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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然能成为自身的敌人，也是自身的救世主。意识固然可以促人毁灭自己的生命，也可以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譬如歌德，在两度失恋后，因绝望而感到世界一片黑暗，肉体的存在只是维持着痛苦的延续，因而他想毁灭肉体以消除痛苦。可也正是他的意识，他的理性，使他还想重寻爱情幸福和别寻生活寄托。他拿起笔来，将痛苦交给了维特，自己赢得了心灵的释放与解脱，及继之而来的荣誉，补偿了他的心理缺憾，从而恢复了作为一个完整人的正常状态，拯救了自身。
当人们认识不到意识是自己的敌人和救世主时，就幻想出神魔，幻想出撒但和耶酥；当撒但和耶稣被远航船队、被工业文明冲击得只剩下一层躯壳时，就将历史、社会与无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中苦苦追寻个人幸与不幸的根源；而当历史在动荡之后终于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稳定、社会在冲撞之后终于达到了相对的和谐时，人们惭惭发觉命运之神就在心中，外部原因终究要通过心灵起作用，并且心灵也不完全囿于外界，有时候，心灵本身也能决定命运，给自己构造一个地狱或天堂。所以有的人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有的人则离尘遁世以求心平气和，有的人甚至一死了之以永求解脱。
杰克·伦敦用笔创造了一个比有眼睛的人所见还要辉煌绚丽的世界，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走进了桃花源，走进了精神避难所；海明威、川端康成则向自己举起了死亡之剑——人类不得不越来越关注心灵，重视心灵，解剖心灵，把握心灵。心灵最初向外辐射，关注世间万物，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历程，又开始回返心灵。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人通过科学手段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秘密，发现了心理与行为互相影响的规律，但此前此后，还有很多作家，不是出于救人而是自救的需要，不是自觉探求而是无心感悟，也达到了把握心灵从而把握生命的结果。
在每一个人身上，也大体存在一个回返心灵的过程。小孩子的眼光囿于母亲的乳头，囿于一颗糖或一个玩具，他有意识，但他意识不到这种意识的存在，他面对纷繁多姿、千变万化的世界，没有闲暇（也没有那种思维能力）来自省。一般的成人，他的意识与生活也是紧密结合的，很少跳出圈外反观内心；只有老人，才可能生活在回忆中，审视一生的心灵历程。但也有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一生中经常将视线向内转，经常回顾、反思，或是仅限于个人生命秘密的深挖细掘，或是扩展到对全人类心理行为的苦思冥想。在这些人中，就产生了文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
对于普鲁斯特而言，由于良好的家庭影响和学校教育使他的天资得以发展、充实，加之他敏感、好思，故有比一般人更深、更广的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而又由于他经常生病、不得不暂离尘嚣、不得不面对心灵、回视记忆，所以他能看到许多常人容易忽略或不能察觉的人生、人际、人心的微妙之处，察知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行为间的种种潜在的关联，这使得他在不断失去常人乐趣的同时能够不断寻求补偿，使得他在种种冲突、挫折前能迅速归因而达到心理平衡——譬如他小说中三度重复的所爱变不爱（斯万之于奥黛特、普鲁斯特之于希尔贝特和阿尔贝蒂娜），这种变化是很合心理规律的，爱其实是有原因的，只是不易觉察，如果原因微不足道了，丧失了，爱也就失去根基了；很多人却意识不到爱的消亡是因其原因的丧失，而仅为爱本身的消亡痛不欲生、不能解脱，普鲁斯特看到了这些，所以他对爱的逝去能持达观态度 （当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就是解救了自己。至于歌德是以尽情倾吐以及预想的爱的重获和成就安慰来弥补心灵缺憾，普鲁斯特身上也存在这一现象——以某些不会被立刻验证的美好预想，作现实之安慰。那就是由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使他坚信只有真正体验过的世界和生命才是真实的，忙忙碌碌的人们的生活反不如回忆中的生活真实，因为前者只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后者则是作为一种内心感觉。这样，他就会饶有兴味地沉缅于回忆，从中搜寻和重新提炼幸福的真实感觉，从而忘却另一种真实——一种不幸的真实或曰真实的不幸。他的关于生命哲学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或者说这种哲学所给予人的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般的虚幻自慰，但至少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使他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人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回返心灵，但是回返心灵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其特殊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人而言更具有决定一切、高于一切的意义。
