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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找饭吃？ 还讲不讲计划经济啦？ 吴国栋在党校的时候学习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这么一来，还上哪儿去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吴国栋没法说。部长说过了，厂长说过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只有竞争过外国人这一点，吴国栋听了还算顺耳。不说别的，外国人身上的毛都比中国人多。在党校的时候学过，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说明外国人比中国人离猴子更近，就凭这一点，中国人也比外国人先进，为什么竞争不过老外？ 只要大伙心齐、玩儿命干，别今天你一个主意，明天他一个主意，有什么不行的。再拿出五八年大跃进的干劲，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就能赶上英国。当时有个歌怎么唱的？ 啊，“……踢开困难，排山倒海，赶上英国老王牌……”多好的日子！ 多让人留恋和向往的日子！ 每天都像踏着进军号在前进，就像过去“十一”或“五一”天安门前阅兵式的那股劲头，一个个胸脯挺得那么高；脚步跺得咔嚓咔嚓响；胳膊甩得刷、刷、刷的齐……那么些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听使唤。后来为什么凉下来了？ 唉，还不是总有人干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瞧瞧现在，社会上乱成了什么样儿？ 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风，喊起“民主”来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谁感到不民主？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觉得不民主。啊，右，现在不算了，全都一风吹了。别说右不算了，连大寨也不行了，自由市场也出来了。老家里来人说，连算卦的也出来了，牛鬼蛇神又出笼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在世，怎么能有这种事嘛。
他自己也闹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让他看不顺眼儿的感觉，像看不见的小虫子一样，钻进了他的心里，在里面闹腾、作祟。
一天天地、从早到晚，他都觉得日子过得不踏实，好像天要塌了。
他好忧心啊。
陈咏明却饶有兴味地看着刘玉英给吴国栋带来的那瓶小菜，好像在研究菜里加了什么可口的东西，那兴味并不亚于研究一辆新引进的汽车。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对什么都全力以赴，所以他比实际的年龄显得苍老。而他的脸，也许正是因为两种极端的混合才显得如此动人：孩子般的真诚、执著，和饱经世事的沉稳。
陈咏明的谈话使病房里所有的人听人了迷，别管是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当文书的小老头，卖肉的师傅，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对三中全会的精神，也许领会得还不够深刻，但不管是谁，只要他对生活还有那么一丁点热情，他就不可能不被这种谈话所吸引。
若干年来，他们读过不少中央全会的公报，听过不少次会议精神的传达，但那些经济政策和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总好像说不清楚。现在让陈咏明这么一说，好像清楚了许多，原来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着、盼着的大实话。
修理雨伞的小青年，收起了钢笔，用手支着下巴，眼睛里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中央的精神是这么回事，怎么在街道学习会上就变成了千千巴巴的东西呢？ 如果让这些部长、厂长们给讲讲该有多好。
就连当文书的小老头，也流露出真正受了感动的微笑，再不是一成不变的、阿谀奉承的假笑。
教书的先生说：“嗯！ 你们部长几句话就把中央的精神说清楚了。不简单。”
卖肉的师傅，自有他表示崇敬的独特方式。出于一种爱屋及乌的反应，他对郁丽文说：“郁大夫，往后您再买肉找我，您是要五花、里脊、肘子、猪肝、蹄子……只管说。”
郁丽文掩嘴而笑。
