指地方长官。紫：指印章上的紫色丝带。佩紫：汉代相国、丞相、太尉、将军、列侯用的印章上都束有紫色丝带。
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下》。
紫：暗红，是间色。朱：大红，是正色。紫朱，比喻真伪。
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参见5·4注（11）。
土：当作“上”，形近而误。
论说者：指王充本人。
黄、老之教：指汉初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
（11）《政务》：王充的著作之一，基本内容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有人认为，早已失传。
（12）九虚：指《论衡》中的《书虚》、《感虚》等九篇文章。三增：指《论衡》中的《语增》、《儒增》、《艺增》三篇文章。《论死》、《订鬼》：《论衡》中的两篇文章。
（13）愚惑：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
（14）据递修本，“实”字前有“下”字。
【译文】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原文】
84·4或曰：“圣人作，贤人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
【注释】
作：指创作。
述：记述，阐述。指阐述别人的东西。
【译文】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原文】
84·5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注释】
此句有误，应作“对曰：非作也”。
太史公书：即司马迁著的《史记》。刘子政序：指西汉末刘向所著的《新序》。班叔皮传：指东汉初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
桓山君：当是“桓君山”。《检论》：书名，已失传。
衍：发挥，扩展。按：本书《正说篇》认为伏羲非作，文王非演，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这里王充又因俗传为说。
辩：通“辨”。
文吏：掌握和熟悉文书、法令的官吏。狱：狱史，指负责审讯的官吏。卿：指廷尉。狱卿之事：这里指司法案件。
【译文】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原文】
84·6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邵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11）。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12），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13）？
【注释】
上书奏记：指官吏给皇帝、上司写的奏章、报告。
便宜：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据递修本，“书”字前有“上”字。
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8年。
中州：即中土，中原，今河南一带。
颖：当作“颍”，形近而误。颍川：郡名，在今河南中部。汝南：郡名，在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西北部。
圣主：指汉章帝。
以上事参见《后汉书·章帝纪》。
《备乏》：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縻：通“靡”。浪费。
（11）《禁酒》：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12）“记”字衍，当删。
（13）“上书”二字误重，当删去其一。
【译文】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上书称为“奏”，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论衡》的作者，向郡守写报告，认为应该严禁奢侈，以防备困乏。建议不受采用，回来就在奏记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备乏》。酿酒浪费五谷，容易产生盗贼，嗜酒无度，盗贼就不会断绝，又向郡守报告，严禁老百姓酿酒。回来在报告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禁酒》。由此说来，写作书，就是写奏章、报告一类的文章，说它是创作，那么写奏章、报告也都该叫创作了。
【原文】
84·7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
《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杨氏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著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其言伸绳（11），弹割俗传。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12）。”是以论也。玉乱于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13），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14）。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15），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16）。《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17），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18），使天柱折（19），地维绝（20）。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21），援戈麾日（22），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23），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24），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注释】
乾坤：《易》卦名，代表天地阴阳，这里指阴阳二气。
元：开端。《春秋》的“元”，指君位的开始。这里的意思是指天地万物的本源。《公羊传·隐公元年》何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杨氏：指扬雄。玄：扬雄在《太玄经》中所说的万物的本源。《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新论》：“扬雄作玄书，以为炎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言，而扬雄谓之玄。”唐林、谷永：参见37·4注。
阳成子张：《超奇篇》作“阳成子长”。参见39·3注。
二经：指阳成子张的《乐经》和扬雄的《太玄经》。台：指兰台。阳成子长和扬雄都在兰台做过官。
阙：宫殿门前两边的高大建筑物。掖：掖门，宫殿两旁的小门。阙掖：指皇帝处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