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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误导观众，害得不少人错以为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纪录片。
作家董桥在谈到翻译时曾有精彩论述，他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我们当前的电影译名当然还没有糟糕到“亵渎”的程度，但与“信、达、雅”的境界还有不少距离，董桥的话值得所有搞电影翻译的人自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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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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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直是我们赞颂的情怀，而生活的现实是，并不因你是“暮年”的“烈士”而对你有所垂顾与偏爱，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头，仅有壮心是远远不够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我们现实的周围，因一失足而坏了“一世英名”而成“千古恨”的老英雄不乏其例。
著名老导演谢晋的新片《女足九号》，让我们不无伤感地再次领略了一回“英雄末路”的悲哀。这部号称献给“三八”妇女节的电影已经亮相了，在片子公映之前，谢导曾在各种场合表示，终于了却了自己对贺龙元帅的一桩夙愿。四十年前，当谢晋成功地导演了《女篮五号》时，得到贺龙的称赞，据说当时主管体育的贺老总热切希望谢晋能再拍一部反映中国足球的影片。
我们无法确知，贺老总当时的真实意图，但他的一番话成了谢晋萦怀的心事。作为一代大导演，他当然清楚，电影是一门十分复杂的综合艺术，不是一个念头就能敷衍而成的，何况中国足球运动乏善可陈。几十年斗转星移，中国男足始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而中国女足竟异军突起，屡次叱咤绿茵场，在世界杯赛上勇夺亚军，这让谢导激动不已，再次重燃创作欲望。然而，今天已不是四十年前，谢导也不是当年的谢导，剧本的先天缺陷难以克服，拍片资金捉襟见肘，77岁的老英雄却偏不信邪、不服老，事必躬亲，要以女足的悲壮拍出影片的悲壮。
遗憾的是，悲壮的英雄情结并不能保证拍出悲壮的电影。市场无情，艺术规律无情，观众没能认可这部思想观念缺乏新意、拍摄方法陈旧老套，人物情节单薄的作品。当我硬着头皮看罢影片，走出影院，心里十分酸楚，不是为影片的内容，而是为具有“一世英名”的谢导的英雄末路。
《女足九号》的缘起根本就是一种“意气用事”。在缺乏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的基础上闭门造车，剧本就犹如一锅夹生饭，编剧在半年间虽经八次修改，仍难改变“没戏”的困境，谢晋对剧本没有突破性进展也一直不满和忧虑。曾饱受“主题先行”之害的老英雄竟也不能免“紧跟形势”之俗，为向“奥运会”献礼，在剧本尚不成熟时便匆匆开机，边拍边改，落得个遗憾重重、费力不讨好。
谢导曾鼓励编剧说：“你们写出八十分的剧本，我就能拍出九十分的电影。”这话以他老人家的功力没人不信，但想当年他的过关斩将之作哪个不是有极好的剧本基础，《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是改编自获过全国大奖的小说，《鸦片战争》由几位全国一流编剧联手加盟，且还改了十稿才开机。一剧之本是好电影的基础，谢导应最清楚，怎能在剧本尚不及格时就草率上马呢？当然，《女足九号》的问题不只是剧本，还有演绎观念、拍摄手法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而最大的症结是激情、概念与艺术科学的关系错位。
谢导说，他为这部片子准备了近三十年，我们相信他的真诚，但这与其说是准备，不如说是精神负担、任务情结。当年贺龙元帅对《女篮五号》的称赞与对他新作的期望，使他从此情系不下，直近耄耋更觉紧迫，中国女足的世界扬威使他看到了还愿的契机。
谢导在烈士暮年时“壮怀激烈”地再拍《女足九号》，这使我想到了另一位戏剧大师的相似命运。也是20世纪50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曾建议曹禺写一出王昭君的戏。与谢晋一样，曹禺老从此心系昭君，经过了各种“运动”以及“十年浩劫”的凄风苦雨，凡三十余年，终于熬出了话剧《王昭君》。该戏的剧本最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当时曾作为重要文化新闻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出于对曾写出《雷雨》、《日出》、《北京人》等话剧杰作的曹禺大师的信任，我曾多方找人买到剧本，但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与他曾写出的众多剧作相比，这部话剧的拙劣简直如同一部冒名顶替的伪作。后来，我最崇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其搬上舞台，尽管表演者均是话剧界的大腕，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谁也改变不了剧本本身的人物干瘪、主题先行、图解概念的缺陷，这样一个《王昭君》，广大观众也无法认同和买账，它成为“英雄一世”的戏剧大师曹禺的终身憾事。
