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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一星期，陈局长安排了工作。
汪方亮走过去，意味深长地对肖宜说：“你拿着那个结论去问问田部长，反对某副总理是严重政治错误，反对邓小平副总理算什么性质的错误？ 不逮偷牛的，逮那拔橛的，有这个道理吗？ ”
这时一位勤杂工人走了过来，对汪方亮说：“汪部长，您昨天下班的时候没有关窗，弄得满屋子都是灰，我们打扫卫生可麻烦啦。”
“是吗，啊哟，我忘记了，实在对不起。”
肖宜把从打字室拿回来的、那一叠刚刚打印好的文件，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摔，上面的几页，散乱地飞落在地板上。肖宜也不去捡，只是用脚连踢带捻地踢到墙角里去。
那份文件既无抬头，又无落款，文件上的每一个字，像一只只居心叵测的眼睛，嚣张地、阴险地看着他。
一，重工业部的十二大代表，已有部长一名在选，另外两个名额，不宜再安排部一级的干部。
二，代表年龄，不得超过六十五岁。
三，另外两名代表，应在业务干部中推选。
右角上，还印有“绝密”二字及发至各支部的字样。
既然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何不痛痛快快地写上：不准选郑子云。
真敢于！ 就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就在国务院下面的一个直属部。
这还像个共产党人吗！ 肖宜想起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然而现在早已不是竞选州长的时代。
肖宜恨不得划根火柴，把这叠东西烧掉。他抱着双肘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自然，这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包括田守诚正在礼堂里作的动员报告。动员什么？ 动员大家不选郑子云。
他的心跳得快极了。他一再对自己说：“冷静，冷静。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谁当选还不是一样？ ”然而，另一声音却在他心里顽强地呼喊，愤怒地指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你能对这样的事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
可是，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践踏的赤诚，他又硬起了心肠。何必为别人卖命？ 别人？ 谁？ 难道这代表的荣誉是某个人的私有物？ 选举自己信任的、符合标准的代表，不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吗？ 不选郑子云，难道让田守诚这样的利禄之徒，代表重工业部和G 省的党员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再爬上中央委员的地位，利用职权为非作歹？ 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哦，算了，算了，不就是这一个人吗？ 他又把话筒放下。
也许就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比方说，某个关键的表决，就差这一票呢？ 肖宜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
电话铃响了。
是田守诚的夫人打来的。“老田呢？ 老田不在？ 告诉他，今天早点回家，D 工业部的H 部长晚上请我们吃饭。”
一句问好也没有，一句谢谢也没有，好像肖宜是个收录两用机。
肖宜知道那位H 部长，就在五届人大会议上，竟还提出把谁谁英明、伟大写进宪法里去。
这一伙人，又在串联什么。大概他们要在十二大上做文章。
肖宜从那一叠文件上拿起一张，折好，放进上衣口袋，把其余的送到里问田守诚的写字台上，然后把办公室锁好，噔、噔、噔，三步并成两步地下了办公楼。在车棚里找到自己那辆破自行车，往郑子云家里，飞车而去。那样子，真像唐… 吉诃德骑在那头小毛驴上，可他觉着自己像是骑了一匹高头骏马，耳边是马蹄嚼嚼，军号嗒嗒。
郑子云简直没法相信。他把那张被他揉成一团的纸，又重新摊开，抚平。一、二、三条，写得清清楚楚，哪一条也是目标明确地指向他。他把那纸丢在茶几上，身子更深地埋进沙发里去。暮色里，传来了呜呜的黑管声，让他联想起古代边塞上的号角。
他想起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鞣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侵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他听见夏竹筠带着外孙子回来了，可能新买了一挺玩具机枪，整个单元里充满了那挺机枪的嘎嘎声和外孙子的叫喊声。郑子云赶紧站起来，把还留着一个缝儿的房门关严。
但依然不断听到夏竹筠的声音：“别穿着鞋在沙发上踩。”
“别揪猫尾巴。”
“哎呀，你这坏孩子，怎么把肥皂扔暖瓶里啦。”
“别掐那盆花。”
“别……”
“别……”
日子过得挺热闹。要是她知道他最近又打了一次退休报告，准会又跟他大吵一架，一个男人要是有了一个女人就算完蛋了。
颠三倒四。天翻地覆。
“笃笃！ 笃笃！ ”准是那小胖子拿着机关枪在门上敲。
一开门，果然那小胖子在门口站着，叉着腿，头上那顶硬盖帽子太大，遮住了他的眼睛。一下把那挺机关枪杵在郑子云的肚皮上。“快举手投降，不然我就枪毙了你。”
天哪，赶快走开吧。
郑子云举起双手：“好，好，投降，一边儿玩去吧。”
那小子“嘎嘎嘎”又是一梭子，跺着两条胖腿，嚷着自编的战歌，凯旋而去。
投降！ 郑子云微微笑了笑，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眼儿。