陈咏明没头没脑地搭了一句：“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然后看了看手表，吃了一惊似的对郁丽文说：“八点多了，你饿坏了吧。”
郁丽文没有回答，只微微皱了一下眉，表示他不该在这里说这句话。
刘玉英果真忙乱起来：“哎，这，这是怎么说的，您二位到现在连饭还没吃。”她依次拉开吴国栋床头柜上的抽屉和柜门，想要找些点心给他们。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教书先生从自己的小柜上，拿过一个饼干桶，递给陈咏明：“这儿有饼干，先吃点吧。”
陈咏明真不客气，想吃几片。他刚刚伸出手去，并且同郁丽文：“怎么样？ 来几片吧？ ”
郁丽文忙拦住了他：“你和老吴还有没有事？ 要是没事，就回家吧。儿子们也许等急了，他们知道我今天不值夜班。”
陈咏明好像这才记起，他还有两个儿子。“哦，没什么了，我不过是来看看老吴。”他又转向老吴，“你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吗？ ”
吴国栋忙说：“没有，没有，您也挺忙，别老往这儿跑了。”说着就起身，准备送陈咏明的样子。
病房里的人也都全站了起来，好像陈咏明是他们大家的客人。
走到门口，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情不自禁地说：“您没事儿常来？ ”
陈咏明咂了一下嘴：“唉，说不准。我倒是应该常来，可是明天早上一睁眼，就不知道会卷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里去，一拖就是很久，不能脱身。好吧，大家留步，别再送啦，再见，再见。”
十四
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现在，何婷正准备打第八个电话。
所有的渠道都已打通，只欠孔祥副部长一个批示，二女儿就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了。
何婷看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胸有成竹地一笑。这一局也是胜利在握。
可惜现在军队里不委任女人做将领，不然，何婷照样可以当一个不亚于任何男人的常胜将军。
其实女人在征服什么、占有什么、得到什么的欲望上，比男人有韧性得多。
在别人看来，何婷的一生够顺利了。四五年参加革命的一个满洲国的“电台之花”，很快地人了党。她是一个有头脑的、进攻型的女人，断然不肯留在文工团里，早就看准了“政治”这碗饭。于是她沿着政工部门的阶梯：文书、干事、办事员、科员、科长……直至一九六二年孔祥把她提为处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她现在应该是局长。每每在电视上的国际新闻里，看到马科斯夫人或撒切尔夫人周旋于外交场合的时候，她的嘴角上总是撇着冷笑。如果不是机缘不对，谁能断定她不能成为马科斯夫人或撒切尔夫人那样显赫一时的人物呢？ 于是她便悻悻然地从电视机前走开，自怨自艾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从不气馁的她，这时便会感到黄金时代已经杳然而去，她这一生亏得厉害。什么都让她想发脾气：挂历上那个电影明星笑得太媚——她也同一般女人一样，特别容易发现别的女人的缺点；老太太的红烧肉烧得不烂；或是大女婿的吉他，拨楞、拨楞地响得她心烦；因为中风十几年不上班，也不能升官儿的老头子，口齿都不清了，还呜噜、呜噜地要求她上这儿、上那儿，给他买这种或那种吃食，到了这种份儿上，七情六欲哪样都不见减退。别看他走路磕磕绊绊净摔跤，只要她照顾得稍不周到，就会到部里去告她虐待他。
凭什么她得摊上这么一个丈夫？ 一吃东西，那些嚼碎了的食物便顺着嘴角往下流，让她看了恶心、想吐。随时往裤子上拉屎拉尿，一走近他，就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但她还是希望他活着，拉屎拉尿也好，流哈喇子也好，只要他还在喘气，每月一百几十块的工资就一个也不能少。
虐待？ 换个别人试试，谁能守这十几年的活寡？ 谁能这样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他？ 他偏瘫的时候，何婷不过才四十多一点，因为生得白嫩，看上去还只有三十六七的样子。如今虽已到了五十多岁的年龄，竟还有一个甜得让人发腻，比十七八的姑娘还嫩的嗓子。她图的什么？ 荣华富贵？ 恩爱夫妻？ 同舟共济？ 到了如今，事事竟还要她亲自出头露面疏通关系。像她这种资格、这种条件的女人，谁不靠在自己老头子的身上享清福？ 中学时的同学夏竹筠不就是当着这样的官太太吗？ 要是老头子不病呢？ 也该是个副部长了。谁能料得到今天？ 当初何婷嫁给他的时候，三十刚出头的处级干部，一米八。的魁梧汉子，英俊、漂亮。要地位有地位，要貌有貌，要才有才。唉，嫁男人真有点像押宝。
可是，只要她一走出家门儿，她就会像一头觅食的母狮子，抖擞起全部的精气神儿。