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违反规律与科学，试图以意气和激情的概念去代替鲜活的形象，即使是大师也难保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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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满意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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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渴望》以降的创作历史已经证明，郑晓龙是努力迎合大众趣味的高手，他煽情的才气与聪明使张艺谋、陈凯歌们无法望其项背。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看了《刮痧》而不动情是难以想像的，在赚取观众眼泪方面，郑晓龙堪称导演楷模。
《刮痧》的灵感来自于新闻事件，聪明的郑导发现了故事本身蕴涵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比如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文化的冲撞、文化的沟通以及文化的理解问题，按理说，提出已经很有价值，叙述出来便已成功了一半。但郑晓龙太依赖于自己媚俗的创作经验，剧本几易其稿，编剧不断加人，留学编辑加大陆作家，再加香港和美国好莱坞各一资深编剧，郑导本意无疑是为了使剧本准确完美，但寻求完美的结果必然是走向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媚俗化，结果不幸地沦入中国式的文化赞美加好莱坞的叙事模式和双方共同接受的大团圆的俗套，一个充满沉重文化含量的好故事就这样被媚俗消解了。
《刮痧》的编剧之一王小平女士透露，电影本来拍了两个结尾，另外一个没用上的是悲剧性结尾，许大同爬到窗前却最终没能被美国老板拉进屋，而失手从楼上摔下来，银幕变黑，传来简宁在教儿子学话的对白。不难看出这样的结尾要比大团圆的俗套具有震撼力，也能更真实地表现不同文化通融的艰巨和对理解的渴望。但创作者们要迎合中国百姓喜好大团圆的心理，要考虑影片审查的顺利过关，更要考虑一部具有悲情色彩的电影是否有票房，为把握大众的认同甚至在美国华人圈里进行民意测验，可谓煞费苦心。要照顾和赢得满意的对象太多，结果是只好违心地去媚俗：中国人特有的感人亲情和坚忍精神、东西文明的理解融通、观众渴望看到的大团圆……一样不少，真是八面玲珑、皆大欢喜。果然，审查的官员们高抬贵手，广大观众潸然泪下，不论喜欢悲剧还是喜欢喜剧的似乎都找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结局。这是一个让方方面面满意的圆满文本，它也许不是影片终极目的，却是导演“渴望”看到的效果，从此意义上说，郑晓龙这个“刮痧”者凯旋而归。
其实，问题根本没有解决，那回到祖国远离儿孙的孤单老父亲，还要注定饱受另一种“刮痧”，被西方文明高傲地拒绝也被名叫“大同”的儿子无奈地隔断。“大同”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至少目前无法实现，但导演却要给观众注射好莱坞式大团圆麻醉剂，要强加给我们一个世界真的要“大同”的虚假幻象。
但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结果也是危险的。于是，在挥洒了一番清泪后，我们走出影院，发现刚刚萌发的一点文化沉思已经烟消云散了，所有感人的细节也迅速淡漠。我们不无悲哀地意识到，本准备去吃一顿东西合璧的丰盛大餐，却被狡猾的厨师以简单的麦当劳打发了事。
