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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公平”是“公正”的孪生兄弟，是“fair”，即“费厄泼辣”之“费厄”，“公平竞赛”之“公平”。而前者的“公平”则几乎纯粹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特别指向社会成员的收入或者经济成果的分配，是“equity”——中国的经济学人将其解成“公平”，是令人生疑的。就算一定要含糊其词，那么“平等”也比“公平”更接近“equity”的原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equity”的兄弟们：equal－相等的、同等的；equally－相等的、均衡的；equality－平等、均等；equated——平均的。可以说，以“equ”为词根的家族，几乎都带有“相等、均等、同等、平均”这样类似的血统，它们与fair－公正的、公平的，及其兄弟fairness－公正；fairly－公正的、正当的，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不是一目了然吗？
在《经济学》（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下同）第十四版中文版里，我们看到了第四篇第二十一章中的一节“平等与效率：需要多大的再分配？”在这里，我们应当向译者致敬——不论其出于良知，还是出于无奈。
从“平等与效率，需要多大的再分配”来看，从“我们不能同时既烤出市场效率的烧饼，又平等地分享它”来看，从“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的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来看，从“如果经济要有效率的运行，经济结果的某些差别是必不可少的”来看，与“效率”发生关系时，“equity”的指向是明确的。它几乎只对经济结果的分配及再分配说话——在它与“效率”负相关时，解为“平等”说得过去；解为“平均分配”大概更贴切；解为“平均主义”也未尝不可，而且更容易被中国人理解。
那么，经济学里的所谓“效率”是如何受到损害的呢？
有这样的原因——“对不同种类的工作如果在报酬上没有某种差别，我们如何能保证人们像干令人愉快的工作那样去干令人不愉快的工作呢？又如何能保证人们像愿意在漂亮的公园里工作那样愿意在危险的离岸石油钻台上工作呢？一味坚持结果的平等，会严重妨碍经济完成它的职能”〔1〕。
还有这样的原因——“如果一个国家以对最富的人们实施高税率的形式进行再分配，那么他们的储蓄和工作的努力就可能被压低或误导，并造成总的国民产出的减少。他们可能在税收律师身上花更多的钱，可能减少为退休准备的储蓄，可能少参加一些有风险的革新投资。同样，如果社会在穷人的收入下面装上一块保证收入的安全地板，贫困的刺激就会降低，穷人可能会因此工作得更少一些。对再分配计划的所有这些反应，都会降低总的国民收入的规模”〔2〕。
从以上分析来看，平等分配、平均分配或平均分配倾向不仅有损效率，而且也谈不上公平，因此，“equity”不能——乃至万万不能解为“公平”！这不仅因为其狭窄的词义与理当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公平”不相匹配，而且，人们一旦误以为与正义、公理、公正血肉相连的“公平”居然成了经济效率的绊脚石死对头（如杨先生），“效率”势必将成为不公的天然屏障！那就不知有多少坏家伙会打着“效率”的旗号，心安理得地干伤天害理的事——到那时，中国人可就真正糟糕透顶，有万劫不复之虞了。
查《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其中有如下解释：“公平：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例：公平合理，公平交易，裁判公平。”“公正：公平正直，没有偏私。例：为人公正，公正的评价。”“平等：1。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2。泛指地位相等。例：平等互利，男女平等。”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公平与公正的紧密联系，也不难看出公平与平等有什么样的差异。
如果说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为时尚短，粗糙疏漏在所难免，“equity”被误读可能是无心之失的话，那么，在喝足了洋墨水的海归派经济学人到处讲经布道的今天，怎么还能对这么明显、这么严重的误读视而不见或装作视而不见？以致连贵为研究员的杨曾宪先生都大上其当，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
二、公平不是、也从来不是效率的敌人！
公平与效率也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学里的所谓“负相关”，否则，如何解释这样的论断——“歧视和被分隔的劳动市场可能导致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带来经济非效率性和社会不平等。”〔3〕“社会不平等”无疑是不公平的一种，如果“公平”与“效率”负相关的话，它们怎么会同时受到损害呢？
恰恰相反，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助燃剂，甚至可以说是效率的营养品必需品！换言之，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愈公平就愈有效率。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门学问，有些粗浅的逻辑知识以及不至于睁眼说瞎话的一点勇气就够用了。