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能感觉到一个潜在读者的认同，他倾诉他的苦恼而被潜在圣母抚慰，他强调他的自我辩解、评判而被潜在法官首肯，他坦白他的隐私与不安情绪而被潜在上帝宽容，他体验逝去的欢乐时光而被潜在的朋友分享，他宣讲他的生命哲学而被潜在知音赞赏，他构建了一个内宇宙而被潜在的造物主赋予真实可感的、与外宇宙融为一体、不可分辨的人物情景……心灵的伟大力量，使得人足以依赖它，尤其当它是一颗不平凡的心灵的时候。
读者们可以想象：一个如此敏感的人，受着外祖母和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照，最淡薄的敌意、最不经意的可笑行径和最微小的伤害与挫折都会在他心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在他的思想里象地狱里受尽煎熬而找不到出路的灵魂一样骚扰他。作家们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总要寻求补偿，普鲁斯特尤其迫切地需要补偿。而同时，他作为一个性格乖戾的人，存在着精神病态，经常作出有悖人之常情乃至违背道德规范的事，他需要反省自己，分析自己，从而解释自己。此外，作为一个病人，甚至是一个废人，他只能凭借自己不死的心灵来使自己恢复为完人，他没有幸福的未来，没有常人的生活，就只有回返心灵，尤其是在完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之后，只能借助心灵材料和心灵创造力，重新创造一个心灵世界，重新获得人生幸福。
结果，普鲁斯特不仅从《追忆似水年华》中获得了补偿、安慰、解释，这部作品本身也成为他幸福的证明。它满足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具有的成就欲望，证明了他的能力与价值，也圆了他久已有之的作家梦。这大概是以旁人、后人的眼光来看最为真实的幸福了。
一般人从外界回返心灵而后又进入生活，普鲁斯特的回返心灵，却是在寻找最后归宿。不必去评判他一生究竟是幸与不幸，人们只需能从中看到，为什么他能超越常人而成为一名伟大作家，为什么他能写出一部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作品，并且努力去走近他、理解他。旁人、后人看他找回的失去的年华仍是虚幻的，但这是他自己的真实。“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们经常看到，普鲁斯特以种种方式重复着这一想法。“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普鲁斯特不仅认为他能从记忆中找回幸福，而且他认为自己确实找到了，尽管他所找到的在人们看来明明是虚幻的——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他没有母爱，没有妻子的温情，没有儿孙绕膝，甚至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四季美景，人们实在无法想象，他有什么幸福可言。然而，就象人们否认他的幸福一样，他倒认为真真实实地生活着的人们是在“期待着痛苦”，他倒觉得许多正在流动的生命不是真实的生命。
怎样消除读者与作家的隔膜呢？这涉及到生命哲学的探讨。就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而言，普鲁斯特的那种幸福观和生命哲学是唯心的。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幸福是有一定标准的，并且是客观标准；凭据这些标准，人们将可以断言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幸福。象奥楚特洛夫斯基假保尔之口说出的那段名言，似乎就是一条评判人生价值和幸福的通用准则。然而，不管多么合理、全面、准确或者普遍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面前，在千差万别、变幻不定的人生面前，都会显得干瘪、苍白。一个人幸不幸福，社会通行的伦理、道德、法律、传统等等都决定不了，公共的评判也决定不了，姑且不论葛朗台、泼留希金、墨索里尼、希特勒、川岛芳子、汪精卫这样的大守财奴、大独裁者、大汉奸的人品如何，反正他们不会以保尔那样的人生为幸福，而以金钱、权力等种种贪欲的满足为快乐。假如人们要强加幸福标准于他们，岂不是真正的主观唯心？由于人们通常习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以至感觉、思维，而以整体利益来评判、制约个人活动，希望有那种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幸福观，人生观，才将这种标准强加于人而为“客观标准”。这样，人们就否定幸福是一种个人感觉，而对某些人的幸福感到不可理解或不愿接受。群体常常强加意志于个体，并因与这种群体意志对立的是个体的主观，于是群体便自认是客观，这确是一种思维误区。个人以自己的经验与标准去衡量他人，这很容易被贬为唯心主义而不攻自破，群体经验与标准则具有较大的蒙蔽性了。
