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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门，边敲边喊：“村里来了几个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当时正住在王洪超家里，门外的响声首先把她惊醒了，她一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村里来了偷偷摸摸的人，冲到放有广播器材的房间，打开开关就喊起来：“王营来贼了！王营的老少爷们，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让他们跑了！”
夜深人静，广播的喇叭声立刻把一村人惊醒了。听说村里来了贼，一个个飞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家伙就奔出了门。
骤然响起的喇叭声，首先就把跟来的两个治安队员吓坏了，知道这次的秘密行动被暴露，村民们最恨的就是跟着干坏事的治安队员，骂他们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们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还好讲，他们可就惨了，于是二人便像一对受惊的兔子，夺路而逃。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听到响声，料定事情不妙，连丢在村头的车子也顾不上了，立即调转身子，高一脚低一脚，摸着黑，慌不择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树魁、张复春以及司机赵灿龙因为躲避不及，最后被村民们一个个分割包围。
村民们喝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
一个民警说：“我们是瓦店的……”
另一个民警说：“我们是……黄岭的。”
三个人竟有了三样说法，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怀疑。
王营村地处安徽和河南两省边界，王营小学校长王天基住的村西头，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县和安徽省临泉县两省两县的地界，有人说王校长的孩子出门撒泡尿，就浇湿了两个省和两个县的地皮。处在这么个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带，突然冒出三个来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样说法，其中还有穿警服的，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们的警觉。怀疑这是一伙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乘着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证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一下，三个人变得越发紧张起来，趁着混乱，落荒而逃。这一逃，村民就觉得问题更大，当然更不能放过，当即追了上去。
三个拼命逃窜，的人，因为没有村民们的路熟，眼看难以逃脱了，这时；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从腰间拔出手枪来，指着追到面前的村民凶狠地喝道：“不许动！再追，我可就开枪了！”
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纷纷站住。 ，
正在狂奔的另外两个人，发现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来。
村民们人多势众，面对枪口并不怕，倒是更加肯定这是一伙乘夜打劫的刁徒。情况明摆着：既然谎称是“城丝绸厂”来王营“联系业务”的，城怎么就变出手枪了？如果真的是民警，又为什么要说是“城丝绸厂”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说干吗要逃，慌慌张张连个汽车也不要了？
村民盯着司机问：“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司机吞吞吐吐不敢说。
村民们不再怀疑了，他们首先采取了自卫，上去解除了对方手中的凶器对大伙的威胁。他们甚至认为，对准大伙的这支手枪，和那套警服一样，肯定都是假的。几个村民扑上去，就把对方的枪支打掉了。接着，愤怒的村民对他们认为是打劫的刁徒一顿痛打。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一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说着，忙把口袋里的十块钱和一包烟交出来，求村民们放他一码。
村民们听说这其中真来了抓人的民警，忙问王树魁和张复春，二人只得坦白：“我们是白庙镇派出所的。”
村民一听，炸了营：
“你们凭哪一条来抓上访代表？”
“抓人为啥偷偷摸摸？” 。
“你们明明是白庙派出所的，为啥要说是‘瓦店’的、‘黄岭’的、‘城丝绸厂’的；为啥一追问就逃？”
问得两人一时语塞。
村民们显然不会放过：“说！”
一个小声解释：“我们是来抓赌的。”
一个却说：“我们是来巡逻的。”
这么一说，更糟糕。来抓赌，为什么专找村民代表的家，显然不能自圆其说；说是“巡逻”，就更是睁着眼说瞎话了。因为从解放的那一天算起，四十五个年头了，王营村的父老乡亲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啥时下乡巡逻过。早不巡逻，晚不巡逻，镇里刚为王营清退了一点点加重农民负担的多收款，就“巡逻”到了王营？又偏偏是摸着上访代表家的门鼻子夜半“巡逻”。
村民们越听越冒火：“巡逻为什么不开警车？”
这时村民们才发现，这几人全喝多了“猫尿”，一个个酒气熏人。农村派出所的许多公安人员，本来就没给群众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与村匪路霸吃到了一块去，啥坏事都干得出来。为防止对方借着酒性胡作非为，村民们搜走了他们随身带来的手枪和手铐。特别是发现有四副手铐后，进一步证实司机吐露的是实情：他们确实是心怀鬼胎来抓村民上访代表的。想要抓的四个人，不用问，这就是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外加一个王洪钦。 ’
村民们越说越来气，七手八脚就把租来抓人的那辆车给砸了。
这就是后来被临泉县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来治称为“大个子”的民警张复春，在王来治的追问下，他曾懊恼地承认：“谁知道你们庄是有准备的，谁叫我和王树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
