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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谋略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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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准确,又由于军队自动化指挥系统对各种情况的高效定性、特别是定量分析能力,以及对各种谋略方案的比较择优辅助能力,快速谋略决策已成为可能。这对于应付现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和快速流动、复杂多变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在谋略决策实施过程中,人们可以借助于现代技术对战场变化情况进行准确、及时的监视和控制,掌握部队的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对既定的谋略决策作出适时的调整、修正,保证谋略的成功、战争的胜利。
     当然,与人相比,现代技术装备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它们没有自觉的意识能力,只能按照预先编入的程序和方式工作,无法选择“决心”等。因而,以斗智为根本特征的军事谋略的高低、优劣,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智慧,技术只能起辅助作用。同时,我军在指挥自动化建设上起步比较迟,技术装备也比较落后。因此,我们在军事谋略活动中,一方面要大力开发和利用先进技术,逐步克服以往“手工操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要充分发挥入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我们精于策划的谋略优长,并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有我军特色的“人一机”系统,开辟军事谋略发展的广阔道路。
     (三)发挥群体谋略功能
     40年代以来,各国如而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各类智囊咨询机构。当前国外挂起牌子的就有1万多家。至于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附属的,那就更多了。它们大多在现代复杂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SRI 国际研究所、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现代智囊咨询机构,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决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显赫成果,使现代智囊团的声望大振。
     现代智囊团的崛起决非偶然。二次大战以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国家与国家间的各种联系加强了,因而,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多,且变化越来越快,影响也越来越广了。这就对各种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智囊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适应大科学、大工程、大战略决策需要而产生的。
     现代智囊团是由一批来自各个学科、各个方面的专家、能人组成的。它一般具有以下功能:科学预测功能,即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主动向决策部门提供战略性建议;广泛的咨询功能,即有关决策部门遇到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后,可以同时交给几个智囊机构去研究,让其拿出方案,供决策部门择优决策;集体“会诊”功能,即对有关领导人或部门提供的政策性报告、方案等,进行集体“会诊”,“品头论足”,以便收到兼听则明之效;及时反馈功能,即充当领导部门或领导人的耳目,就有关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情况收集起来,反馈上来,以帮助领导及部门了解情况,调整决策,簿等。可见,现代智囊团的本质,在于发挥人才群体的智慧和作用,“保证各项重大决策的及时性、正确性,是现代各类领导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也完全适应于现代军事谋略活动的需要。我们必须重视建立和健全服务于军事谋略的智囊咨询机构。
     实际上,现代智囊团是从以往军事机构中的“谋士”、“军师”、“幕宾”及“参谋”等演变而来的。在我国,运用一技之长、一得之见的人辅佐国家朝政、谋划战争方略的作法,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历代都有一批“谋士”、“军师”人物,为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出谋划策。在国外,17世纪中叶,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中首次出现了参谋长一职,为军事首脑出主意。19世纪初,参谋部制在普鲁士军队体制改革中诞生,并逐步为各国军队效仿,一直延续至今。不过,这些做法或制度同现代智囊团相比,是有重大区别的。
     首先,以往的智囊人物主要是个体活动,由个人向领导提供建议和办法。而现代智囊团注重集体智慧的发挥;其次,以往智囊人物的工作基本上凭经验、推理行事,是“手工劳动”。现代智囊团不仅有经验和理论的指导,而且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第三,以往智囊人物大都隶属于某个领导人,在工作中难免出现看上司的脸色办事,其建议和意见的科学性、正确性受到很大限制。而现代智囊团大多为独立研究机构,因而一般能够比较客观、求实地提出咨询报告,等等。
     近年来,我军的咨询工作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部队、院校和地方相结合,参谋人员、军事理论教研人员和社会专家学者相结合的咨询工作新格局,并且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全国、全军或地区性的智囊咨询机构。它们在筹划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确立我国军事战略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指导方略的过程中,在研究、设计新时期我国国防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智囊咨询机构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有些领导同志对智囊咨询机构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重视不够,在决策过程中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也不注意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及其他参谋咨询人员的意见,使有些决策由于缺乏科学论证而发生失误;二、智囊咨询人员素质不够高。知识、年龄结构不够合理,三、组织比较松散,独立研究能力较差,不时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等。
