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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报道发表于1938年，当时可口可乐为了分股，把价格订为45美分。
那时所有美国人就认为可乐有着非凡的品质，他们往自动售货机的投币孔中扔枚硬币说，“来瓶咝咝冒泡的。”然后一瓶冰冷的可乐就出现了。即使在1938年，人们都认为它能引起外国人止不住的渴望。这就是让巴菲特久久注目的原因。
到80年代中期，他终于看到可口可乐的经营策略发生了改变。戈伊兹亚塔渐渐放弃了与可乐无关的证券。他的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哈瓦那的一家灌装厂）也开始关心开拓国外市场了。
其中一个能说明的例子是菲律宾。当地的圣米格尔酿酒厂既生产可乐也生产啤酒，但它忽略了可乐的生产，结果让百事可乐跑到前头去了。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投资1300万美元成为该厂的合作伙伴，很快就夺回了2/3的市场。
受此成功的激励，可口可乐开始加强在巴西、埃及、台湾、中国、印尼、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灌装生产。在年人均产量只有31瓶的法国，可口可乐开始了一场解雇灌装厂的持久战。公司对利润也更关心了。在墨西哥这个有特殊利润的大市场中，价格不断上涨，利润像打了气一样膨胀起来。这种策略重心的转变不是新闻，它已在可乐的年度报告中明确声明了。它的 1986年年度报告的封面是三瓶可乐放在世界之巅，里面则表达了公司对未来的热切期望：
潜力是无穷的。到处都有人安装可口可乐系统……全世界都有可口可乐，到处都能买，到处都能卖。
报告中的数字表示公司的策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1984年到1987年，即巴菲特投资前，它在全世界的销量增加了34％，每加仑边际利润也从22％上升到27％。国外的总利润从6亿6600万美元涨到了11亿1000万。
报告中更吸引人的是重新调整后的公司本身。1984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国外利润只勉强占总利润的一半多一点（52％），到1987年，它的利润的3/4来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潜力仍是无穷的。在经济腾飞的环太平洋地区，年人均饮用的可乐仍不到 25瓶；非洲则更少。即使在经营了几十年的欧洲和拉美，该数目也不到100瓶。而且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和未提到的地方，每瓶可乐的利润要比国内高得多。巴菲特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可口可乐股票上的“息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会上涨。他在做完投资但股票尚未飞涨时写道：“当时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它在海外的销量爆炸式地迅速膨胀。”
除此之外，戈伊兹亚塔正用公司的剩余资金买回自己的股票，与巴菲特曾劝凯瑟琳。格雷厄姆买回自己《邮报》的股票如出一辙。他还以资本收益的多少来评价经理们的工作。听起来与巴菲特很相似，未受过金融训练的戈伊兹亚塔评论说：“我发现当你开始让人们对他们的资本负起责任时，各种（好事）都会发生。”巴菲特有知音了。
到1988年后半年，可口可乐的股价是1989年预期收益的13倍，或比平均股价高15％，这是本。格雷厄姆付不起的价。但考虑到它的赢利能力，巴菲特认为他是在以雪弗莱的价买奔驰。他认为他没有抛弃格雷厄姆，绝对没有。
我认为买可乐的边际安全性与花集团40％的钱买联合公交公司一样。我赚的都会比付的多。这样更容易理解。
其实华尔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看到了。巴菲特在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可乐公司的理解，就连第四流的经纪人都看得懂。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商标。可是由于出了几次意外的情况 （用第一波士顿的马丁。罗姆的话说就是“强行购买”），分析家们都畏缩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错了，而是神经受不了。迪恩。威特公司的劳伦斯。阿德尔曼评论道：“可口可乐有能力在今后5年内以高于S＆P500倍的速度扩大利润。”但阿德尔曼自己不敢有何动作：他愚蠢地向委托人建议“购买——持有”。当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罗伊。巴瑞也认为股价会有大的涨幅，但他也不敢向别人推荐此股票，因为“近来美元的变化十分不稳定”。
更有趣的是佩因韦伯公司的艾玛尤。戈德曼，他看好可口可乐但更喜欢多样化的百事可乐。他犯的就是华尔街的通病，太注重总体了。他说，百事可乐拥有更高价格的弗里托。莱，更好结果的芒廷都，国内产销的比萨饼，49美分的塔科贝尔份饭和更健康的肯塔基炸鸡。所有这些对百事公司会有促进作用。巴菲特也注意到了百事可乐公司，它的情况也不错。但他对比萨饼，炸鸡和塔科份饭没有同样的信心。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可口可乐的价值：
如果你给我1000亿美元，让我放弃可口可乐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我会把钱还给你说，不可能。
巴菲特投资于可口可乐后，成了一名公司董事，但他在董事会上不起什么作用。简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但华尔街投资商怀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学习。他们仍坚持认为巴菲特是买了内部情报后才做这个决定的；他们当然没这种希望。奥马哈有位经纪人好像无所不知地说：“巴菲特的人际网是最好的。”于是华尔街再次声嘶力竭地嚷嚷：小人物是比不上这位专家的。
巴菲特的确有几次生意谈判，如所罗门，是通过私人关系完成的，而且巴菲特的人际圈子的确不小。但他多数的投资是在市场上买的股票。事实上他要求经纪人不要用反复无常的主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据芒格说，自从有了第一次后，巴菲特就开始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搞调查了。