他承认这酒是在王天玉那儿喝的，王天玉是王营村与县里某些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一个人。蹊跷的是，王营村村民后来写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上特别指出，当夜少数村民情绪激烈，并非事出无因：混乱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干部的带动下，一拥而上，发生了冲突，车也砸了，人也打了，枪也打掉了。”两个关键的地方都有这个王天玉！这或许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给端了出来。
总之，民警王树魁和“租来的”司机赵灿龙，不久一个个狼狈地逃出村去；被说是“打成重伤”的大个子民警张复春，这时候的酒性早就被惊醒了，他逃得最快，几个青年农民追了一截地都没撵上。后来，村民王洪军把民警们丢下的枪支、子弹和手铐，集中起来交给了镇武装部长王东良，王东良就是王营人，当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过后，村民们便陆陆续续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觉了。谁也想象不到，一觉醒来，当县委书记张西德知道了这件事，这事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尽管白庙镇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员及两名治安队员都早已回所，枪支、子弹和手铐也都完璧归赵，但是，临泉县委却仍向地委谎报军情，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于四月三日上午，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镇压！ ．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惊天动地从县缄开出。
车上驾着机枪，一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啸。
这支拥有现代化武装的队伍，抵达王营村前，来了个“先声夺人”，他们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营村人不得外出厂显然这并非是聪明之举。他们忘了王营村所处的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一喊叫，有着一千多口人的王营村，村民们闻风而逃，逃起来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后面，就是河南省管辖的地带了。警车进村，村子里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当然有不跑的。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从未参加过上访的，或只是外省来走亲戚的。他们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关。也有极个别跟着上过访的，觉得不过就是“随大流”，不会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没有跑。
谁知，公安武警一进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一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
一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猎跳墙的吵闹声。
王洪岭的妻子周敏，从来没有参加过上访；公安人员扑上去要抓她，站在一旁的已是七十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这个边远的小镇上也进行了布控。
四人觉得已经别无选择，作为村民代表，他们必须尽快地把发生在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的真相，报告中央。 ，
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东、王洪超和王洪钦三人，在众多村民的掩护下躲过了临泉县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一辆去河南省沈丘县城的公交车。三人经沈丘赶往郑州，然后转乘火车直奔北京。
王向东和王洪超这是第二次进京了，算是“轻车熟路”了，下车便直奔设在永定门一带的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谁知，住下不到半点钟，他们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临泉县公安局派来的警员抓个正着。
公开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乱中抢走公安人员“五四”手枪两支、子弹十五发，准备在北京制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声地抗议着，怒斥对方这样做太卑鄙，完全是无耻的陷害，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打击报复。但是，即使他们周身长满了嘴巴，在手续完备的执法人员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泉县，而是关进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个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就那么被铐着。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这叫他难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与绝望。
临泉县政协副主席于广轩拍案而起了。
当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发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临泉县公安机关竟然也敢明目张胆地编织谎言，逮捕前往上访的农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揭露临泉县委某些人拒不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残酷打击报复农民群众的犯罪行为。
这天，他利用一个星期日，乘车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县邮政局，他给江总书记拍了一个长长的电报。拍这份电报，花去了全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
他把调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县邮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这份电报的分量，知道大老远跑到外省拍发这种电文的良苦用心。但是电文所反映的，毕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县的事，因为与她所在的地方无关，自然可以泰然处之。
