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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捣不了鬼去。成品是多少，废品是多少，成品率是多少，都很准确。这不但加强了每个人的责任感，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每天是否完成了任务。”
郑子云点头。又问：“你们这里，对奖金问题怎么处理呢？ ”
“我们的体会是，搞好奖励，根本问题在于管理。自从一九七八年七月上级批准可以发放奖金以后，大家很高兴。因为过去中层干部一点权也没有，光靠政治动员行不通。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问题，奖金得评，怎么才能评得合理呢？ 那时候，管理还没跟上，谁完成了多少生产任务？ 质量如何？ 没有标准，没有数字出来讲话，只能靠印象。因而一评奖就吵架，闹得不团结，人人心里不服气。‘你一等，我二等，我比你差在哪儿？ 咱们得说道说道。’班组长月月为评奖伤脑筋。所以奖励办法一执行，也逼着我们搞管理，班组长必须说得出来，谁比谁好，好在哪儿。我们搞了一个奖励标准，月底把各项数字一公布，自己能算出来该不该得奖．用数字说话。这么一来，奖也不用评了，会也不用开了，架也不用吵了。”
郑子云问：“对不愿意拿奖的人怎么办呢？ ”
“有些家庭经济情况好的，一开始不愿意拿奖金，他们觉得何必为五元钱累死累活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修改奖励办法，同时也进行教育：作为一个工人，完成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奖金是分配的再分配。你拿工资就应该完成任务，你完不成任务，不但不能得奖，连工资也不应该全拿。我们规定，确实无故，比如不是床子坏，料也有，没有病……完不成任务的，扣工资百分之五，由于个人完不成任务影响班组的，扣百分之十，影响车间的扣百分之十五。”
“没有人提抗议？ ”
“有过。说：‘罚我不行，有这规定吗？ ’我问：‘我规定你可以不完成任务吗？ …
“工厂怎么敢批准这个办法？ ”郑子云着实为陈咏明的大胆而惊讶了。
“因为我们有一套办法跟上来，确实可以证明他是无故完不成任务。比如床子不好，设备维修组应在‘设备维修报告单’上签字，证明床子确实有问题。病了？有大夫的病假条。刀不好？ 有刀具组签字：‘他要的那个刀，我没供给他，停车多少小时。’都是板上钉钉，死的。扣他一分钱、一角钱也叫扣。他是没完成任务的，不光彩的。到现在，还没有找党委吵闹的，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他自己还得在一切必要的报告单上签字。这是不留情面的。当然，也有一些补救的办法。比如，我们规定，废品率超过指标两倍要扣工资。每个工种的废品率不一样，如果规定是百分之一，那么到百分之三就要扣工资。而废品率是按工时计算的，虽然达到百分之三，要是想办法加班加点多干，相应的，废品率就又会降下来。损失歙又挽回了。”
“对后方班组，比如电工、刀具、维修、科室管理人员怎么办呢？ ”
陈咏明感到郑子云问得很在行，而且看出他很有兴趣，便耐心地说个仔细：“过去，工人床子坏了不着急。有些人还说：‘停床子才好呢。停两天，我溜达两天。’这套奖惩办法订出来之后，一停床子，他急了，影响他完成任务。虽然扣不了工资，可拿不上奖了。
现在，他积极找设备维修组修床子了。由于我们过去对设备维修组没有考核办法，修床子可去可不去，床子一停两天过去了，人们得‘三请三邀’，大家叫他们‘设备大爷’。刀具组也是这样，人家没刀了，他们也不想法子。于是，我们搞了一个‘每月全车间所有设备平均停台不超过两小时’和‘每月单机停台不超过十二小时’的规定，超过两小时和十二小时，扣设备维修组全组的奖金。一个月没出现设备停台，每人给加二元钱。刀具组如果没出现因刀停台，也给每人加两元钱。这样，维修组每人每月可得奖金十八九元，国家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了。过去他们没事就溜溜达达，现在马上就修，为了把维修时间缩短，他们把设备分配到人，哪几台由哪个人负责，出了事，停台时间长就找他。他们还抓紧时问对易损件搞配件制造，利用休息时问搞二级保养，搞预防工作，不让床子出问题。当然，对工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集体荣誉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有的人不愿意拿奖金，班组长还帮助他拿，拽着他拿。“
