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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会让人觉得那是性情所必需，性感但不放荡更不邪恶。她们的脸上永远有着法国美女特有的纯真（说来奇怪，法国的演员鲜见淫荡邪恶的形象，即使像《O娘的故事》那样的色情电影也一点不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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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畔的美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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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佳人索菲·玛素因缺少杰出的影片，而让人觉得她是个大花瓶，她的悲哀是演员的宿命。
比较起来，朱丽叶·比诺什就非常幸运，《蓝》、《呼啸山庄》、《新桥之恋》、《屋顶上的骑兵》、《英国病人》、《圣埃尔的寡妇》（《雪地上的情人》）等优秀影片使朱丽叶·比诺什成为当代少数真正称得上伟大的演员。她几乎在每一个角色中都可以让人感受到不同以往的东西。她的美既世俗又高贵，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人物特有的文化气息。
伊莎贝尔·阿加妮和艾曼妞·贝阿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天使。黑头发的伊莎贝尔·阿加尼有张瓜子脸，黑眼睛又亮又幽深，有点娇嗔和幽怨，是融合了东西方特质的美；金发的艾曼妞·贝阿堪称造物主的美妙杰作，从头到脚，这座雕像的黄金分割简直无可挑剔。神清骨秀的脸上是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在《玛侬的复仇》中几乎有半场是没有台词的，你甚至觉得她一句话不说都可以）。她的身材不算高，但四肢极其匀称，当她赤身裸体出现时，你会惊叹她有点瘦削的脸下竟有如此丰满的身体。在《玛侬的复仇》里，这个仙女般的牧羊女出现在池水边裸身旋舞，让老光棍于果林在树丛后看呆了，其实这时所有的男观众自然成了心惊肉跳的偷窥者。据说，当初拍摄完这场戏，剧组里连厨子们出门都开始穿西服坐豪华汽车了。艾曼妞·贝阿的电影有些属于平平之作，但只要有她出演就值得一看，剧情和导演似乎都已不重要，她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光彩照人值得观赏，看她的电影，不用什么理由，只要看就是了，内容好坏都无所谓。
我一直不解，法国的明星美女几乎都有过激情的出演，为何没有一个给人留下淫贱的印象？而美国的明星，往往一出场，一个眼神就把内心的淫荡下贱或奸诈无耻暴露出来了。比如，帕特里西亚·阿奎特在《真实罗曼史》中扮演的一心占有金子的妓女，呼扇呼扇迈着方步，鲜红的嘴唇像烂草莓，她懒洋洋地往汽车上一靠，一句话都不用说，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淫荡的气息。当然，这有影片内容的因素，但法国电影特有的内敛、少渲染，鲜明地表现着它从不是为激情而激情，人物的激情戏绝不刻意地挑逗和刺激观众的生理感觉。这只是一个方面，我更偏重的看法是，法国美女的美色所传达的独特信息，那脸型的黄金分割的特别寓意，让它们比较趋同地呈现着有风霜但没有风尘，有与生俱来的纯真与纯粹。
我相信人的面貌和作家的语言感觉一样，是很风格化的，真正的美文得自天然，几句话就表露无遗，而下流的语言总是欲盖弥彰。法国美女就如同风格鲜明的美文，是从神秘而典雅的城堡、清爽恬静的乡村走出来的，端庄而不呆板，活泼而不乏书卷的馨香；是湿润的海风和温带海洋性阔叶林气候滋润而成，是娇媚丽质与古老深厚文化的结晶。她们不同于东方美女，也不同于她们的近邻西班牙或意大利美女，更不同于南美洲热辣辣的棕色美女。她们有些像清晨海滨的空气，滋润、清凉、感性，既世俗又超凡脱俗。让人有浓浓的美的感受和享受，却难以说得十分清楚，她们在你的意识流里优美地流淌，波光潋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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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女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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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要买的影碟时，有一种影碟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比如有着19世纪欧洲古典装束的淑女形象的画面，表现庄园、田园和宫廷生活的，以及美国早期开发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时期的故事，我对它们可以说情有独钟，个中的原因是我热爱那时的健康向上的格调，以及在那种迷人氛围里的淑女们温文尔雅的古典美。