与巴菲特通常的持股时间相比，小道消息的价值是很模糊的，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消息在5年后是否还有用。但没有过这种主意且嫉妒巴菲特的成功的人也因此得到了解脱。有一次有位投资者要求再买伯克希尔，他的曼哈顿的经纪人恨恨地说：“沃伦也会犯错误。”巴菲特遭嫉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老是嘲笑别人信赖的复杂的“工具”。那些研究年度报告没他勤奋的人也不愿相信，特别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发现股票的。有位金融编辑探寻到，巴菲特的“秘密”也许是有一个藏在凯威特广场深处的“黑匣子”吧？
巴菲特再三声明他没有什么神秘的捷径，也没有水晶球。有一次，有位经纪人在买房子时向巴菲特请教对利率的看法，巴菲特戏谑地说：“只有两个人知道。他们都住在瑞士，但意见完全相反。”
巴菲特干的大多数事情，如读报纸和贸易报告，小的投资者也能干。他深深感到许多灵敏人的想法都错了。小人物也可在市场中投资，只要他们坚持构造自己的格雷厄姆和多德网。但他发现，人们要么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要么永远不吃。很多人都“不正常”地要把事情弄复杂。这个毛病也传染到了巴菲特一家。
他的姐姐多丽丝有一次曾想通过卖“无担保选择权”来增加收入——正是巴菲特鄙视的那种市场轮盘赌。当黑色星期一到来时，爱冒险的多丽丝发现自己背了140万美元的债。沃伦同意由他安排多丽丝的生计，她可每月得到一定的津贴。但他很坦率地拒绝代她偿债，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多丽丝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从此她对沃伦总是冷冷的，他也因此受到了伤害。但他的本性不允许他帮助一个投机者，谁都不能让巴菲特改变规则，就连亲姐姐也不行。
当然，对格雷厄姆和多德亦步亦趋并不是多丽丝（和其他大多数人）这样的人做得到的，只是巴菲特有这样的天赋。随便提起一种股票，任何一种股票，巴菲特都能概括地说出它的事实情况，就像他小时候靠记忆背出各地城市的人口一样。他的数字能力也同样使同事们目瞪口呆。 （巴菲特在解释自己的心算爱好时说，如果他“脑袋”里不理解数字，他就完全不理解了，因此他不用计算机。）
人们习惯于用机械术语来形容他的思维。多丽丝自己就反复描述过沃伦的“屏幕”上的信息反应有多快；麦克。戈德伯克曾谈起他凭记忆“复述”
了保险政策。他脑袋里的这种快速筛选索引卡的能力使他能回忆起过去的情况，通过无语的回忆发展成一种投资本能。而普通的投资者脑袋里可没有计算器，也没有现成清晰的百科全书。
这不是说巴菲特不可能成为榜样。 （太德。威廉可以造就一个不坏的击球手，虽然不是400码的击球手。）每个人都有权采取把股票当作部分业务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只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就像每人都有权进行购买权交易一样。芒格认为巴菲特的风格是“很值得学习的”。
请别误会，我并不认为有数万人干得都不错，但是，成百上千的人干得的确比他们料想的要强。这要一分为二地看。
但部分“二元性”是人们常把“简单”与“容易”混为一谈。巴菲特的方法是直接了当，从这种意义上讲是“简单”的。但做起来又不容易。评价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需要有由多年经验形成的睿智，还有很强的主观因素。
有位伯克希尔的股东抱怨说像可口可乐这样的特权经营者太少了。芒格尖酸地批评他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干两三回，就指望一家人一辈子都有钱花？”
巴菲特说这不需要正式的教育，也不需要高智商，要紧的是气质。他讲了一个在商学院做的小游戏。假设他在一次讲课时说，每个学生都可得到每位同学将来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愿意选谁？学生们可以左挑右挑。巴菲特发现他们选的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同学，而是有如下气质的人：忠诚，有活力，有原则，有头脑。
最要紧的是对自己判断的信心，使你保持冷静，免得“乱了手脚”。表现在市场上就是，如果你认识到了某种股票的价值 （公司的价值），那么关于它下跌的消息就不会引起你的恐慌。事实上巴菲特在每次投资之前都要完全相信它，这样即使市场连续几年处在崩溃的边缘，没有一点股价上升的好消息时，他也会为拥有这样的股票而自豪。这听起来很特别，但人们的房子并没有每天的报价，多数人却不会为担忧它的价值而失眠。巴菲特就是这样看可口可乐的。
当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
现在值38亿美元的巴菲特好像是专为这项新投资而生的。他很快就成了可口可乐主义的提倡者。他会向每位愿听的人背诵可乐在世界各国的人均消费量，或按它的财务成分分析每罐可乐。他知道它的销售情况和增长率。当他看到超级市场中堆着的红白相间的可乐时会感到一种冲动和舒服。他对来访者解释说，他知道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喝这种产品，就好像他们正坐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一样。他牢记着这样一组数字：每销售8盎司一份的可乐就有1美分的利润，每天卖7亿份，每年可卖出2500亿份。
19豪伊的伤感