“没遇到什么阻力吗？ ”
“哪儿能没阻力？ 刚开始执行的时候，一个维修组长找我们吵了七次架。他说：‘你去访问访问全国、全市的工厂，有没有对维修、刀具、后勤组下工作量的。要是有，你罚我，我认头。要是没有，你罚不着我。’我说：‘你们是愿意干不干都一个样、每人每月五元钱基本奖呢，还是愿意多劳多得？ 你能代表全组的工人说，就是愿意干不干都一个样吗？ ’他没词儿了。”
这一切，都和陈咏明上任之前大不一样了。郑子云还记得陈咏明上任前，他和陈咏明那次交底的谈话。郑子云笑眯眯地想：还好，陈咏明没让他吓倒。
郑子云还想问些什么，但他看出，陈咏明很累、很累，干燥的嘴唇上，还爆裂着一层干皮。
“嘭”地，一个篮球从球场上飞了过来，直捣郑子云的脚后跟，差点绊了他一跤。只听见篮球场上发出几声带着歉意的“哎哟”
声。这些年，“对不起”这样的字眼，在人们的词汇里已经很难找到。也有哧哧笑的，自然是笑他的笨拙。郑子云回头，正好和跑来捡球的吴宾打了个照面。吴宾站住了，感到意外和突然地咧着嘴巴。他打量了一下陈咏明和郑子云的神态，立刻猜到了郑子云大致的身份。
郑子云笑着伸过手去：“你好，还认识吗？ ”
吴宾用那只沾着泥土、被汗水濡湿了的大手和郑子云紧紧相握：“当然认识。”并且回过头去，朝球场上吹了一声口哨，那伙人立刻跑了过来。原来都是在“新风饭店”吃饭时见过的。
陈咏明奇怪：“你们认识？ ”
郑子云简单地说了个大概。然后对杨小东说：“正好，我要找你。”
“找我？ ”杨小东根本不明白他和郑子云之间有什么联系的必要。
“对，找你。过些日子，部里准备开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我想请你参加，谈谈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
陈咏明大笑：“你真找对人了。”
杨小东诚惶诚恐：“您别开玩笑了。我连党员都不是，还谈什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您还是找我们的车间主任吴国栋去吧。”
“就是你们背地里骂的那个车间主任？ ”
吴宾说：“对，开会就得找那号主儿。部里召开第一批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大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还在首都体育馆作过报告，讲过学习体会。四菜一汤吃了，高级宾馆住了，中央领导同志也接见了，厂里给他吹了个够。他一张嘴就是现成的，还保险不会给您捅娄子。”
郑子云对陈咏明说：“你昕听，这是批评你呢。”
陈咏明也不相让：“不也是批评部里吗？ ”
杨小东说：“再说，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郑子云说：“就把你们那天在饭桌上说的事，再说一遍就行。
吴国栋同志嘛，也请他参加。“他转向陈咏明，”采各家之长嘛。“
郑子云说罢，便朝停着一排新汽车的停车场走去。杨小东一伙人不由得跟着他向前走。郑子云对他们已不陌生，在“新风饭店”的邂逅，彼此留下的好感，超越了地位、等级的界限。
郑子云随手拉开第一辆汽车的车门，用手指头抹了一下司机的座位，车座上立刻现出一条清晰的指痕。“密封性还不大好啊。
耗油量多大？ “他问陈咏明。
“一百公里耗油十五到十六公升。”
“日本同样型号的车一百公里耗油量是十二到十三公升。”郑子云不是提出批评，他只是信口比较一下。他知道，这不一定是陈咏明厂里的问题。一辆汽车，许多部件的配套产品是由协作厂供应的，并非所有的部件都由本厂生产。现在各厂的情况是长短不一，协作厂不一定都能按你的质量要求提供配件。mpanel（1）；
郑子云这句话，引得陈咏明又一次升起那个欲望——成立一个联合汽车公司，把所有的协作厂组织起来，大家在管理上取长补短，统一管理、组织生产，使散兵游勇式的生产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竞争力。也许，我们会超过日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 郑子云坐进驾驶室，问道：“谁要不怕死，就上来跟我兜一圈。”