本来，大餐没吃上麦当劳也可以勉强充饥。问题是厨师不是别人是大名鼎鼎郑晓龙，是影视大餐的烹调高手，观众对其有着更高的期待，自然就有了些许被糊弄的不满。不少没吃好的观众就纷纷提出新的食谱，我也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淡化一些戏剧性，不要让美国老板那么着急地去亲自体会刮痧，不要连夜就去告诉蒋雯丽，不要让梁家辉成功地从窗口爬进家里，不要最后画蛇添足地爱国对白……将这一切做得再生活化而不是戏剧化、再自然含蓄和不尽如人意一些，也许会更真实深刻，也更具文化和情感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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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与搜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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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引述过的一句谚语现在已经被人转引滥了，这句谚语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们把这句话作为对故作深沉、煞有介事者的一种回敬。结果，它成了解构和“大话”一切装腔作势的伪正确者、伪思想者的武器。
有趣的是，散布这句谚语的米兰·昆德拉恰是一个以思想深刻著称的大作家，以他引用过的话来回敬那些“思想者”就形成颇具特色的反讽效果。正如真理是最朴素的一样，真正的思想家也不该是一脑门官司的沉重。很多年后，我们从王小波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的最大的高明是不貌似深刻，最大的深刻是绝不装糊涂，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王小波留给人们最有价值的启迪是用常识说话。从基本的常识出发，从最浅显的视角切入，王小波判断一本书或一部影片的好坏也非常实际：看它是不是有趣。
在中国影坛，冯小刚是个异类，他给衰败的国产电影带来匪夷所思的高票房，也提供了最广泛的雅俗共赏的范例，给缺少娱乐的中国观众提供了自娱自乐的新视角。对他电影的最好评价就是：有趣。冯小刚说，电影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可以拿来研究的，对人性有新的认识价值的；一类是有娱乐价值的。“并不是说有认识价值的电影排斥娱乐性，它也需要有好的包装；有娱乐性的电影里也不能说就没有认识价值，但它们是两个方向，要看你的脚踩在哪个方向上。”冯小刚很明确，他是坚定地踩在娱乐方向，而力争使电影在娱乐之余，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到《一声叹息》和《大腕》，他都在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的结果就是让观众在有趣中“龙颜大悦”并有所感悟。
在《大腕》里，充满了对当今金钱世界、商业社会中的各种广告的无孔不入的解构与嘲讽，比如，关于“金鸡奖”成了“金鸟奖”、“可口可乐”成了“可笑可乐”，“超强纠错”成了“超强盗版”的代名词等等，他的解构与嘲讽无所谓恶意与善意，让人忍俊不禁又欲罢不能。因为不论如何的嬉笑怒骂，如何“一点正经没有”都直指着我们当前社会的本质真实。最有趣的是对著名的“搜狐网站”的调侃，在影片里，一个十分娘娘腔的人在煞有介事地吹嘘他们的“搜狗网站”，问他们和“搜狐网站”是不是一回事，他断然否认说：“他们搜他们的，我们搜我们的！”
不错，你搜狐我就搜狗，“他们搜他们的，我们搜我们的！”各有各的对象，各有各的属性，各有各的歪门邪道。我们称它为“与时俱进”的“生存手段”，谁让我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商业社会的大时代呢！不管搜狐还是搜狗，各自为战，有趣就行，有趣就能获得更高的点击率，有趣就能得到最佳的观赏效果，先有趣才能有所看有所思。把一个大人物的葬礼当做一个喜剧和游戏去操作，其中的幽默自然是世界性的。冯小刚的了不起是他拍的电影几乎都是举重若轻，在社会批判和讽刺效果上，《大腕》以更轻松有趣的手段超越了他自己。这让我想到卡尔维诺很推崇的一种文学境界：轻逸。
《大腕》正在全国大热时，冯小刚扬言，如果要拍续集，他建议把葬礼中的广告大战改换一个场景，换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想，若真如此，对这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名利场进行解构和“大话”肯定十分“有戏”，是最接近现实的“搜狐与搜狗”。
还是说到那句谚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不去思考，上帝照样要发笑！
思考当然不只是一种表情，完全不假思索的事情也是不存在的。你从嘻嘻哈哈的搞笑中所学习到的东西，一点不比正襟危坐的研究里所学的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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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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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在《寻找格林先生》的开头，引用了一句话：“凡你应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这句话取自《圣经》的“传道书”，跟下来的话是：“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贝娄没有引用后面的话，我想他是不愿将结果表明，“做事”的过程当然是寻找结果的过程。《寻找格林先生》中的主人公最终也没找到格林先生，在犹豫和无奈下他将本该交给格林先生的救济支票塞到了一个醉酒女人的手里，最后，他有点自嘲和自慰地说：“毕竟，他是可以找到的！”