1980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挥霍在浮夸的圣。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样批评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伦有个堂弟在开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等等。他们中有些人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但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不会给他们特别照顾，也不透露内部消息。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依赖这种讨厌的因素，他的家庭会更“纯洁”。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给孩子们的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物”会毁了他们，于是拒绝给他们丝毫的经济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亲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态度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赞同巴菲特的作法。）当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数目”才合适时，巴菲特说几十万就够了。拉里。蒂施反对道：“沃伦，你错了。如果他们到12岁时还没被毁了，那就不会被毁了。”当时正为儿子接管《邮报》而伤神的凯。格雷厄姆回忆说：“这正是我们（她和巴菲特）争辩的话题。”
巴菲特的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个慈祥，甚至有点活泼的父亲。他鼓励孩子们模仿心目中的明星，当有谁遇到丧气事时——比方说，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钱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公事公办，好像孩子们只是初级经济伙伴一样。他的方法中有许多明智之处，亿万富翁应该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职业中一样，从无折衷的余地。当苏茜需要 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订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就这样上了合法的钩了。
伯克希尔的许多股东都把大量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但巴菲特不是这样的。他只在圣诞节给孩子们及其配偶每人 1万美元——刚好是免税的限额。
这些限制给他们个感觉，就像给了他们几百万一样。当孩子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巴菲特给杰里。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想推迟给孩子们钱，最早到他明白“树上结什么果子”时才给。步入青年的苏茜、豪伊和彼得认为父亲仍把他们当作刚长成的幼苗。原则上他们支持父亲的作法并为此而自豪。
但他们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说的，为什么他“高兴不起来”，有时好像还痛恨这种单调的激励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们的方式都很活泼、直接了当。 （他们没有谁喝比可乐更烈性的饮料。）他们都像巴菲特那样急切，但花开得很迟。他们的大学都没毕业，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经济上孩子们继承了祖父的那份，
这是沃伦为他们在伯克希尔投资的。因此他们本来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为百万富翁的。
苏茜卖了部分股票（当时价格不到1000美元）买了一辆波尔舍轿车，她在婚姻破裂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与凯。格雷厄姆有了联系。后者主动帮他在《新共和》杂志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苏茜再次结婚，丈夫阿兰。格兰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师，后来成了国会里的助手。沃伦和妻子对格林柏格心满意足，他是那种不很英俊但温和的人，巴菲特夫妇称他为“理想的女婿阿兰”。
当格林伯格夫妇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时，苏茜的伯克希尔股票也花完了，这对年轻的夫妇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很小的厨房。当苏茜怀孕后她想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孩子出生后再添张桌子，并开个通往后院的门。她订好了计划，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万美元。苏茜知道父亲不会为她付钱的，于是她申请贷款，利息从优。
沃伦拒绝了。
“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他建议说。
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伦解释说，如果他是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传给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苏茜只是个普通人。她对这十分不快。
当苏茜快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常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带着食物来与她共进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冻鲨鱼肉一直送到楼上卧室。格雷厄姆发现苏茜只有一个黑白小电视，她建议她买个大点儿的彩色的，当苏茜说她买不起时，格雷厄姆夫人吓了一跳——这可是巴菲特的女儿！
毕竟巴菲特自己有个大屏幕彩电。格雷厄姆立即给巴菲特打了电话。这次巴菲特发了慈悲，给苏茜买了个像样的电视。
但格雷厄姆还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
也许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好像巴菲特以为所有人也都只是关心钱。他可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