为了取得和田守诚斗争的自由，他打过六次退休报告。官儿可以不当，但是，十二大代表非当不可，这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而是为了战斗。他感到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也就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来，那些历次运动中永远正确的“左派”，那些“凡是派”，那些“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正聚积成一种社会力量，把城市人民生活改善得还不够快、住房问题、物价问题、那些多年的错误经济政策遗留下来的困难以及恰恰是由于没有解决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直到一九七八年，经济上仍然发生了高积累、高指标、大基本建设、不重视人民生活、浮夸风、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等等，统统归结为三中全会的路线错误。明里不敢说，只好打着四个坚持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精神。其实四个坚持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四个坚持，哪里能有三中全会呢？ 然而现在就是有人要分裂它。
一想起这些，郑子云便感慨万千。
唉，我们这个党并非没有人材，并非没有人懂得客观经济规律，更不是没有把经济管理好的本事，也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和矛盾。问题是总有人在践踏民主，逼得人非说假话不说真话不可，所以才会出现田守诚那样的风派人物，他今天说拥护，明天就不拥护，口头上说拥护，心里很可能不拥护。
想到这里，郑子云也为田守诚感慨：难道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三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说句官话，叫有成功有失败，说句真话，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训。干了三十年，才敢于正视和承认这一点。
如何建设具有我国特色并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形式，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总结出一条路子。
在党的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也不为过。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
他参加了那些工作会议，对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在思想意识上解开了全国人民被捆绑的手脚，以后一系列的改革、调整、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是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老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变革。
但是几十年的习惯势力、行之多年的旧体制，改变起来真不容易。困难重重，阻力很大，慢一点跟不上形势，快一点又会出乱子。
什么样的人没有啊，任你千条万条，我有一定之规；推一推，动一动；一看二慢三通过……就像当初人们都留头发，满清进关要大家剪一部分头发、梳辫子．当时很有些志士仁人抵抗了一阵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剪。后来闹了个留头不留发，才只好都拖着辫子。二百多年以后要剪辫子了，又是许多人不肯剪，好像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就是留辫子的，忘记了老祖宗原是没有辫子的。
加上个人得失，或调合、或平衡、或保守、或看起来下了台，但势力和影响还很大，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局面相当复杂。
郑子云预感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继三中全会之后民主、科学、前进、法制又一次与调合、保守、封建、迷信甚至还有专制的大较量。他要参加这场战斗，为维护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要争取这个发言的机会。mpanel（1）；
至于他自己，快七十岁的人了，再不说真话还等什么时候？ 哪怕这次就死在这个战场上，哪怕再给他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或走资派的帽子——又不是没有戴过，但他相信早晚有一天会给他平反，即便在他死后。世界总是向前发展的。
想到这里，郑子云的心平静了。在他那强烈的，炽热的愿望里，没有不敢被人直视的东西。
他决定和田守诚面对面地谈谈这张见不得太阳的纸上写着的东西。
没想到郑子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来者不善。
田守诚不动声色地问：“身体好些了？ 怎么不在家多休息一些日子？ ”
郑子云捋着手里的一支香烟，也不点它，就那么来回地捋着，像一个老兵在枪声打响之前，沉着地擦着自己的枪栓。
他们沉默地对峙着，仿佛对垒的两军战士，在等待着战斗的信号。
“坐吧。”郑子云说，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头，夹起茶几上那张轻飘飘的、让田守诚费尽心机的纸片：“守诚同志，你能解释一下吗，这是什么意思？ ”
田守诚好像不懂中国字的外国人，把那张纸看了很久。“哪里弄来的，这东西？ ”
“哪里弄来的，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作为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我有权请你回答刚才那个问题。”郑子云点上了烟，慢慢地吸着，也不抬头，也不看着田守诚。不着急，有的是时间。
一切声音全都隐去了，田守诚只听见自己的心跳。一声声的、像点将台上的鼓声，缓慢、沉重、有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震荡开去。周围又像有无数对眼睛在逼视他，回避、不出战都是不可能的。他只有硬着头皮说：“这个嘛，无非是希望代表的面更广泛一些．尽可能把广大党员群众的心愿带到大会上去。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嘛。”