“假球黑哨”无疑是不公平的，谁能告诉我它效率高在哪里？是啊，它可能会“制造”出惊人的进球率，但它能制造出高的上座率和收视率吗？事实是，“假球黑哨”愈猖獗，上座率和收视率就会愈低下，而上座率和收视率才是职业足球活命的本钱。“假球黑哨”这种不公平现象正是职业足球的票房毒药。
中国围棋界近来一个劲的反思：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世界冠军下雨淋也该淋到中国了，怎么还老是韩国人的？原因找了不少，什么尖子不尖、心有旁骛、不够刻苦不够努力等等，真正的原因没找到，但愿不是不想找到——公平！几乎每一次世界大赛，韩国都要举行选拔赛，只有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世界大赛（特例也有，极少但也极有争议。最近给了李昌镐一个特许名额，李世石就愤而退出了预选赛，他认为这不公平）——公平使世界冠军成了韩国人的囊中之物。反观中国棋院，就算组织选拔赛，往往也得有几个名额供其指定，好像不如此别人就不知道谁说了算一样。权力轻易就破坏了公平——没有公平则没有效率。结果，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看别人数钱。
如果以为以上这些本来就是“费厄泼辣”的事情，不足为据的话，那我们不妨看看“垄断”（“自然垄断”，以及具有大规模市场权力的企业对技术创新有重大影响，从而应当慎重对待，以免损伤创新积极性的“熊彼特假说”，属于特例或有争议，在此不论）。“当一厂商在一特定市场具有垄断地位时——该厂商就能把它的产品的价格抬高到其边际成本之上”，借市场地位涨价赚黑心钱，诚所谓“店大欺客”，不能说公平。不公平的结果是什么呢？“与在竞争情况下相比，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购买量会减少，他们的满足会降低。这种类型的消费者满足下降是典型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非效率性”〔4〕——不公平伴生的依然是“非效率性”！公平与效率不仅不是“负相关”，而且是“正相关”。
没错，在《经济学》第四篇“效率、公平与政府”中，大量篇幅是关于如何维护市场环境公平的，因为“所有完全竞争经济的运行是有效率的”〔5〕。
如果公平是效率的敌人的话，那美国人可真够瞎忙的，又是“谢尔曼法”，又是“克莱顿法”，反什么垄断，不怕损失“效率”吗？甚至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修正案）中明确指出：“不公正的竞争方法——和不公正的或欺骗的行动或实践——被宣布为非法的。”〔6〕老美不知道，中国人不该不知道：在中国，要理解“公正”，永远也离不开“公平”——不论从词典上，还是从实践上。
“垄断”反“垄断”都是美国的事，也许有人会以为扯得太远。那么，“地方保护”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产物，它是“公平”的，还是有“效率”的？事实是，“地方保护”是以不公平的行政手段，保护低效率的经济运行。不公平与低效率的相辅相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三、北大的改革是从“着眼效率”出发吗？
就北大的改革来讲，其实也是一样。其“校内社会公平问题”解决得越好，就越有效率，其“教研水平提高”就会越有保障。反之亦然。
不公，甚至有意制造不公，除了“内耗”、“窝里斗”、“勾心斗角”这些语汇，还能让我们联想到些什么呢？“团结就是力量”很虚妄很荒谬吗？
“中国的改革”也好，“中国大学的改革”也好，就算一定要从“效率”出发进行改革，也应当从行政系统入手，因为效率往往“消耗在无效的努力和管理成本上了”〔7〕，谁在管理？行政系统啊。
单从“效率”上看，与其说北大的改革是缘木求鱼，还不如说是南辕北辙。其实，如果承认哈佛、剑桥、麻省理工是世界一流名校，如果自己真想成为世界一流名校，那就看看人家有几个副校长，有几个校长助理好了。人少我多的减少，人无我有的归零。人家一个人就干了的事，我们十个人来干，有“效率”可言吗？减少权力分割产生的利益纠缠和利益冲突，从而减少效率低下的病灶，是中国的大学——乃至中国，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门。
也许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有时在中国它并不满足于作“显学”，它大概更愿意作“玄学”。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观点，已然足以产生混淆视听的效果，也足以使一些人产生浑水摸鱼的冲动。诚然，我们不能要求只要沾上“社会”边的学者就一定是“通才”，就像我们不能要求修鞋匠必须掌握修脚技术一样，但人们要求“知识分子”在向社会大众晓理明义的时候，秉持“诚实”和“良心”并不过分。
其实，就算在计量手段相当发达的美国，就“equity”对“效率”的损害及损害程度，也是富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尽管对再分配的代价作了大量研究，但真理仍然显得捉摸不定”，然而，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还是认为：“一个谨慎的结论是，就今天在美国所实行的这些再分配性计划来说，由于它所引起的经济效率的损失是非常微小的，与营养不良、健康不良、缺乏工作技能、人的苦难这些贫困现象的经济代价相比，再分配的效率代价显得要更少一些。”〔8〕