这样的影碟在我的收藏里占有很大比例，比如《纯真年代》、《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理智与情感》、《小妇人》、《绝恋》等等，有些虽然至今未看，但看到它们摆在那里，心中就有一种纯静、祥和与温馨。
朋友从我的偏爱里论证，说我是属于老派的男人，对此我不置可否。我想，即使是风流浪子也会对知书达理的古典淑女充满向往。事实上，很多阅尽无数红颜的登徒子最终要选择妻子时，仍会把目光投向淑女。对古典女子的渴求，应该是绝大多数男子心中的梦。
有一天夜里，在出差的西去列车卧铺车厢，我差点遇到了古典女子。
最初，她倚窗而坐，绣着细花领边的紫色长裙垂到了地板上，一双弯弯的凤眼，微微眯着，有点忧伤的样子，望着窗外飞驰的风景，微风拂动着她的长发，纤白的双手，一只托在腮下，一只垂放在膝盖上，小桌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从下午起，我就见她这样坐着，落寞无言、若有所思，我不时地偷偷端详她。后来，她发现我在注意她，便冲我莞尔一笑，那笑容明媚，如五月碧透的晴空。
坦率地说，这笑容使我意乱情迷。
傍晚时，我们已开始无话不谈，现在想来，其实是自己在喋喋不休地卖弄学识，以期获得她的青睐。我大谈中西文化思潮，从棱罗到海德格尔，从波伏娃到克莱默夫妇，哲学与艺术的光辉使我神思飞扬、妙语连珠。而她，只是颔首或沉静地微笑，那神态真是要令我醉倒。
我就觉得她很面熟，暗想她像谁，有点像《魂断蓝桥》里的费雯丽，也有些像《卿何薄命》中的女主角，跟《自君别后》里的那个忠贞的女子似乎也有相似点，总之，她就是我曾在电影上见过，既熟悉又陌生的，梦寐以求的古典女子。
半夜时，卧铺已熄灯，我们便在吸烟室促膝而谈。我试探地拉拉她的手，她神情端庄，漫不经心地将自己的手缩了回去。我确信，我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那一夜，我仿佛将二十几年的话都说尽了。天已破晓，将到的站是我要下车的一个川东小城，我试探着邀请她，她终于冷静地开口说话了，她说：“要住城里最好的旅馆，不过，我们要先讲好价钱。”
我不解地问她讲什么价钱？她干脆地说：“不讲好价钱，我怎么陪你呢？”
这简直是迎头给了我一闷棍。
当然，到站后，我像一条被打蒙的丧家狗独自溜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这次险遇仍然清晰如昨。
对于古典女子的向往我心依然。但古典女子究竟在哪里，难道仅仅是在电影里吗！
古典女子，并不该是指的旧时代的女子，它是女性身上特有的一种迷人的气质，是一种修养和文化品位，是一种淳朴、典雅、高贵、贤淑的风范，它与时代无关，或者说，它是超越时代的一种永恒的魅力。
我熟悉古典女子，她们就在我的心里。古典女子并不一定漂亮，但正如契诃夫所说：“人不是美丽才可爱，而是可爱才美丽。”她们不一定美丽，但肯定属于可爱的人。她们往往不刻意雕琢，举止温文尔雅，目光深邃而清纯；不浮不躁，善于从细微的表情里理解你，并给予恰如其分的抚慰；她们从不絮絮叨叨，往往以会心的眼神传达心中的激情，她们从不会让舌头比脑子跑得更快。不像现在的某些明星和主持人动辄夸张而浅薄地开怀大笑，“哇噻”“哇噻”地嗷嗷乱喊。
古典女子大多喜爱古典诗文和传统音乐，面对雨中的缤纷落英，会莫名伤感，悠远的箫鼓声会令她们凭生无限怀想；她们大多喜欢感情深沉而才思敏锐的男人，既追求独立人格又渴望深沉男子的呵护。
古典女子大多有点柔弱，但也不乏激情之举，就像《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达吉亚娜，为了某种痴情又往往做出惊世骇俗的大胆举措，她们仿佛是为情而生，为了爱和情可以赴汤蹈火。而在欲望和迷乱中，她们又能战胜自己选择忠诚。事实上，世界上真正令人铭心刻骨的爱情活剧都是因为有了古典女子，她们是永不消逝的朱丽叶。
古典女子，人人心中所有，而现实又很难寻觅，她们在李清照婉约的词里，在勃朗特姐妹的书内，在《蝴蝶梦》的曼得丽庄园，在黑白的或有着金黄色调的电影中……一句话，她们既在我们的身旁，又难以捕捉。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籍著名学者赵浩生先生来到北京，看到女孩子们一个个张牙舞爪、粗野蛮横、毫不讲究，沮丧地感叹：“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
我想，赵先生所指的“女人”，其实就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古典女子。
回首我在火车上的“险遇”，深感在浮躁的时代古典女子已成“濒危动物”了，古典女子的外貌易得，古典女子的心灵难觅。