“这是党组会上通过的？ ”
田守诚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打火机不灵，咔嗒几下也没打着火，郑子云把自己的火柴盒扔了过去。田守诚仍然固执地咔嗒着打火机，终于打着了，田守诚点着香烟之后，又把火柴盒扔还郑子云。
他吸了一口烟说：“几个人议了议。”
“那么，给我看一看党组的会议记录。”郑子云伸出右手。田守诚那光滑的像腻子腻过的脸开始打皱了。“呃，这个……是几个同志私下议了议……”
“几个人？ 谁？ ”郑子云站起身来，走到田守诚的对面去。“……”田守诚无言以对。
“几个人的私下议论就可以成文，代表党组发到各个支部去？ 是谁给你们的权力篡改中央关于党员代表的选举条件？ 怪不得群众反映，重工业部的事情，只有四个人说了算，部党组说了是不算的！ ”用不着田守诚回答，他也知道是哪几位。
“我们并未以党组的名义印发。”田守诚早已考虑周到，既无捂头、也无落款，谁也抓不着什么。“监守自盗”这种事情会落个什么下场，他心里相当清楚。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勇气签上自己的名字？ 以你们个人的名义也并非不可嘛。问题很清楚，就是要在群众中造成一种错觉，这就是部党组的意见。借组织手段，强加于群众。我要求召开部党组会，把这件事向党组成员，向广大党员群众说说清楚。我以为这种非组织活动，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情况，在我们部里，已经发生过多次，在党的政治生活中，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是无视党的原则的表现。我们不能在大会上讲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实际上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否则，我们怎么还能称做共产党人？ ”
田守诚心里冷笑。也不知道谁，嘴上一套，心里想的、实际干的又是另一套。
说得冠冕堂皇。不就是为了自己一个代表席位吗？ 那么重的病不好好休息，却累死累活地到处做报告，讲改革，讲调整，不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又是干什么？但他还是压住火，说：“有意见可以提，有问题慢慢解决，何必意气用事呢？ 何况你身体不好，有病，不适于激动。”
他要稳住郑子云。这么多年的官场生活，也没把他教训出来，老像个运动场上的新手，横冲直撞，不懂得规则，也不理会裁判员的哨子。对这种人要躲着一点，不然就会被他撞个筋斗，摔疼了犯不着。再说这件事，到底不那么正大光明。天底下顶高明的骗子也骗不了自己。
郑子云听出田守诚话里有话，他透彻地一笑。意气用事？ 在这种人心里，一切党性原则都已化为乌有，或在作报告的时候才会引证的条文，他再也不能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了。
“不要把事情岔开去。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或者你通知各个支部立即收回，或者我上报有关领导机关处理。”
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谁曾经这样评价过郑子云？ 想起来了，是那位已经让人刨了骨灰的理论家。骨灰可以扔出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句话可没有过时。一个人的话不能句句都错，这句话就千真万确。
“既然你这样坚持，我们就研究、研究吧。”
研究，研究。这两个字的妙处，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在时空上给人回旋的跨度，在大字前头还可以加上个“最”。如果给所有的词汇也来一个评奖，它的实用价值应该名列前茅，也许有人会情不自禁地高呼，“研究、研究‘万岁！'，郑子云想，等他将来退休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时候，他就要研究、研究这些个”研究、研究“。
也许他还要写一本书，写他当初怎样研究，后来又怎样研究，各种不同的人是怎样研究，应该怎样研究……
“好吧，我等你的消息。”这种场合总要给对方一个台阶。
田守诚的脸，重又像腻子腻过一样的光滑了。他永不会有尴尬那种感觉，郑子云也不会有，尴尬是小孩子们的事情。
临到他们分手的时候，那气氛如同他们刚刚在一起谈论的是在远隔太平洋的美国，下一任总统究竟是里根还是卡特？ 送走郑子云之后，田守诚一把抓起茶几上那张像溃军手中的破旗一样的纸片，哗啦、哗啦地撅个粉碎，团成一团仍进纸篓。
他妈的，刚才这一仗真是刺刀见红，又让这家伙赢了一着。
田守诚懊恼地想到，最近一个时期他连连失误。这说明他着急了，没有耐心了，沉不住气了。不好，这很不好。这是一种走下坡路的迹象。好像他的机智、才能，如同落花，随着流水一同逝去了。难道他真是老了吗？ 他和郑子云差不多年纪。可是那个病秧子，过得倒满有劲。
田守诚呷了一口热茶。真苦，冲得太浓。然而心头觉得猛地一爽，他又赶紧喝了两口，慢慢地咽下喉咙，好像这杯浓茶，可以把肠胃里的晦气冲走。这两年他的茶越喝越浓，好像吸烟、饮酒，越来越上瘾。唉，生活里的味儿越淡，烟、酒、茶的昧儿就会越浓。田守诚往茶几上瞥了一眼，果然，给郑子云沏的那杯茶，他一口也没喝。郑子云是不喝浓茶的。那个人生活过得似乎很有节制，好像在填写一张每个空栏都留得不大的表格，简明，紧凑，枯燥，乏味。
看多了让人扫兴，败胃口。不知他老婆和他一块儿怎么过？！他竟会养出两个孩子，真是难为他了。这样的人应该出家当和尚。
一抬头，田守诚看见肖宜站在门口，他一定在那儿站了好久。
干什么？ 窥测他的心理活动吗？ 幸亏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否则岂不天下大乱。如果人人都像一本书，谁想打开就可以打开，谁都知道谁心里在想些什么，人和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吃着五谷杂粮，有着七情六欲……那还了得？ 那就不会再有神圣和卑微，权威和服从，也就没有了田守诚。
肖宜那副神气真怪，好像怀里揣着把攮子，正在犹豫着现在就给他一攮子，还是再呆一会儿？ “小肖啊，有什么事情吗？ ”
老站在那里，怪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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