这会儿她便如一头母狮那样，伏身地上，慢慢地朝她的捕攫目标爬去，准备纵身一扑……
却偏偏有人敲门。何婷不耐烦地招呼：“进来。”
房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又是那个申请二米五立车的、某个水电站设备科的技术员。进门之后，就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多走一步，天生一个让人坑蒙拐骗的角色，这种人跑设备，真不是材料。
上次他来的时候，何婷好像无意之中问了一句：“你们那山沟沟里出木耳吧？ ”何婷最近对木耳极为关心，听说它具有减缓血小板凝结趋势的作用，因而可以减缓动脉血管的粥样硬化，抑制心脏病的发作，还可以延年益寿。
“木耳？ ”听他那口气，好像一辈子也没听见过这个词儿，更不要说见过木耳了。
真是没见过的死脑筋，六十年代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多半都是这种派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连这点做人的经验都没学会。像上次，给冯局长老家那个小电站解决配套的机电设备，人家县里就知道拉些土特产来。又不是不给钱。这个人要不又是冯局长介绍来的，何婷早给他回了，拿到哪儿去也是堂而皇之的理由，早在多年前建成投产的项目，谁还包你一辈子。
那人说：“何处长，申请二米五立车应该附上的加工工件最大尺寸、加工量和加工件图纸您看了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补充的情况吗？ ”
糟！ 忘了，忘了，她早忘了。而且那几个表格扔到哪儿去了，她也记不起来了，应该及时交给处里的人去办就好了。这一段时间，她全副精力都投入二女儿留京工作的事情上去了。
唉，真是老了，记性也不好了。要在过去，一天要办哪些事情，就是不用备忘录，她也一条条地记得清清楚楚。
怎么办呢？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再补两份，我们还要和物资部门、部机床局等单位进行交涉，一份是很不方便的。至于还需要补充什么情况嘛——看看那些单位还有什么要求，我们这里倒没什么意见了。”
那人连连点头：“那好，那好，明天我再送两份来。”一点也想不到这里头有什么蹊跷。
“你请坐。”何婷推过去一把弹簧软椅。
“哦，不，不，谢谢，我这就回去准备资料。”
“还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毕竟何婷觉得心里有些歉然。
“没什么啦，能解决二米五的立车已经够照顾我们啦。”那人点头躬腰，感谢不尽。
何婷送他到走廊。
“您请留步，请留步。”他一面点头，一面退着走远了。
在走廊里何婷迎头碰上了贺家彬，她想起分配给处里的那张电视机购买证，罗海涛多次表示想要，他是她那个核心的中坚。这个人情还不该送？！别人不会说什么，贺家彬也许会说怪话，先摸摸他的态度，其他人那里好说。
“哎，老贺，处里分到一张日本‘三洋’牌电视机的购货票，你买不买？ ”态度极其亲密，好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口角，好像他们打认识那天起，就是步调一致，利益一致，观点一致的老战友。
“我才不花那个冤钱买电视机呢，就冲那些电视节目。哼！ ，．正中下怀。何婷知道他不会要。真蠢，不要也不说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就给老罗，你看怎么样？ ”好像贺家彬是支部里的副书记，何婷没有一件事不尊重他的意见。
“凭什么？ 因为他是党员，是支委，就该先给他是不是？ 人家辛工程师快退休了，再不给他退休之后还上哪儿分票去？ ”
真不识抬举，不论她干什么事，贺家彬都要唱反调。
“这不是和你商量嘛。”
给辛工？ 他对她有什么用？ 一个就要退休的老书呆子。不行，她还得想个什么借口，把这票证给罗海涛。
何婷的脸上依旧堆着亲密无间的笑，心里却想：下午党委会就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等着瞧吧。
何婷安下心来，再去打她的电话。
“喂，谁呀？ ”
“曹秘书，我是何婷啊。”何婷笑着，笑声里透着无比的谦和。
她和每个部长的秘书都很熟。秘书，可真是个关键性的人物，别看他们的官衔都比她低，顶多不过是个副处级，可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何婷反倒显得低声下气。要想在部里站住脚，或是通个天，往哪个部长的耳朵里吹点什么，或是探听点消息，这是关键的一环。
花多少功夫，赔多少心力，都是上算的。
“啊，是何处长呀，有什么事吗？ ”曹秘书热情得很，没打一点官腔。
“我想跟孔副部长通个电话，也不知他这会儿忙不忙？ 你看现在请他接电话合适不合适，啊？ ”好像接不接电话的决定权在曹秘书那里，其实她很有把握，孔祥一定会接她的电话。
“你等等，我给你看看去。”
“那太感谢你了。”
“自己人，客气什么。”
