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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未来战争。
（二）进与退
进与退以机动为基本特征，同进攻和防御密切相关。进与退是军事谋略范畴中又一对重要范畴。
“进”与“退”是对立的统一。《孙子·军争篇》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于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孝之法也。”
弱军战胜强军尤其需要懂得“迂直之计”。毛泽东讲过许多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的道理。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有必要采取有计划的退却步骤。先退后进，以退为进，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退的目的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军力，待机、寻机和创造战机以消灭敌人。
巧施“迂直之计”好处很多：
第一、这是斗智斗谋，示形用诈，制造敌人错觉与不意的妙法。比如诱敌深入，退避三舍，利用有利地形，对敌广泛破袭，使敌人神经紧张，草木皆兵，进退两难；声东击西，忽聚忽散，造成敌人判断失误；拖住敌人，使敌沮丧，待时机成熟，围而歼之。
《三国志》就有这样的典型战例：公元222年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夺回失去的荆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师伐吴。这时，孙权命主将陆逊卒兵抗击刘备。陆逊根据刘备用兵特点，避其锋芒，采取了诱敌深入之计，后撤了六七百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地区）、猇亭（今湖北宜部境长江北岸）一带进行防御，两军相持七八个月。陆逊先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远离后方，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然后反攻。这时众将不解，都说，反攻刘备进犯应在蜀军进攻初期，现在相持七八个月，其阵地都坚固了，再反攻就不利了。陆逊说：刘备很狡猾，经历的战事多，思考问题精密而集中，开始不能触犯他。“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这时才是进攻刘备的良机。于是吴军向蜀军实施火攻，大破连营40余座，刘备只好率残部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这时，吴将建议陆逊乘胜追击，活捉刘备。足智多谋的陆逊没有采纳，及时收兵，北防曹魏乘机进犯。不出陆逊所料，魏文帝曹丕率重兵集给于江陵，伺机攻吴。由于陆逊早有防备，曹丕见无机可乘，只好就此作罢而归。陆逊谋略成功之妙，就在于诱敌深入，造成了刘备的错觉，一举获胜。同时，进退适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曾以吴蜀彝陵之战，说明后发制人的重要性。
第二、“迂直之计”可变被动力主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我军四渡赤水就是光辉范例。当年我军被围困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以3万疲惫之师，抵御45万精锐之敌，处于十分被动之中。在这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巧用“迂直之计”，以各种样式佯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进忽退，调动敌人，避实击虚，经过四渡赤水之后，红军挥戈经云南北上，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向主动。
第三、“迂直之计”可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比如，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与敌相比力量悬殊很大。蒋军总兵力是430万人，我军才120万人。敌人依仗强大的兵力和优势装备，向我解放区推进。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主动放弃一些城市，让蒋介石去背包袱，迫敌分散兵力，尔后各个击破。1946年7至10月，敌人占领城市153座，我收复了48座，失掉105座。解放战争第一年，敌占城市385座，我占288座，敌净得47座。敌人占的地方多，守备兵力用得多，机动兵力就少，便于我一口一口地吃掉。一年中，敌人每占一城，平均损兵2。4 万人。到1947 年6 月，敌总兵力由430万减少为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为150万人。我军由开始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由60万人上升到95万人。武器装备亦有很大改善。到解放战争第三年，敌军只有290万人左右，而我军增至500多万人，从总体上改变了敌优我劣的态势。
“迂直之计”不仅适用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即使是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指导我军围歼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时指出：“我们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①我军坚决贯彻这一谋略思想，远距离地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结果，把白崇禧集团25600余人围歼在广西境内，将胡宗南集团16万亲人围歼于成都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2 页。
下编谋略运用
第十一章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
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是军事谋略的首要原则，是一切军事谋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同阶级和不同国家的谋略家，都有各自的鲜明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谋划运筹，是我国当代各级领导人的责任所在。“居安恩危”① “忘战必危”②。加强国防意识，重视国防教育。持之以恒地培养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③“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④
一、国家安全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军唯一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我军的根本职能就是，巩固国防，抵御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
完整。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
