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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则曾是英国的公务员和专职管理人。
在向报界介绍了自己和莫汉之后，巴菲特表示他在所罗门走出困难之前只是一位暂时的不拿工资的董事长。接着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布拉迪刚刚改变了决定，所罗门可以用自己的账户参加财政部的拍卖会，但仍不能代表顾客。这个有条件的缓刑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缓解提问者咄咄逼人的攻势，巴菲特说他准备像“从未见过律师的人那样”回答问题。他对这次丑闻仍只知道个大概。但面对各种问题，他就像在年度会议上一样平静、机敏。什么时候忏悔，什么时候该礼貌地反驳，他已有一套策略。他愿为过去道歉，但不让过去与未来挂钩。
记者：我想知道您是否读过《撒谎者的扑克》？
巴菲特：是的，很久以前。
记者：后来看过吗？
巴菲特：没有，我想它没有再版。
记者的问题是所罗门文化是否值得批评，莫舍是不是只是个预兆。巴菲特反驳说，总的来说所罗门是光明正大的。它并不是“满足违法行为”。但他认识到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模糊的，所罗门文化也可能有部分责任。“我想同样的事在修道院就不会发生。”他承认。
多数问答都与戈弗洛德有关。巴菲特宣布，他对莫舍的事的无声支持是“不可思议和不可原谅的”。但是他对朋友赞许的描述并没改变。
记者：您是否认为看错了约翰。戈弗洛德？您对投资于所罗门后悔吗？
巴菲特：两个回答都是“不”。
三个小时的招待会很成功，巴菲特表现不俗。会后，他走进高级经理和分销商所在的那个房间，宣布了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公司由德里克管理。
升谁解雇谁都由他决定，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回见。“
然后他走进了附近的马里奥特旅馆。一天之内他尝到了报界、经理和职员间调解人的滋味。要拯救所罗门他得满足此三方，当然还有公司客户和债权人。近来还没哪家投资银行遇上此类危机后还能幸存的。
Ⅱ—战争时期
对所罗门来说，困难时期才刚刚开始。周一的《华尔街日报》悠悠地说道。也许有人问为什么才开始。坏事结束了，坏人走了，但《华报》是明智的。在华盛顿，管理当局发誓要全面调查；所罗门的债权减少了。公司仍不能参加商业票据的市场交易。越来越多的顾客——康乃狄克、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雇员退休金体系和世界银行放弃了所罗门。单个地看，这些打击不足为虑；但一起来时就是一种危险了。仔细想一想，“丑闻”仍在继续，它把戈弗洛德的债券部变成了坟墓。
在几条战线上巴菲特奋力反击。
星期一一大早，他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罗门的几位最高层领导人，还发了封信要求他们一发现有错误指挥的迹象就给他打电话。虽然这主要只有象征意义，但这是简单而有力的一招棋。多数总裁是不喜欢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的。
同一天，他和芒格去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里查德。布莱顿，它是调查所罗门的主要机构。布莱顿这只纠察老鹰正准备把他的司法权扩大到债券市场。为维护他严厉的名誉，他警告来访者，说他时刻准备着“为找一粒砂子而翻遍整个海滩。”
“如果有人不与你合作，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巴菲特平静地说，“20分钟内我就为你换个新人。”
布莱顿被深深打动了。
回到纽约后，巴菲特开始集资。所罗门与人交易时把利率定得很高，诱使它们出售证券。到第一周结束时，全公司的资产开始解冻了。
紧接着巴菲特要求戈弗洛德的大律师福尔斯坦辞职，并请洛杉矶芒格。托尔斯的伙伴罗伯特。邓汉放下手头工作来接替这个位置。很要干净的邓汉担
任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事务律师已有15个年头了。“鲍勃，我很需要你。”巴菲特说。邓汉觉得不好推辞。