否认客观标准的存在是容易受到攻击的，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许许多多的人遵循趋利避害的本能而无视真理；许许多多的人的幸福感觉来自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幸福感并不排除公众观念和社会共同心理的影响，然而它的个人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有些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有着独特、奇异的体验，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能够迅速理解他并产生共鸣，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可能有与常人完全不同、看起来不可理喻的观念，有可能是怪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唯人们可能误解他们，他们也可能否定众人——当人们看清了这些，与作家又还有什么隔膜可言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实。“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郎她的名字叫作耶利扬”；即使真有这么一位能使人不老的女郎在某地存在，她也远没有记忆中的一位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爱人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来得快而真实；桂林山水甲天下，可人们的幸福感觉常随那遥远的小山村的母亲的伫望油然而生；明星和伟人给人的美感和甜蜜情绪远不及情人所赐，只因他们不象情人一样是属于自己的真实；冷眼旁观病室外忙忙碌碌的人群，极目远眺无边无际的风景，还不如静静遐思一片属于自己的草地、缓缓回忆那些热爱自己的人们更觉亲切、温馨……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或曾经体会过的，人们又如何不能理解，当一个病孩子远离人群时，回忆与遐思于他是更高的真实；当一个饱经沧桑、已走到人生尽头的人与世隔绝时，往日的幸福比一切客观存在更是确定的存在呢？人们诚然不愿也不必把自己关进一间四壁贴满了软本板、几乎脱离现实世界的房子里，但既然普鲁斯特不得不蜷缩其中，他们又如何不能理解他反常的生命追求与独特的幸福感觉呢？
人们对他人的不解与误解往往来自不自觉的以己度人和移情不移境的体验。对于一个作家，人们有时因为他的作品而误解他的生平，有时又因他的生平而不能理解他的作品。当人们想到安徒生时，便以为他最后变成了白天鹅，得到了白雪公主或海的女儿的爱，才唱出了夜莺一样美的歌；然而他们不知道他是丑陋而乖僻的，得不到常人的幸福或令人惋惜地、象是有心与自己作对地白白放弃，最后也没有从人世间感到什么欢乐；美丽的童话带给他的虚幻安慰也根本填平不了他弥留之际的深深遗憾。人们想象不到他的痛苦与遗憾，只因为他们首先体验的是他的作品，而后以文度人。对于普鲁斯特，因为人们绝不愿意（他也不愿意）过那样一种生活，所以他们很难认同这种生活也能培植出幸福之苗，很难认同他在作品中重复阐述的幸福观，以及作品本身所显示出的那种安恬、达观，以为这一切只不过是虚设，是假象，是无可奈何的自慰而无关真实的感觉。人们的以己度人和移情体验实际只是移情未移境，即他们必竟没有真正陷入那种境况，它给他们的便只是未曾陷入而即将陷入的恐惧，根本谈不上欣赏；普鲁斯特则是已经陷入而不得不面对现实时的冷静，以及在这一现实境况中的重新调整、使之适应，或说自救。有的人非常害怕经过一片夜的坟地，可当他无意走进了其间时，大概只是咬牙切齿，捏紧拳头或高歌几句为自己壮胆，全然不似当初想象中的魂不附体、心胆欲裂。人们作为局外人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或者引经据典地判断当局者的感觉，但终究不能代替他们的感觉。人们不能因为安徒生童话的美丽而强加给他一个美丽的人生，也不能因为普鲁斯特生平的不幸而否认《追忆似水年华》带给他的幸福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那番宁静。伟大的救世主还给了他幸福与安宁，这个救世主就是他自己，那颗非凡的心灵。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可说是受其影响的普鲁斯特自己的生命哲学，使他坚信“自己的真实”。普鲁斯特认为，世界是四维的，第四维是时间。外宇宙在时间中流动，从每一个时间点上静观，它是现实的和真实的，但在时间轴上，每当人们意识到外宇宙的存在时，它已经不是刚刚意识到的外宇宙，它已发生了变化。生命在每一点上是真实的，但人们的感觉总是落后于它的真实对象，生命已奔向新的形态并带来新的感觉。世界 （外宇宙）就是这么一个不间断的生命之流，感觉所把握的生命和外宇宙永远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只是相对真实的。时间一刻不停地带走了旧的生命，人们总是没有机会抓住生命的本质。但是，有一种手段可以把握生命并且真实地感觉它，这种手段就是回忆。回忆使生命的脚步不再匆匆，使生命的流程相对静止，于是人们得以更从容地观照它，更真切地感受它。普鲁斯特中断 （对他的前期、对一般人来说，是暂时中断）了生命之流，在病室中静静地追忆、反思、重味，所以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深切感受过的生命比真实更真实。
回忆不只是重新把握了生命，而且唤醒了感觉——与每一生命历程相联系的感觉。这些感觉被匆匆的生命激起又被它抛弃，在时间轴上不断被新的感觉所排挤，以至永远只是存在过而不是存在。回忆唤起这些感觉，使它们既与真实的生命结合，又得以独立保存，从而成为真实的感觉。
人们以旁人的眼光看人，或以人的眼光看物，这些人和物作为他们思维作把握的相对稳定的客体，当然是真实的。但对于自己的奔流不止的生命，如果本身没有觉到它，那么它就是非真实的。动物和植物人是意识不到自身生命的存在的，所以这生命等于是非真实的；进一步，如普鲁斯特所认为，如果一个人囿于物，沉于事，从来不得闲暇来细细品味它，真切感受它，那么它就不可能得以保留。只有感觉到的才是真实的，只有感觉及由此上升而成的理性，记忆才能能保存，回忆才重现，这就要求人们不仅生活，而且反观这种生活，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