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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试想，这类歌词如果让西方列强以雄赳赳、气昂昂的进行曲速度唱出来“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永永远远是上帝的传人”，中国人肯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产生“新纳粹”要卷土重来“亡我之心不死”的警觉。
民族性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让自己见红的同时也往往让他人见红。对某种宗教或国家的极端忠诚也意味着对他种宗教或国家的背叛。在人类的普遍情感中总有一些追求是共通的或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对平等、自由、博爱等等。现在我想说的是关于爱情的忠贞，这是可以跨越国界、种族、时空和语言的宝贵情感，令人回肠荡气，刻骨铭心。中国和奥地利合拍的影片《芬妮的微笑》无疑是想讴歌这种宝贵情感。
该片取材于真人真事，瓦格纳夫人18岁时追随丈夫来到中国，与她的祖国奥地利阔别长达67年之久。为了一种深挚的爱，她舍弃了祖国，舍弃了舒适富裕的生活，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饱经战乱、饥荒和各种运动之苦，但却无怨无悔地扎根在中国。这当然是一个关于爱情与忠贞的感人故事，由此而拍成的影片也不乏煽情亮点。但这种题材的火候很难把握，搞不好就是一柄“双刃剑”，即沦入“老外热爱中国”的俗套。老外热爱中国没错，但如果非要以舍弃自己的祖国、家人等为高昂代价，那么，他或她的热爱就要承受对另一方的背叛之名。《芬妮的微笑》的主旨当然是想超越，似乎欲以爱情至上，因此，起初的剧本也得到了奥地利方面的认可，但也许是改来改去的原因，我们看到的中文影片，仍觉难逃窠臼，不尽如人意。
在影片最后，善良而朴实的老芬妮道出了她对爱和根的理解：“人是要落叶归根的，我终于知道了落叶归根不是为一个地方，而是为了一个人。”对于生命和爱情来说，把“根”寄予在一个自己最爱的人身上，无疑是一种情感的高境界，这成为这部影片最难得的声音，然而，这个声音在片中太虚太弱了。《芬妮的微笑》留给我们的思考，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如何可信地统一。鲁迅曾在他惟一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伤逝》中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作为一部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它最大的缺失是将“附丽”在爱上的前提—严峻的生活大大淡化了。因为男女主角产生爱情的过程缺乏必要的细节描绘，两人的情感根基无所“附丽”，使芬妮几十年的含辛茹苦而痴心不改让人觉得不够信服。一个在家像公主一样的奥地利姑娘，只因那中国学生留着根可笑的小辫子就对他一见钟情，进而痴迷到去国离家，到遥远而陌生的落后国度去受苦吗？我相信，爱情当然是最难以理喻的事情，也毫不怀疑青年男女中的一见钟情也常常是没什么理由的。但你必须要把那“没什么理由”中的“理由”揭示出来，那超越一切的支撑点是什么揭示出来，哪怕是癫狂的、变态的、匪夷所思的。我的同事告诉我，他看过报道瓦格纳夫人和她中国丈夫真实生活的纪录片，非常感人，但看电影《芬妮的微笑》就觉得特别假。当生活的真实转化成艺术的真实时，足够的铺垫和铺排是必需的，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影片对异国情侣几十年间的相濡以沫缺少浓墨重彩的表现，把最应展开的因共度苦难而铸就的情感依恋严重轻描淡写，因为过于写意，把本来十分感人的真实故事，拍成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温馨小品。
瓦格纳夫人与中国丈夫的故事本是一个大时代中的爱情史诗，竟没有拍出史诗般的气势和令人泣下的感人效果。想想令人欷。
我们并不缺少真实的故事，缺少的是直面真实人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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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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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悲哀往往不是因它的行为有什么错误，而是它别无选择的身份。