     解决上述问题,就军事谋略来讲,主要在于谋略决策的“拍板人”,而正确处理好个体与群体、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领导者作为军事谋略的决策人,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咨询工作,重视军事谋略智囊团的建设。现代智囊团的出现和咨询工作,是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对军事谋略这个大系统提出的客观要求。仍然全凭个人经验和知识进行谋略决策的领导人,无论其经验多么丰富、知识多么渊博,却绝不可能成为现代谋略大系统的“万事通”,因而作出的谋略决策难免发生失误。如果智囊团的作用发挥得好,领导者则可以摆脱许多谋略活动细节及许多具体繁杂问题的困扰,集中精力在智囊团提供的一些谋略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修订最后拍板定案。
     其次,必须严格智囊团和领导者在军事谋略活动中的地位与分工。作为智囊人员不能喧宾夺主,干扰甚至代替领导者决策。而作为领导者,一方面不应干涉智囊团独立的研究工作,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咨询者。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咨询者的意见和建议言听计从,放弃自己的决策责任。
     第三,领导者要宽宏大度,虚怀若谷,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这里主要是要在咨询、论证过程中,允许、鼓励智囊团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善于用他们合理的意见修正、弥补自己意见的不足,以至放弃自己不正确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
     我党我军历来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重视智囊团的建设,在工作中注意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又把我党我军群众路线的传统经验同现代智囊团建设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有我军特色,又优于其它军队的现代军事谋略智囊团,并在迎接新的军事技术挑战、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谋略学说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七章谋略与情报
     军事谋略是否正确,取决于主观能否符合客观实际。准确的情报是谋略的客观依据。
一、情报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人们往往将“信息”(INFORMATION)、“情报”(INTELLIGENCE)和“谍报”(ESPIONAGE)混淆在一起,便牵强附会地形成“情报活动”就是“间谍活动”的错误概念。而且间谍活动中的绑架、暗杀等活动容易招惹是非,结果给人造成一种极坏的印象。其实谍报不过是情报活动的一部分,在现代条件下,只有百分之五的情报来自间谍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原局长杜勒斯说过一句俏皮话:“如果你能使一位官员向你提供重要的内幕情况,这就是情报。如果这位官员把一份保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而你把它偷走了,这就是间谍活动。”这个说法不失为“行家”对情报和间谍的区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解释:“情报是已获得的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
     依靠情报来定计用谋,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古时获取情报主要靠探子(间谍),传递情报多利用步、骑与烽火,分析情报还佐以谋士。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揭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涉及到情报的作用。没有准确的情报,谈不上知彼。他把侦察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谋略就是一个不断从外界获得情报,并对情报进行传递、存储、比较、分析,判断、运用的过程。
     一切谋略的产生,无不首先从获取情报为先决条件。能否全面、及时、准确地获取情报,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危和战争胜败。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这样的话:“精确而有用的情报如同氧气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那样必要,我国民经济总值的一半以上都与情报活动有关。情报经常提供必要的活力,它点燃创造发明的火焰,它帮助人们决策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各种问题。”
     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谋略者掌握情报、判断敌情的任务日趋繁重。不论谋略的预见性、周密性,还是灵活应变,都是以对情报的及时全面掌握、准确分析判断为前提的。战后局部战争的经验证明,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战、情报战,因而军事谋略中情报的地位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
二、谋略对情报的要求
     谋略是否有效与作为其基础的情报有密切关系,最佳谋略要求最佳的情报。谋略对情报的要求通常用5个指标来衡量:
     1、相关性。为谋略提供的情报必须认真筛选,只有与谋略相关的信息、资料、数据、动态才具有价值。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量的“爆炸式”增长。即使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都不仅涉及到国家的军事情况,而且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情况,不仅涉及以往战争中常见的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情况,还涉及双方拥有的大规模杀伤兵器的数量、部署,有关辐射、化学、细菌以及无线电技术的设备等情况。就是说,现代军事谋略所需要的相关情报内容极其广泛,数量极其庞大。据有关资料介绍,要挫败对方一次大规模的核袭击,指挥控制系统每秒钟就得处理500亿个指令。不仅战略行动所需要情报量如此大得惊人,战役、战斗行动所需要的情报也与日俱增。苏军现在一个师搜集情报的地区比以往增大了2。3倍,情报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了2倍多。如此大量的情报,达到全面掌握,并去粗取精,筛选出有用的相关性情报,无疑是要求很高的。
     2、准确性。军事情报必须真实,符合客观实际。但敌对双方为了掩盖各自的意图,都在互相欺诈、伪装,制造假情报。所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建立在错误情报上的决策,后果不堪设想。
     现代战争条件下,敌方会利用各种新技术,施展障眼法。许多武器装备正在向隐形化方向发展,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不易被发现。而且情报输送渠道的保密技术水平提高了,造成了截获难、破译难的状况。因此,要准确地获取情报,更加需要提高斗智水平。
     3、完备性。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尤须系统、全面、不断充实。不完备、不确定的情报越多越大,谋略越无把握,所担风险越多。但情报的完备性是相对的,绝不可能获得十分完备的情报。由于环境的变化、事态的发展,原先许多供选择的方案失效了。当你在获得完备情报之时,正是敌人采取其它行动之日,很有可能最早收到的情报其生命已殆尽。所以谋略者应重视完备性和时效性的辩证统一。而处理好完备性与时效性这对矛盾,则是谋略艺术的重要表现。
     4、及时性。后于谋略的情报对决策没有价值,但是先于决策的情报著不能为谋略者所运用,同样埋没了情报的使用价值。现代战争中,战况瞬息瓦变,情报的侦获和传递,以至定下谋略和执行谋略,都是在高速度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反映特别灵敏和迅速,才能不失时机地决策和运用。
     1943年4月17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收到一份电报,内容是日本的山本司令乘飞机到前线视察的详细日程。这是一份纯属日常事务的电报,并未马上引起海军部长的重视。他照例到总统那里聚餐去了。在餐桌上,诺克斯顺便提到了则才那份山本司令行动计划的电报。罗斯福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击落山本座机,以报珍珠港之仇。诺克斯部长立即按照总统指示,向珍珠港的尼米兹司令下达了“干掉山本”的命令。负责执行此项任务的空军部队指挥官米彻尔少将很快收到了作战命令:P—38 机队要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这样,当山本司令的座机在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飞临布于维尔岛机场上空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P—38机群蜂涌而上,一举将其击落。时为1943年4月18日。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的流速快、变化大。这既是由现代武器装备具有的机动力强、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威力大等特点决定的,也是现代情报手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军使用视距无线电、对流层散射、高频无线电、卫星和电缆等多种通信设备,能将情报快速传输给在近80个国家100多个地区的3000多个指挥所。苏军使用各种通信手段,总部经军区、舰队将情报通报给陆军师和在远洋航行的军舰仅需要2—5 分钟。在不断变化和稍纵即逝的情报流中,及时捕捉情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又要为实现这一要求而作出艰巨的努力。
     5、保密性。前面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乘飞机到前纷视察的情报,来源于破译日军的电报密码。但当时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的技术属国家绝密,一旦泄露,引起日方警觉,对美方以后的战局发展会带来不利。因此,美军参战飞行员奉命严格保密,并采取伪装措施。战后连续几天,战斗机群无目的地向布于维尔岛周围出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日军相信,击落山本座机不是由于破译密码后进行的有计划的战斗,而完全是偶然事件。击落山本座机的郎匪尔中尉晋升为上尉,获得了勋章,甚至收到了总统的贺电。但直到1945 年9 月 1 日才公开发表他的这个战功。美方一系列的伪装活动使日本海军得出这样的调查结论:“破译山本司令长官行动计划的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结合敌人其他广播和报道来考察,判断这一事件是一次偶然的遭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接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能够击落山本司令座机,是什么原因呢?”尼米兹直言不讳地答道:“当时我们可以破译日本方面所有的密码,我们完全掌握了山本司令的行动计划。”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密情报退化为普通资料的过程。
     二次大战后,随着电子技术和其它新技术的发展,情报工作中窃密与保密的斗争更复杂、更高级、更激烈了。几次局部战争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三、情报的获取
使用各种侦察手段和样式,获取情报:
     侦察按规模、用途和任务可分为战略侦察、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
     按照行动规模、任务性质和使用的兵力,可分为地面侦察、空中侦察、海上侦察和航天侦察。
     根据所要完成的任务、兵力兵器和实施方法的不同特点,以及获得敌情的不同来源,还可分为谍报侦察、特殊侦察、无线电侦察、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侦察、舰艇侦察、炮兵侦察、工程侦察、辐射化学侦察、生物侦察、雷达侦察、水声侦察及其他侦察。
     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那种单纯依靠“斗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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