陈咏明并不阻拦郑子云。他听说过，郑子云会开汽车，有时在偏远的山区，交通警查得不太严的地方，还和司机轮换开车。
吴宾跳了上去。他喜欢郑子云，觉得他通情达理、实实在在，大概不只坐在办公室里划圈。吴宾心里，还有一丝自谴：他过去对部长们下的定义未免绝对了一点。同时他想，万一老头不行，可以帮他一把。
吴宾斜眼瞟着，郑子云那只穿着棕色袜子，千层底布鞋的脚，沉着地踏下去了。启动了。“行！ 老头子还真有两下。”吴宾看着郑子云转动方向盘，倒车，拐弯，驶出停车场，沿着工厂里的柏油马路兜圈子。
“那个姓吕的小伙子怎么没见着？ ”郑子云问吴宾。
“盖房子的时候摔伤了，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
郑子云显然受了震动，把车子停在路边。侧过头来，严肃地盯着吴宾的眼睛。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情况怎么样？ 危险吗？ ”
“肝破裂。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会留下残疾吗？ ”
“医生说不会。”
郑子云缓缓地转过头去，看着前方。“为什么？ 安全措施不够，还是安全教育不够？ ”
“工程快完了，大概心里有点急。”
郑子云说：“这种事总是有征候的。八成事先应该看出来，工程快完的时候，每班班前讲话要特别强调安全，加强检查。”
“厂长一直盯在医院里，到小吕脱离危险期才走开。”
“这件事，群众有什么反应吗？ ”郑子云这才把车子重新启动起来。
吴宾警觉地看了郑子云一眼，有一会儿工夫没说话。郑子云立刻感到一种疏远的气氛从吴宾那儿冒出来，并且在他们之中漫开来。他微笑了，他感到吴宾很爱护他们的厂长。即使吴宾不说什么，郑子云也明白了群众对这件事的态度。
“不一样。有幸灾乐祸的，这多半是几个带点官衔的人。一般群众都能谅解。”吴宾还是照实说了。
“这车，加速过程还是太长。”郑子云转了话题。
直到亮起灯盏的时分，陈咏明才送郑子云回城。两个人都累了，谁也不再说什么，车子里，气氛显得很沉闷。陈咏明随手打开了放在右手座位上的录音机，音乐响起来了。
郑子云随口说出：“肖邦的《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陈咏明也不回头，眼睛盯着黑黝黝的前方，悠悠地说：“念中学的时候，我拉提琴拉得废寝忘食。我爱音乐，它是艺术王冠上的宝石，我也曾想过当物理学博士……可是我却当了厂长。”接着，他轻轻地笑了笑，那种有点苦涩的回味的笑。
郑子云默然。
他的一生，也像闪电一般在记忆里迅速地闪过……不知怎么，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故事。
陈咏明忽然把车子打到马路边停下，打开车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大地复苏的气息，让人想到，树枝上，芽苞正在拱出表皮；青草正在冒出地面；小虫子从冬眠的洞穴里伸出自己的触须……很快就会有雷声和雨点。
陈咏明和郑子云走出汽车，两人一言不发地看着远方的天空。
没有月亮，夜是漆黑的。
陈咏明说：“冬天，星星好像离我们远一些，而夏天，星星就显得近得多，也亮得多。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见星星，有星星的时候，就看不见月亮。”
“你喜欢星星还是月亮呢？ ”
“月光下，即使穷凶极恶的东西也显得温柔了，而且还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而星空却给人一种孤独感。你会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你和那无垠的苍穹是相通的。”
郑子云体味得到，人所害怕的不是受到伤害，而是受伤之后的荒凉孤寂之感。他自己呢，有多少次也是这样仰望过寒冷而寂寞的星空啊。
陈咏明的语气里，带着冷峻的固执：“有人要查我的账，说我胆子太大了，一定是扣了应该上交的利润给工人盖房子、盖养鸡场、挖鱼塘。我没底儿的话，胆子大得起来吗？ 汽车厂过去的账乱透了，几任厂长，投有一个查过账。我一本本地查了，三项基金根本就没有动用过。这个底儿，没有一任领导知道，连财务也不知道。