当今世道，金钱至上，纸醉金迷，人在权与钱的奴役下正沦为钱与权的奴隶，古典女子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狭小了。渴望和寻找古典女子，绝不是要让现代女性复归旧式樊笼；寻找和呼唤古典女子，就是呼唤母性，呼唤女性美的深邃本质，而深邃的女性美是不该也不能被新潮牺牲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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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女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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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我沉浸在电影中，与迷人的古典女子相遇相识，为她们给以自己灵魂的净化而流连忘返。当我回到现实，走在深圳的大街上，看青春女子的面庞如花潮汹涌，但从她们的脸上总读出一些浮躁、一些疲惫，甚至读出一些风尘的气息，她们大多不缺少青春，但恰恰缺乏淑女的韵味，我不禁哀叹古典女子的消逝。有时，夜半时分，走在灯火阑珊的街上，便期待蓦然回首间，能遇到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古典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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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与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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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大河奔流》中，王心刚饰演的解放军军官开导张瑞芳饰演的农民女英雄李麦，为她写下了“斗争”两个字。张瑞芳惊喜地说：“这不是两把钥匙吗？”（繁体字的“斗争”的确像旧门锁的钥匙）王心刚以魅力无穷的男中音说：“就是两把钥匙，一把打开我们自己身上的枷锁，一把打开新中国的大门！”
《大河奔流》中这两句关于钥匙的台词，寓意很鲜明，对于女人来说，“斗争”就是钥匙，它可以打开压迫与束缚在妇女身上的各种不合理的枷锁。
说起来，女人与钥匙的不解之缘由来已久，但那钥匙却仿佛始终游离她们身外，尽管她们常常在生活中扮演管家婆的形象。
从残酷的中世纪以降，封建社会漫长的暗无天日中，女人总是与封闭、枷锁连在一起，如果把锁与钥匙作为男女的象征，锁总是象征女性，钥匙则象征男人。多疑的丈夫最恐惧被人戴绿帽子，担心“贱妻”红杏出墙，便以种种借口给妻子的私处锁上贞节带，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据说，古罗马时期，部队出征，有一条军属街的女人们都被锁上了贞节带，钥匙自然是握在生死未卜的丈夫手上。这些将士之妻最大的心愿是丈夫尽快平安回来，以打开贞节锁，结束苦不堪言的“守贞”生活。钥匙，简直就是这些女性梦中的安琪儿。
贞节锁的背后充满女人的压抑与血泪，血泪背后就必然要有毛泽东所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个关于贞节锁的笑话说，有位将军要出征，给年轻貌美的妻子锁上了贞节锁后，将一串钥匙交给了忠实的管家。将军还未走远，管家就追了上来，气喘吁吁地说：“将军，你忘了留下打开贞节锁的钥匙。”
大哲学家尼采对女人的敌视人所共知，他最广为流传的名言是：去见女人，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与他一样的另一位变态佬则补充道：离开女人，不要忘了上锁。给女人上锁，目的是不让女人的玫瑰门向他人敞开，它建立在狭隘多疑、对女人不信任的基础上，而有些纯属变态的嗜好。中世纪有个下三烂诗人，讴歌给女人上锁是“打开封闭的酒，能让我饮醉”。手执一把秘密钥匙打开心爱女人的闺房，是很多墨客骚人向往的一种情境。中国古代的郑虔在《闺情》诗中说：“银匙开香阁。”月夜、银匙、美人香闺，真是色香味俱全。
被锁住的女人如同被锁住的风景、被禁锢的书，往往可以引来更多的好奇和憧憬。在浪漫的法国有位变态的俊男，每次欲与妻子行鱼水之欢，就把妻子锁进屋里，这老兄就破窗而入，以非礼的姿态完成对妻子的“强暴”，有钥匙而不用，只为追求一种假设情境的超强刺激。现代的老外吃饱了撑的，就翻出无尽的花样。
当代社会，女权流行，女人身上的枷锁被解除，女人手上的钥匙便多了起来，有些钥匙又成了对男人的撒手锏。男性功能的退化使男人日趋感到危机，只好借助于壮阳药、“伟哥”之类的身外之物。有一位意大利的女豪杰有妙语云：“伟哥是释放男人潜力的一把钥匙。”更有甚者，美国有位白领丽人，强迫其男友吃下过量“伟哥”，然后将男友“强暴”，险些让猛男成了望乡台上的风流鬼，为此还惹出了一场小小的官司，这可真是“时代不同了”，“敢教日月换新天”。