最大的担忧来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时公司是不能营业的。如果它被控有罪，公司就几乎全垮了。（许多委托人是不许与罪犯有业务往来的，普通公司也很少这么干。）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全力与政府合作，争取缓刑。沃其泰尔。利普顿说：“这真是个漫长的枪毙过程。”司法部是很少同意放弃对明显非法案件的制裁的。
巴菲特能采用的策略只有一个。他本能地减少了与对手的冲突，但他是无须战斗而取得胜利的专家。不费口舌、不使手段他就当选了。他害怕引起别人的敌意，因为他知道，别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只要不发生冲突——忠心耿耿是很快会有好报的。他就是如此让凯。格雷厄姆信任他，让斯坦。利普希拯救了他的布法罗，让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蓝筹的调查的。
现在他不得不与调查所罗门的人合作，在指控人面前低声下气，如实协助司法部取证。也只有巴菲特会公开表明对此丑闻负个人责任，不但要洗清污点，还要诚挚地忏悔。
该事件还牵涉到政治因素，当时的敌意是公开的、明显的。由于以前的丑闻和《撒谎者的扑克》的影响，公众先入为主地以为所罗门从头到脚都是腐败的。曾因对S＆L惨败而威信扫地的执法人员和许多国会议员也抓住所罗门事件，作为展现自己“作风严厉”的好机会。他们好像也急于先下结论一样，调查所罗门的德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J。J。比格公开宣称：“我担心这不是仅有的越轨行为，所罗门还会大翻车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布莱顿把所罗门当作杰克塞重演，他雪片般地发出了135张传票并要求提供信息。
与波亚斯基与弥尔根比，莫舍当然只能算小打小闹。但他胆敢顶撞财政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尔街的傲慢，这比任何具体罪行更令公众反感。
从某个意义上看，所罗门是最傲慢的。“不只是弥尔根，”所罗门的一个老经理说，“我们也能玩美国的政府债券。”
当夏天过去的时候，华盛顿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沸沸传扬“所罗门丑闻”。
马基在劳动节后两天就订了听证会席位并请巴菲特当主要证人，参议院也安排了一周的听证会。
所罗门的主要说客贝尔很机灵地让巴菲特率先去拜望了几位审讯官员。
有几人又冷又硬地问了一些所罗门董事会缺乏监督的问题。巴菲特说，他也后悔当时不够注意。他显得很卑微，态度就像把帽子拿在手里，花言巧语地安抚别人咄咄逼人的攻势。他提醒说他父亲也是议员，并自嘲说现在他是自食其果。
他坦率地承认所罗门犯了错误，他站在执法者一边。与巴菲特交谈之后，议员杰克。甘对助手说：“你看，我们处理时要谨慎一点。”
巴菲特与几个主要角色很要好，这使他受益非浅。不像多数商人，他从没批评过司法机关的错误，因为他相信政府。
听证会通常要对证人狂轰滥炸，但议员们往巴菲特脸上抹黑时却很小心。虽然他在所罗门的投资有70亿，但议员们认为他不是来自华尔街，而是大草原上的来客。“有一半人认为奥马哈是个乡村小镇。”贝尔说。
贝尔与巴菲特准备听证会时常在一起，对他洞察华盛顿的能力大为震惊。他认为他比法国的罗素还精明复杂。
他脾气很好，一点儿也不粗鲁。我总觉得他是个新英格兰的北方佬，就是18世纪生意上老有上帝保佑的那种。他在道德标准上毫不含糊，但也决不多愁善感。他很有道理地干自己想干的事。他很少说“不”，因为他不会自命不凡，当然他也会以独有的方式与人发生冲突。他是个复杂的矛盾组合体。
与审判一样，听证会也是自发组织的，不管结论如何，它只有一次机会。
9月4日那个酷热的下午，雷伯恩公司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记者、说客和看热闹的人纷纷涌入2123房间，座位早已被占满了，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当初麦克。弥尔根就是在这儿怒目圆睁地引述《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提供于已不利的证词的。最前排挤满了全副武装的记者——令人眩目的聚光灯、摄像机、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穿着黑色西服坐在证人席上的巴菲特和前排的凯瑟琳。格雷厄姆最引人注意。在他们作证之前，议员们摆好了上镜头的姿式，抽搐般地宣布：“——美国人民的利益——被一些傲慢的——恶意的——交易商——侵犯了……有伊万。波亚斯基——麦克。弥尔根……