即使终日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摇尾乞怜，仍无法避免被人呵斥唾骂。好在狗不过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畜生，因此它的悲哀自己不知，因为不知即可乐在其中。有思想的人有时也会羡慕狗的这份不知的“自得”。大约在二十年前，我读到诗人郭路生的《疯狗》，那“希望成条疯狗”的呐喊，令人心潮难平。诗中写道：“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尽管人生多艰难，但当面对做人还是做狗的选择时，我们仍会选择做人，毕竟，人还是不甘于做行尸走肉，想有尊严有思想地生活，而做人的辛酸确实是狗所不知的。比如在路学长的新片《卡拉是条狗》中，“卡拉”无论如何体会不到为了这个小畜生的“生存权”，葛优、丁嘉莉们是如何地费尽心机、脸面丢尽的。片中葛优扮演的“老二”说：“我在所有人面前都觉得自己不是人，我哄着大家笑，只有卡拉哄着我笑，只有在卡拉面前我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这堪称一语道破了影片的“天机”，也道出了底层小人物的悲凉。
在饱受了伪真诚的《和你在一起》、极度矫揉造作的《周渔的火车》等所谓“优秀影片”的磨难之后，我们终于盼来了一部直面惨淡人生的用心之作。
《卡拉是条狗》讲的是一家人与狗的关系，一个底层小家庭为寻回一条没有取得生存资格的小狗的努力过程。看似寻常的故事，却有着真实的近于残酷的内涵：在有钱有权的人眼中“芝麻”点大的事情，对无钱无权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天大的，甚至是无法逾越的。养狗与禁止养狗之间的冲突只是故事的一个壳，影片要揭示的是为什么养不养狗竟然给这个底层小家庭带来如此巨大的人际与经济的压力？它在引发思考的同时，让观众见识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压力。路学长的聪明之处是将人们共同感受的这种普遍压力进行了提纯，并将其赋予了典型性和难得的生动性。
影片以平实而戏剧化的寻狗，通过无权无钱的工人“老二”的眼睛，描绘了当下的真实社会情形。在剧中，那些有一搭无一搭给老二提供帮助的人，俨然一副自以为是的社会主宰者，其实他们和老二一样，遇到即使像“能不能养狗”这样的小难题也会束手无策，被人推来搡去，他们的悲哀除了无奈就是麻木，所谓社会的中坚，只是自我膨胀的虚幻。老二和他的家人在找狗，也是在苦涩无奈中固执地寻找卑微的理想。因为太卑微，就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想拉开了距离，说是一种起码的生活似乎更确切，他要找回的实质是正在失去的一点做人的乐趣。
影片没有简单地批判现实，对底层挣扎中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的同情。片中通过老二与儿子的冲突，让老二因社会地位的低下无能而丧失了作为父亲的起码权威，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隐含的双重批判让影片避免了平面，而具有了立体感。影片中有对现实的冷静观察，更有对人性的热切思考。难得的是，这一切在影片中被处理得不动声色，颇具大家风范。
影片结尾，像一张漂亮的脸上贴了一张大膏药，几行字幕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当然是导演的无奈之举，我们理解其中的苦衷，正像我们理解“老二”的苦衷一样，它虽然多少破坏了片中所表达的真实氛围，却并不足以粉饰现实，更不能改变生活本身的严酷。
从《长大成人》到《非常夏日》，路学长都是在极度痛苦和无奈中几经修改，由于种种原因，“卡拉”在结构上也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当下状态下，它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我想我们不要再去苛求，而应如高尔基所说“把好的方面估计得高些，帮助它生存和发展”吧！
无论如何看待影片中的人与事，也无论观感如何，我们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是“老二”甚至都是“卡拉”，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小人物永远是这个社会中最大多数的群体，忽视这个群体的所谓“关注平民”多是矫情和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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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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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宽阔的白墙，或是一张简单悬挂的大白布，因为有放映机，它们便成了银幕，便有了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最参差不齐的是观众，高高低低的椅子、板凳，使观众成了无规则的波浪，还有席地而坐或干脆站着的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露天电影场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象。