何婷听见那边放下了听筒。接着她听见电话拨到另一个机子上去的声音。
“哪一位呀？ ”孔祥拖着长长的四川腔问道。
“哎呀，老首长，您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您早把我们这些兵给忘喽，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mpanel（1）；
这样的埋怨，谁听了也会觉得心里痒酥酥的，只会呵呵地乐。
“啊哈哈——小何呀，这张嘴还是那么厉害嘛，你好久也不来看我了嘛。”
“还小何哪，白头发一脑袋了。哪次去部里没去看您，”何婷说的是实话，这尊佛，能不拜到吗。“您是个大忙人，要么在开党组会，要么就外出了。我呀，主要是找您检讨去，您不知道，那个写报告文学的贺家彬，就在我这个处。给部里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都怪我平时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抓好，情况掌握得也不及时，文章发表我才知道。孔部长，您就狠狠地批评我吧。”
嗬，那个痛心疾首。
“小何，不要有顾虑哟，这件事和你无关嘛，有人借着这件事给自己树碑立传嘛，这个背景你哪里晓得嘛，对贺家彬这种人以后注意加强教育就是喽。”
“啊呀呀，还有这样的事情，一篇文章，有这么大的背景。”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还是不能忘记毛主席的话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现在有些人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嘛，打着三中全会的旗号，实际上搞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冲击党的领导、冲击党的路线嘛，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提起专政这个字眼儿，孔祥顿时觉得像是喝了一碗参汤，嗓门儿也洪亮起来，说话也流畅起来，气儿也粗了，腰也硬了。像一辆安了十个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面有没有目标，先他妈的放上一通。那声音让他心里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儿直痒痒，痒痒得直想让他大声喝彩。
他老觉得，凭他的条件，他该当个公安部长那才过瘾。
纵的，往上数，别说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传的老贫农。往下数，儿子、女儿全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横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区里出来的。再说政治立场，哪次运动他不是左派？ 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当了个走资派，不过那个不算，十一大上已经否定了。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经他的手就处决了几个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犯嘛，别看汪方亮、郑子云比他级别高，那时候他们都被关了几个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上头让他打十个右派，他能打上二十个，现在全他妈的一风吹啦，不算数啦。多会儿看见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会儿心里不是滋味。那些人本该是对他点头哈腰的奴才，这会儿却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觉得他像是吃了败仗，这叫人以后还怎么工作。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他恨不得把机关里的干部编成连队，搞成军队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别看部党组那些成员，开起办公会，说起生产、业务，哇啦、哇啦地没完，他简直就插不上一句话，干这个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里开了几十次批判会。后来地震，礼堂里开不成了，是他给田守诚出了个主意，把会场搬到部大院门口开去。他特意让办公厅行政处新买了标语布，太阳一照，耀眼的红，几个大白字“誓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