现在，国家不是允许三项基金捆起来用吗？ 退一步说，就算我用二百万元钱给大家盖房子，算得了什么？ 有些项目上下马一浪费就是几个亿，谁也不负经济责任。要打官司就打吧，我不相信我打不过。就算我摊人了成本又怎么样，现在哪个厂不这么干？ 要查大家都查。如果不让这么办，国家就拿出个解决的办法来。我给国家上交的利润一个不少，还超额了呢，能犯多大的法？ 在现行体制下，采取一些‘变通’办法，解决厂里的主要矛盾，有什么不可以呢？ “
郑子云并不答腔。他知道，像陈咏明这样的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理解和支持。为这样的人担心是多余的，对他能不能坚持下去，不应该怀疑。
“您还记得我进厂之前，您和我的那次谈话吗？ ”
“记得，当然记得。”
“当时厂子里的情况，您比我清楚。刚来头一个月，我收到几百封群众来信。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呼吁厂领导给职工解决生活问题，百分之二十是其他问题。有关生产方面的只有百分之十……
这不能怪群众，生活问题不解决，他能有多少心思用在生产上？ 谁能一扑心思跟你走，你算老几？ 你再有能耐生产也上不去。生产上不去，工人生活安排不好，企业管理不好，我这个厂长要负责任的呀！ “
“群众来信你都看吗？ ”郑子云插问。
“当然看。因为你可以从这些信里看出群众在想什么。一个厂长，不知道自己的工人想什么，怎么能管好工人，又怎么能管好自己的工厂呢？ ”
郑子云微微地怔了一下。这样认真对待群众来信的领导有多少呢？ 虽然郑子云并不一定赞成每位领导同志都这么做。领导嘛，就是领而导之。太具体的事，可由经办同志去解决。但他又觉得陈咏明这样做，极其难能可贵。一个好厂长，那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上下班之说的。到班上，就像上了战场，除了生产上的种种问题需要及时处理，几千名职工以及他们家属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管。哪有时间读这些信呢？ 除非不睡。这不要累坏人吗？ “工人的要求并不高，咱们国家的工人是有觉悟的。我头一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会上宣布了三个目标：一是生产要上去；二是企业整顿要高标准地达到验收水平；三是生活上要为职工办十件好事，低标准地还上‘四人帮’时欠下的账……职工们很高兴，又担心困难太大，完成不了。他们对我说，‘只要把房子这一件事办成，其他九件也算办成了。这可不是吹糖葫芦，房子的事，顶难了。’您听听，我们的工人多好，我能不受感动吗？我能不从这里头受到教育吗？ ”
郑子云觉得喉头发紧。有些人，干社会主义的本事不大，整人的本事可是大得很。他要是养着、歇着也好。不，他不干，也不让别人干。他们心里，还有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了呢？ 陈咏明接着自管自地说下去：“说我笼络人心，叫我福利厂长，我觉得很光荣。说这种话的人真是蠢到了极点。谁要想把生产搞上去，不抓生活是做梦。我做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生产。部里批评我只抓生活不抓生产。为什么我月月、季季超产？ 就是因为抓了生活，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你说我抓生活不好，可是别的厂还来学习。说明厂长们已经注意到了生产和生活的辩证关系。
“说我撤消大庆办、政工组，是路线性错误。全国三十六万个企业，各行各业千差万别，都按大庆一个模子去搞，然后按大庆那六条验收，那么我的厂子生产上不去，工人没饭吃谁管？！”陈咏明把手里的半截香烟狠狠地向脚下丢去，烟头上的火星，在漆黑的夜色里飞溅开去。他一收方才那种愤然的情绪，对郑子云说：“净听我在这儿发牢骚了，你一定饿了吧，上我家吃晚饭去，我好像还有一点泸州大曲。”
“发吧，人有时是需要发发牢骚的，不然我们也太委屈自己了。
不过老陈，我一定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