在对露天电影的记忆中，不只是电影的内容，更多的是观众们在明明暗暗的光影里痴迷的面容。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十岁时在一个部队大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放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当瓦西里拥吻着妻子，喃喃安慰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时，就觉得那僵硬的配音特别好笑，便走了神。左顾右盼，听到身后有人喃喃细语，扭头端详，是邻家的女孩被一个小伙子搂着在悄声耳语。那女孩当时约有十八岁，是送煤车夫的三女儿，个儿高，丰满，厚厚的嘴唇（今天想来叫性感）。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那女孩凝视着银幕泪光盈盈，男的好像在重复电影里的台词：“……会有的，……会有的……”这场电影看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这个邻家女孩在家里喝敌敌畏自杀了。邻居们说，那女孩不学好，和男的谈恋爱，他爸爸打了她，她就喝了毒药。她的尸体从医院运回来时，我看到女孩的哥哥，一个二十多岁的健壮运煤工，双手托着妹妹的身体从面包车上下来，大声号啕，那已自杀的女孩，白衣飘飘，身体软软地朝下垂着。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岁月里，女孩因情感或其他问题寻短见喝敌敌畏、上吊自杀的事时有发生。当然这些与露天电影没有关系，我讲这件事，是因为那个自杀的邻家女孩活着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在露天电影场上，她凝视银幕泪眼婆娑的样子令我难以忘怀，有歌唱道：十八岁的姑娘，是什么使你忧伤？
露天电影的放映一般是在农村的打谷场，或公社或队部的院子里，往往银幕的正反两面都坐满了人，很多农村的孩子都有坐在麦秸垛上或在银幕背面看电影的经历，在偏僻乡村至今依然。而城市的露天影院多是设在公园，在我生长的北方城市里，两家最著名的露天影院是在市区一东一西的两个公园里，在东关公园的露天影院里留下了我少年几多难忘的回忆。那时，看一场电影需要两角钱，对我们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和几个小伙伴寻到了一条可以不买票的捷径，绕到公园的西墙外，翻过一道矮矮的女儿墙，再步行十几分钟，从露天剧场水池旁的一个废弃的下水道钻进剧场，露天影院的座位都是砖砌成的长条水泥台子，不对号，只要进去就万事大吉，不会被清出场。因为不花钱可以看电影，我们几乎每晚都要光顾这家露天影院，当时很多影片都看过七八遍，比如国产的《南征北战》、《奇袭》、《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罗马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等等。看得多了，情节烂熟于心，很多台词都能背诵。我的小学同学马二子可以把朝鲜影片《伟大的战士》全部的台词惟妙惟肖地背诵出来，他成了我们年级著名的“明星”。
在《海岸风雷》中，表现三兄弟中老大（坏蛋）讨厌打鱼劳动，处处不满、牢骚满腹的有一段台词，是这样说的：“……我一见这些臭鱼烂虾，我就腻歪透了！打鱼这个倒霉的营生，连根上吊的绳子都买不起。”每每想起，我都忍不住要笑，说一个职业使人穷，想上吊却买不起上吊的绳子，还有比这更生动的表达吗？直到现在，我还能模仿那段道白，我不知那是谁配的音，但我非常喜欢那浑厚的声音和那妙趣生动的台词，它伴随我成长，成为我生命中不能抹去的鲜活记忆。
白看电影的日子很快好景不再，废弃的下水道被砖和水泥封住了。我和伙伴们便改变战略，或趁观众拥挤进门时，混迹其中蒙进去（这样的成功率较低），或只买一半票，一个人攥着票的头部以背面给检票人撕票，成功后再传给院外的人，再以副券的正面给检票人，这样，一般可以买两张票进四个人，若遇到比较认真的检票员则难逃厄运。曾经有几次因被识破，未能如愿，只得怏怏而回。最惨痛的记忆是在夏末的一晚，我和另一伙伴拿废票进场被一黑大汉检票员抓了个正着，黑大汉一手抓一个的后领将我们提到门旁的一间公园办公室，不由分说每人先给两记响亮的耳光，接着让我俩彼此对抽，我们谁也不动，黑大汉便又赏我们两记耳光，打得我们双颊火辣辣，涕泪交流，浑身哆嗦。然后黑大汉怒吼一声：“再蒙票打断你们的狗腿！”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言不发，那极度的沮丧与伤心真是难以形容。