我们的经济文化中——出现了不光彩的插曲……“
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对证人说：“巴菲特先生，您现在有一个为全国纳税人做事的好机会……我很高兴您迅速解雇了负有有关责任的高级管理人……现在只希望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一直认为，责任者不配得到所罗门公司的任何回报，一毛解雇费也不用，一毛赔偿金也别给。所罗门公司该把他们踢到大街上，踢他们的屁股……”
他们宣布了旧体制的死刑之后，又迫不急待地称赞起新班子来：“巴菲特先生，我得祝贺您……巴菲特先生，您的诚实不容置疑……巴菲特先生是一贯走正确的、正直的路线的人……”
来自奥马哈的众议员彼得。侯格兰站起来介绍他的邻居是典型的成长于并受中西部影响的人……他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他主动申报个人所得税……
在数十位摄影师和摄像师的尾随下，巴菲特轻快地走上了讲台与主席马基握手，周围响起的快门声就像夏日的蝉声一样连绵不绝。他的肚子现在微微有点发福，眉毛在镜框上跳起舞来，毛发就像撒了辣椒和盐的拖把，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笑容也略显紧张。
高中时第一次见过巴菲特照片的诺马尔。让。瑟斯顿，立刻看出了巴菲特的风格和睿智。他在沃顿时的朋友哈利。贝加在墨西哥看到了这一场面，已是当地成功商人的他挤挤眼说，他看得出巴菲特“很开朗”，但他的朋友却太害羞了。
巴菲特面对众位众议员坐在证人席上，他说话时左手一直在划着弧形：
首先我想为让我们走到这儿来的事件道歉。政府有权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但所罗门不幸违反了其中几条。
也许以后再不会有比这更坦率的道歉了。自1912年J。P。摩根伯爵参加了PuJo听证会以来，华尔街已有不少巨头被召到国会，但从未有人道过歉。
快门声又一次响起。巴菲特说8千所罗门职员中“多数是勤奋、能干、诚实的”。他发誓要采取新措施来保证依法经商。但最后他说：“依法办事的精神要比口头上说的更重要。”在谈到对改组后的所罗门的展望时，巴菲
特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似乎他可以从讲台跳进美国的每个家庭，让每个人都看到和听到：
我要每个雇员都想一想，是否想让某些可耻的作法刊登在第二天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让他们的爱人、孩子和朋友们看见……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为以下的决定感到担心：我能够理解公司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如果公司名誉受到丝毫影响，那可别怪我无情了。
巴菲特如此注重名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摩根的话——个性（而不是钱）
才是信誉的基础。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了。摩根等人集中体现了华尔街的狡诈，但人们一致认为，在股市上大发其财的巴菲特是当年美因街带给华尔街劣行的一剂解毒良方。所罗门不可能另找一位集此两极端于一身的美国人。
众议院和后来的参议院的听证会的气氛却是很温柔的。小组委员会没有完全行使执法人的权力。“克里根先生，联储对发生的事一直都了解，对吗？”
记者问。巴菲特离开众议院时也被团团包围，但他一头钻进高级大轿车，直驶《华盛顿邮报》。
所罗门“被开除的管理人”没有被踢到大街上。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在前总部的空楼里有了一间新办公室和秘书。公司中仍给他们合法收入。
接管后巴菲特给戈弗洛德打了几次电话。戈弗洛德的一位助手说：“我看他不错——他对约翰说，他不是无用之人。”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戈弗洛德说以后他们不要再联系了。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所罗门的董事们相聚在纽约。巴菲特提起了戈弗洛德和其他几个前管理人的利益的话题。由于众议员斯拉特利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他们取消了他们的解雇费、奖金、法律费用、办公室和秘书，还有医疗保健。戈弗洛德坚强地对朋友说，他理解巴菲特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公司。