于广轩的电报，当天就被河南新蔡邮局发往北京。
可是，于广轩没有想到，这份电报由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批转下来，最后，竟然到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的手里。
张西德勃然大怒。
他责令县公安局立即进行排查，限期侦破给中央领导反映“白庙事件”真相的这个人。
公安人员确实费了一番脑筋。因为，于广轩在拍这份电报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结局，他在电文的落款处留了一手，并没有注出真实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经被捕的王营村村民代表王洪钦的名字；虽是借用名字，他却又在“王洪钦”三个字的前面，标上了“王营村退休干部”几个字，这样，材料似出自事发之地，给人确可信据之感，同时又虚晃一枪，设置点迷雾，给那些按图索骥者增加点困难。
临泉县公安局已将王洪钦在京抓获，现就同王向东、王洪超一道关押在太和县，吃喝拉撒睡双手都被从背后反铐着，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从看守人员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县去发这样的电报。因此，电报上虽然写着王洪钦的名字，王洪钦首先还是被排除了，于是公安人员就在“王营村退休干部”上寻找线索。然而，查遍王营，也没发现有一个“退休干部”，最后就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了县供销社下属一个联营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尽管“退休工人”与“退休干部”完全是两码事，临泉县公安局还是认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干的。这天，联营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单位领工资，很久没有发工资了，听到这消息，王洪章当即兴高采烈地奔县城而去，一进单位，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扑倒在地。为防止意外，也没将王洪章关押在本县的看守所。但是，因为王洪章压根儿就不知道电报是怎么回事，被打得皮开肉绽了，他还是说不知道。公安人员对这样的口供不可能会满意，一口咬定他是个沙锅里煮驴头的主儿，肉烂了嘴还是硬的，于是就把他往死里整。
四月二日那一天因为替兄弟媳妇周敏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公安用电棍打得血流满面的王洪彬，至今还躺在床上；现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岭割头不换颈儿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关进看守所时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脚铐，也受尽了折磨。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发生在王洪岭的身边，使得只想安安稳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王洪岭，也终于拍案而起了！
在这之前，王洪岭一直在河南省沈丘县留福镇上的铜管厂打工，每月有着一千多元的丰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辞去铜管厂的工作，拼出性命要为王营村的父老兄弟讨个公道！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协同村民代表王俊彬，冲破临泉县在省内省外设下的重重暗卡，带领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达北京。
王营村这次是集体进京上访，在整个临泉县引起了巨大反响，县委书记张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营村村民对不堪重负的强烈不满，显然还是相信高压乃至镇压，才是杜绝上访最有效的办法。
于是，他派出了有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的县委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了王营村。一下去了这么多人，生活费以及烟酒费，又全叫当地的干部群众摊派，这使得已经十分困难的王营村民，雪上加霜吃饱喝足了的工作队员，像“文革”那会一样，开着架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村子里哇啦哇啦到处转，搞得王营人人自危，连邻省的老百姓也过不上安静的日子。
与此同时，临泉县公安局印成传单一样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处张贴。不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还措词严厉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属及亲属们”，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样子。
接着县纪委就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没过多久，县委再次调遣二百余人，分乘大小机动车三十余辆，包围了王营村，扬言要开万人大会，对上访的群众来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严重，正值抗旱关键时刻，提心吊胆陆续回村的王营村民，不得不又四处逃散，以致千余亩玉米几尽绝收。
接下来，临泉县法院就对王向东和王洪超公开审判。开庭那天，县法院事先虽然进行了周密的防范，法庭内外到处布满了武装法警，王营村的村民听说县里要公审他们的上访代表，一个个都站了出来，呼啦啦涌来了六七百号人。当检察官宣读王向东和王洪超的“罪恶事实”时，村民们全然不顾法庭的纪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高喊道：
“你们这是诬告、陷害！
“他们冤枉！”
“我们要求放人！”
“坚决惩办镇压群众的真正凶手！”
法庭上大乱。
这种“炸庭”的场面，在临泉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官和法警全都变得手足无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枪荷弹的法警们怕事态进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离。审判长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
其实，法官们十分清楚，藐视法律的显然不仅是这些“炸庭”的农民。人民法院是我国国家审判机关，有权确定任何一件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