展。由于美苏之间、东西方之间以及全球范围内，军事对抗逐渐转向政治对话，紧张转向缓和，因而有可能出现一个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同时还必须看到，超级大国之间争夺霸权利益的斗争依然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依然存在，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依然存在。美苏之间以及其他各大国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赛，导致局势动荡、紧张的各种因素并未消失。东西关系和甫北关系，即和平与发展问题，仍将是影响今后国际形势进程的两个全球性战略问题。
由于和平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可以避免的。但战
争的危险并没有消失。至于常规武器的战争、局部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几乎没有中断过。现在热点转冷了，今后也很难说热点不再重新发生。
对抗性矛盾可以表现为军事对抗，也可以表现为其他斗争形式。军事对抗转
向政治对话，只能说明斗争的激烈程度有缓和，斗争方式有改变，并不意味
着对抗性的矛盾己不复存在。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世界军事形势的变化，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在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环境已大为改善。和平建设的同际环境，是我们所希望的，并且一直在力争。在国家关系上，我们始终信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国门宽广，国
① 《左传》
② 《司马法·仁本第一》
③ 林则徐的诗句
④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界复杂，海岸线漫长。我国周边有些国家，十分重视加强自身军事实力，特别在增强海空军实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我国周边仍存在一些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因素。有的地区还明显面临着现实的局部威胁和潜在威胁。我国的某些领土、领海还被人强占，海洋权益受人侵犯，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为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明确我军所处的方位及历史的责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观察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谋定大计良策。
中国一贯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决不会侵犯别国的利益，但必须防备外来的侵略。别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我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我国的神圣主权一点也不许损害（包括领海和领空）。在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上麻痹大意是要吃苦头的。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已消灭，但是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1989年春夏之交在首都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表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勾结起来，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敌国外患”之说，和平幻想之念，既不符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也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它只能起松懈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斗志的作用，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着眼于国家安全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谋，是我国当代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古今中外没有超阶级超国家的谋略家，资产阶级的谋略家在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问题上，从来就是毫不含糊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人们所以没有给查理十二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不懂得使武力的作用服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光辉的目标。”
尼克松在其名著《1999不战而胜》中说：“在60年代我尚未当政的时候，我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就已改变。这是由中苏分裂以及象戴高乐和阿登纳这样的国务家的忠告。这两人都对我说，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极为必要的。”“把中国和美国拉在一起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倒一切的需要。”“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是为自己而行动，而不是为中国。”“当我1969年与戴高乐再次谈到中国时，他说：‘你们与其在中国强大后不得不承认它，还不如在这之前承认它。’”“从现在到20世纪末，我们的目标应是确保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巨人，不一定是亲西方的，但一定不能是亲苏的。”尼克松特别提醒美国统治阶级“不要天真地过高估计中国的变化。中国领导人依然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尼克松不愧为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卫道士，在他看来，“自由世界”的霸主，“舍美其谁”？！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唯一要考虑的，中国不过是他用来制胜“重量级拳击敌手”的筹码。
尼克松说：“我们可以预料美苏之间的最后胜负将取决于他们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我们不仅应该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还应谋求在那里扩大自由。”“里根总统说得对，我们应该永远支持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原则。”