看露天电影的日子，正是国家文化一派荒凉的凋敝年代，物质与精神食粮都极度的匮乏，无数的露天电影和露天影院中的人与夜气中看电影的感受深深镂刻在记忆里，在成长的烦恼中，露天电影给了我们对外面世界的种种神往和梦想，留下了些许的温馨，也留下了铭心刻骨的伤痛……
注：这篇怀旧的文字写于198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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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随手（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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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剧照
我有个绿色封面的笔记本，在看完电影后，我常常把一些即时想到的只言片语记在上面，在这个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观影随手”，它只是一些思维的沙砾，随手记下也可以随手扔掉。下面只是随手选择的其中若干条。
一、因对《美国往事》期待已久，当我终于看罢这部影片时，反而有种淡淡的失落。如果没有早先的过高期望值，也许我会对这部电影专家强力推荐的影片赞赏有加。但时过境迁（注意，我用的是时间的“时”而不是事情的“事”）之后，我无法再对心中没见过的经典顶礼膜拜。类似的经验，还有对《天堂影院》的期待。
期待有时是一种润滑剂，它可以预先把不存在的偶像打磨得光亮滋润，当你见到时，你知道他在你的心中已存在好久了；期待有时又是一种腐蚀剂，它在不经意间把偶像悄悄销蚀，当你蓦然与偶像相遇时，会发现偶像已是面目皆非，早不是你期待的样子了。
二、有的大师或经典如同自己失散的兄弟，一见如故，能感觉到彼此的血液在相似的血管里奔流；而有些则完全与你不搭界，相异如不同的种族，大师和经典都是他人的，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根本引不起心灵的共鸣。看德国名片《靡菲斯特》、费里尼的《爱情神话》、帕索里尼的《萨罗，或索多玛120天》时，就完全是后者的感觉。看《萨罗，或索多玛120天》时，心存的一点审美观差点彻底坍塌，我一方面心里排斥，一方面勉强往下看，恶心得甚至想呕吐。
三、美国人拍摄的《罪与罚》和《安娜·卡列尼娜》，总觉得不是俄罗斯的感觉，没有俄罗斯的沉重与博大。《罪与罚》中男主角最后的拯救也像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美国人总喜欢把人家的东西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重新打扮，结果是有其外形，却没有其神韵。流在民族骨子里的血脉确实是难以改变的……
四、在《波尔多的欲望天堂》里，导演想表现的是西班牙大画家戈雅的非凡一生，但作为把当宫廷画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感人的故事实在是乏善可陈。导演另辟蹊径，把由头放在画家82岁的暮年，让他与最后的情妇侨居在波尔多，以给小女儿再现其一生中的几件大事，跳跃地串联出他生命中的大阶段，巧妙地将现实与回忆交融。尤其是表现他走进回忆时的交错，现在的自己和历史的自己相遇，颇似人在意识流中的自然形态。表现人物传记的影片，首要的成功就是选准一个好的叙事角度，在《波尔多的欲望天堂》之前的《莫扎特》也是如此。
五、姜文的《鬼子来了》是一个中年人在圆自己的少年梦，用中年（甚至暮年）的眼睛去看少年的梦幻，去看迷离的历史，就会有种化不开的深度和沉重。我以为这部影片最大的震撼来自于时间的距离，没有时间的间隔，任何所谓的历史都会因缺乏关照而显得失真。
六、苏联导演罗沙里曾指出：“在影片《奥赛罗》中……华丽的服装和美妙的音乐占据了首位，妨碍观众去注意摩尔人忐忑不安的心灵。造型上获得了全胜，但却因此损害了思想，使它不能鲜明地体现出来。在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上集中，每个镜头都有雕像似的独立意义，都有非常突出的构图，以致使各个镜头彼此对立起来，使人难以完整地感受整个场面。”他还特别指责一些导演和摄影师让贫苦的渔夫穿上洁白到令人难以置信地步的衣服，仅仅为了要用纯白色来与灰银色作对比，认为这是“迷恋于卖弄明暗的技巧”。张艺谋和陈凯歌的不少影片都有此毛病，当形式大于内容时，本来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