看到姜文在《寻枪》结尾灵魂出窍似的灿烂笑容，我想到《寻找格林先生》最后的自嘲与自慰，当然，两者的故事和主题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其中所诠释的深意还是有共同点的。
《寻枪》对悬疑的破解是很冒险的，它与希区柯克的悬疑不同，希氏的寻找是让观众处在全知的地位，凶手的每一个举动都只是向“好人”逐渐暴露的过程，所有的细节都是在给凶手增加犯罪的根据。而《寻枪》却是让观众和片中的主人公完全一样，谁也不知枪在哪里、谁是凶手，这就在观众的心中构成了强烈的期待。一旦凶手暴露，就必须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情理之中。《寻枪》最后悬疑大白，杀人凶手竟是卖羊肉粉的小贩，尽管有必要的铺垫，也有直接的道白表明杀人的动机，但看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很遗憾，作品的张力一下被削弱了。在采访姜文时我曾就这个问题求证，方知当初凶手的设置并非如此，但凶手设置最是敏感，主创人员为此勉为其难，谁是凶手都不好通过，最后只好让最底层的小人物去充当。整个影片拍摄中，主创者要修改剧本一个字都要得到上边批准。导演陆川和主演姜文都在访谈中谈到，他们不想回避，不想去走地下电影的路子，他们寻求一种互相谅解、理解、共同接受的可能。事实上他们的确做到了，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讲到这点，我丝毫不想去批评和抱怨陆川和姜文，相反，对他们在寻找中必要的妥协表示理解。
和寻找相近的词语是探询、搜索，在试探了众多的路径而难以走通之后，陆川和姜文找到了现在的路，虽然不是最好，但总算是可以走的，想让路变得更宽阔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走。“寻枪”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寻找一条路。
思考寻找的意义，不禁想到我们的邻国伊朗。这个国家的电影和电影人杰出得有些匪夷所思，他们是在几乎雷同的极其有限的题材中去结构影片，竟能制作出缤纷灿烂的作品。几乎看他们的每一部影片我都有深深的感动，我注意到，在他们感人的作品中常常有和寻找有关的话题，实质上，他们是以极小的角度，极其简约的故事不断寻找人性中的善与真。因为这种关乎人本质意义上的最高寻求，而激起了全世界人的关注、共鸣和深深的感动。近些年，伊朗在国际影坛大放光彩的电影几乎都是关于寻找的小制作，比如《樱桃的滋味》、《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后父》、《小鞋子》和最近的《坎大哈》等等。伊朗众多杰出的电影人不仅深刻地诠释了寻找的意义，更成功地寻找到了立足本土拍出电影杰作的途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人因丢失与匮乏而去寻找，当年顾城、北岛、舒婷们的影响其实正是寻找的影响。由此观之，《寻枪》的意义不只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好看的电影，也不只是唤起了我们心灵的追问，它成功的经验和难以避免的遗憾都在提示我们，在寻找的路上如何学会妥协，并在妥协中怎样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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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微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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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的微笑》剧照
20世纪的80年代，有一首名叫《龙的传人》的歌曲曾风靡中国。据说，歌词中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凝聚了所有华人的心。稍后，有学者对此歌词提出质疑，认为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嫌。但因曲调上口，且有“振兴中华”之功效，很少有人再去深究。但若从更广泛的角度观察，歌曲的内容却有些匪夷所思。试想，这类歌词如果让西方列强以雄赳赳、气昂昂的进行曲速度唱出来“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永永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