女人掌握了钥匙，但不懂得珍惜。跟男人比起来，钥匙更像是女人的身外之物，越穿越短、越穿越露的她们，身上没地方放那小玩意，若没带小挎包，就只好干脆拿在手上，这就免不了随手丢在哪里，摩登女郎丢钥匙简直是家常便饭。
在老辈子人看来，女人丢钥匙如同丢掉了灵魂，这显然已成迂腐的笑谈，今天的人连灵魂都不怕丢，还怕丢钥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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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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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篇小说《飘》中，玛格丽特·密切尔借男主人公白瑞德之口说：坏家伙总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内幕。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生活的一种普遍真相。在采访姜文时，我想起了这句话，觉得姜文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家伙”。
在中国影坛，姜文无疑是一个异类。他是个从不迎合舆论的人，即使面对多么友善的采访，他都可能对你不客气。他在上海宣传《寻枪》，面对记者们的陈词滥调，他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现出“冷酷到底”的漠然与不屑，从而再次惹怒了记者。人家争先恐后地来给你捧场，你却用冷屁股对人家的热脸，说姜文有些“混蛋”，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但我用这个字眼却绝不是贬义。我以为，我们从不缺少盲从和温文尔雅，恰恰缺少的是姜文这种“坏家伙”的“混”劲。“坏家伙”总能比一般人看到更多的真相，这是因为他比我们活得更真实、更率性，不装蒜、不虚伪、不遮掩，不是当婊子又立牌坊。你恭维他、讨好他，即使是出于真心他也可能不买账。因为整个说来，他是个非常自我的人，他拒绝恭维。我想那是他不愿在温情的蜜语中迷失，因为人非圣贤，在恭维中会找不到北的。他很清楚。
姜文的聪明人所共知，他不是大智慧，也不屑于装做具有大智慧的样子。他的聪明是对某种事物执著琢磨之后的清楚与明白，这方面的表现有时就像他扮演的角色一样，带有农民式的狡猾甚至粗鄙。在参观“靖国神社”风波中，面对一些用心不良的质问，姜文的回答是：“杨子荣也上过威虎山，但上过威虎山的不一定都是土匪……”
姜文非常欣赏《愤怒的公牛》的导演马丁·西科塞斯，欣赏《低俗小说》的导演昆汀，他们的叛逆和弥漫在影片中的“混”劲让他颇有共鸣。他自己也承认，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也挺混蛋的。他喜欢青年导演贾樟柯的电影，他说：“真他妈棒！那里也有股混性。”《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这种“混”劲，实际就是绝不装傻充愣、世故圆滑，是“动物凶猛”和青春无敌。
姜文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在他的角色塑造中，“一根筋”似乎是人物特有的印记，从《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到《鬼子来了》以及《寻枪》，这些平凡人物身上都被他赋予了一种“浑不吝”和“一根筋”的轴劲。这种轴劲实际也是民间所说的“浑”，他把这种“浑”升华成一种亲切的血性。他和角色之间浑然天成的血肉联系，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他总是可以非常自然地把人物中的焦躁不安、惊慌失措、患得患失逼真地表现成自己。事实上，他角色中的轴劲、匪气、霸气、粗口、拧巴、四六不顺就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奇怪的是，他的这些“恶习”贯穿到多么儒雅的人物身上都显得贴切可信，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中从音乐人到商人的王启明等。这就是姜文的天才把握，他总能把角色的“恶习”巧妙地转化成人性的魅力。因为从本质说来，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恶习”，只是姜文把它极其人性地展示出来了。
在崇尚“难得糊涂”、“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