当有位同事要来看望他时，戈弗洛德说：“你，还有公司必须与我保持距离。”
此时，巴菲特正在原来戈弗洛德的办公室里用他的秘书办公室！他用着他的橄榄木的意大利式办公桌，窗外哈德逊河和东河的风景一览无遗。但他对这一切都不熟悉，觉得很压抑。
到星期五下午，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登上了飞机，他知道当他回到奥马哈时，阿斯其德和家人会在歌乐思接他的。他可以坐在舒适的牛排店里，四周荡漾着美妙的风琴声，那儿的人不懂经济，他也不用费神去讲本周华尔街的故事了。
对巴菲特来说，在所罗门最紧张的事就要算对付各种外来压力了。他能重新建立银行家、信用机构、投资人和新闻单位的威信。就跟在伯克希尔一样，他也控制不了所罗门的事。“就像得有另一只脚来踩蜈蚣一样，”他对朋友嘀咕道。他甚至失眠了——在他这是极少见的。
熟悉他的朋友十分担心，因为巴菲特总是小心干自己的事，尽量避免不熟悉的事。除了他妻子动手术那次外，芒格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曾在翻船时救过他命的里克。戈林说：“人们不知道巴菲特为所罗门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另一个好友有点尖酸地说：“沃伦在和平时期是好样的，现在看看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如何。”
巴菲特是个不情愿的斗士，但他却有大将风度，如自信、目光敏锐、无
与伦比的注意力和与下属沟通的天赋。现在他得把这些手腕都使出来了。
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巴菲特交上沃其泰尔。利普顿的报告——本案中最致命的证据。与所有律师与交易人之间的联系一样，传票对这个报告不起作用。
所罗门外部的律师要求巴菲特拒绝。美国所有的律师都会提这样的建议的。贝尔透露，律师团说：“我们快赢得别人信任了，不能承认此事，它会带来恶梦的。”
“这些话我不想听。”巴菲特一口拒绝了。他不关心民众怎么想——钱是可以赚回来的，在他脑子里，法律细节再重要也不能让他对联储食言。
“我们的处境是，”他接着说，“我们做错了事，现在要坦白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在起诉书上已经签了名了。”
他接着向贝尔询问可否解雇所罗门的有偿政府顾问。
“我们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贝尔解释说，这些顾问都是各方面的内幕人士，手上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所罗门可以利用他们。
“你的话有道理，”巴菲特说，“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顾问没有了。巴菲特痛恨这些职业帮手。他们使一些重要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巴菲特要像孤独的牛仔一样自己来干。
其实巴菲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赢得宽容。他命令所罗门停止与石油交易商、亡命之徒马克。里奇做生意。他停止了政治上的援助，免得别人以为他在买好处。他还解雇了与戈弗洛德有牵连的沃其泰尔。利普顿。
他一再警告所罗门的交易人不要做“擦边的”生意，这是他简单有力的另一措施。几周内，足有6位所罗门交易商把新策略拿给巴菲特，看看是否符合他“以法律为中心”的要求。
艾里克。罗森菲尔德，这位杰出的交易商，前哈佛大学的教授接替了莫舍的位置，他提议靠税收法中的漏洞赢利。罗森菲尔德按这一想法做了几个月，许多律师认为该计划绝妙极了，可以赚一大笔钱。
巴菲特说：“艾里克，我觉得不妥。”他说这也许合法，但“太擦边了”。
他是想用反复进行道德教育来提高雇员的自我意识。公司的银行业务分析家托马斯。汉利从未见过所罗门如此团结，他认为巴菲特“太了不起了”。
但巴菲特却不能让公司从报纸头版上走下来。莫舍的错误的新细节一再被披露，政府也不断宣布新的调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