所谓“1999，不战而胜”，就是通过“遏制、竞争及谈判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政策”，以谋取胜社会主义制度。“不战而胜”，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搞和平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不战而胜”，决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尼克松说：“我们必须铭记丘吉尔1945年对美国国会的告诫：‘到目前为止，就力量而言，可以比较大小，而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是无法比较是否相等的。’”尼克松认为，当“直接危及美国安全的利益”时，美国“只能采取军事行动，别无它择。”美国要动武，还不能找点“理由”吗？
中国不可能侵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相反中国的内政常受美国干涉。对
中美建交有贡献的尼克松先生，出自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批评美国对中国
的某些现行政策，说明他不失为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谋略家。
不独是尼克松，当今世界上所有的谋略家，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出谋
划策的。除变节者外，没有一个谋略家背弃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捍卫者，为自己国家安全利益而某是理所当然的。
二、加强国防意识
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必须加强国防意识。种种现实情况，提醒我们要牢记“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古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一格言见之于《左传》。（《尚
书》、《逸周书》均有此意）“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①孙子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持之。先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据《吴子·料敌》记载，吴起在魏国为将时，魏国处在六国中间，四面受敌。魏武侯寝食不安，就此询问大将吴起。吴起据魏国所处被动地位的实际情况，回答道：“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这里的戒是警惕、戒备之意。吴起把“戒”作为“安国定邦之道”，并推其为首，是很有道理的。《吴子》还在《论将》五条中着重强调“备”和“戒”两条：“备者，出门如见敌”，要求部队经常有敌情观念；“戒者，虽克始战”，即使在克敌制胜后的时间里，也应和开始打仗那样，不可以骄傲轻敌，更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春秋吴越争雄时，在吴强越弱的形势下，越国谋臣文种，向越王勾践献了“内补外泄”之《九大计谋》：一是尊天地、事鬼神，以专臣民信仰。二是向吴多献宝以骄吴王之心，消磨其志，贿以内奸，常向吴王美言于越。三是高价超购吴国米粮，使吴之民无余粟。四是献美女以迷吴王心志、耗其精气、破其智谋。五是贡良材巧匠造殿、器，损其财物。六是广选供吴王寻欢取乐之尤臣。七是不间断地在佞臣、谏臣间制造鸿沟，扩大其矛盾。八是富国强兵，备物筹资。九是操兵演武，待机攻吴。九条计谋中尽管有糟粕，但有这样两点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九条计谋构成军事、政治、经济三合一的“整体对抗谋略”；第二、其中八、九两条最重要，即“强兵”和备战。越王勾践有卧薪尝胆誓复山河的决心，采纳了谋臣文种的计谋（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战略”），取得了“臣民信仰”，终于使弱小的越国灭亡了强大的吴国。
① 《司马法·仁本第一》。
相反，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因政治腐败，居安忘危，放松戒备而导致有边无防、丧权辱国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大清帝国任洋人宰割，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等等，都可说明这个问题。历史的教训，不能再重复？用两千多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能不爱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代军人应为国家安全利益而深谋远虑。
翻开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几能跤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无不重视国防教育。100 多年前，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萨多瓦和色当胜利的荣誉属于日尔曼的小学教师”。俾斯麦的这句话是指19世纪中叶，普鲁士在追求国家统一时，为了增强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从小学开始，就对孩子们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责任感。以致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作战非常勇敢，终于取得了萨多瓦和色当这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统一了德国。
美国把国防事业当作“社会第一勤务”。每逢大的集会，军乐队必奏“星条旗永不落”的国歌；英国每年在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日，都由皇室主持为阵亡将士举行悼念活动：法国在西海岸塑筑军人英武的雕像，他们遥指大海，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外敌入侵的危险，苏联一直在提倡“军事爱国主义”等。他们不单有较强的国防观念，而且舍得花钱搞国防建设。日本的中、小学课本中公开说明：日本国上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日本儿童的脑海里从小打下“忧患意识”、“竞争意识”的烙印。瑞典知道在下次战争中，它可能是遭到入侵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构筑一个“规模巨大的、相当秘密的地下世界”，把“陆、海、空军司令部、飞机库，修理厂、军火和燃料储备库，以及国内防务中心控制网、公共防空洞、工厂、医院、实验室、消防处和发电厂”等都“转入地下”。
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重视建设有法律效应的军事制度、军事政策和国防政策。他们以法律的形式强化国防制度；不论是领导人还是资本家，在国防法律、法规面前，总是规规矩矩，不敢“稍有怠慢”，或公开抵制。当然，那种基于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