与萨缪尔森老人相比，我们一些“知识分子”的“知识”多寡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爱人之心的多寡，却不难辨别。我们一旦有些政策方案有可能惠及弱势者，就一定会有人拎出“效率”的大棒予以打压（这种例子俯拾即是，就不举了吧），真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中国，离福利社会还有段路吧？也许，福利经济学是该有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比如势利经济学什么的。
如今，距杨先生文章的发表已经有些日子了，有关学者通人并未为之辩难指谬，“立场”比是非更重要一些吗？庄子所谓“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在其老家始终不够流行，看来确实算不上什么意外。
综上所述，经济学里与“效率”负相关的不是公平，而是“equity”。说实话，把“equity”解为“平等”都有失宽泛，“平均分配”和“平均主义”似乎也非尽善尽美。愚见不如将其音译为“一块地”或“一块的”，在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时代，兴许能够更容易的让人们看清楚，谁跟谁是“一块的”。
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然而，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不论什么货色，只要贴上“改革”的标签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改革应当也只应当使利益的分配更加合情合理，更加公平公正——而非相反。
改革也不可以“悬置理想主义”，更不可以“必须悬置理想主义”——改革不是奔着“理想”而去的吗？否则，“理想”的结局只会是——先被“悬置”，后被忘记。
从“谁控制着最大资源，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这种不容分说的“理由”来看，北大的改革“策略”，甚至比不上“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也就是没有原则而已。至于“强势者的专横”，“机会主义”则有先天不足的毛病。
“中国大学的改革”也好，“中国的改革”也罢，偶尔避重就轻一下，“机会主义”一下，搭搭车绕绕道，视之为“策略”，倒也未可厚非，但是，如果习惯于避重就轻，恕我直言，那就只能诞下一个鳞儿——积重难返！
注释：
〔1〕〔2〕〔3〕〔4〕〔5〕〔6〕〔7〕〔8〕（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672、674、541、540、633、674、10、676～677页。
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
？ 吴永良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元稹：《行宫》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所说何事？想来不会是什么军国大事。老宫人们多年幽居深宫，隔绝外界，朝廷的文治武功所知无多。闲话的主题怕是宫中琐事、饮食起居、春花秋月，诸如李隆基和妃子们的交往啊，虢国夫人的美艳出众、淡扫娥眉朝至尊啊，玄宗皇帝“亲自”冒着严寒酷暑演奏乐器啊，等等。
现在我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的一些琐事，类似这种闲话。当时我是一般的编辑，报社高层大事，诸如事业的擘画、人员的升迁，绝少与闻。耳边吹到的一点风声，也不宜形诸笔墨的。因此，本篇所述仅为当时见闻的一些琐事，为喜欢搜罗《大公报》轶闻旧事的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一些谈助而已。
解放前的《大公报》，从1902年到1949年，约经历半个世纪。近年来对其历史功过聚讼纷纭。好在有近五十年的报纸合订本在，可以复案。近读曹聚仁回忆《立报》的文章（见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称《立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评价颇高。文章说，在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天津《大公报》，《立报》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可见这位作家、老报人对《大公报》的充分肯定。又据闻，天津市近年社会上有把“南开（大学）、永利（碱厂）、《大公报》”列为天津市人文三宗宝之说。可见，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人心向背，不可轻忽。我这篇短短的闲话，只叙述解放初期《大公报》的一些琐事，无力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了。
写到这里，有必要插几句话。2002年末，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雨雪霏霏》，叙述我和一些《大公报》人中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三年的流放生活。在书的开头，我简述了《大公报》的历史。出版以后，一些读者来信评论这本书，同时提出了一些涉及《大公报》的问题。有人问，《大公报》现在如何了？有人问，1966年9月14日《大公报》被迫停刊，为谁所迫？又是怎样停刊的？等等。
《大公报》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关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前些年，有些大公报人因为常常提及这份报纸，曾被讥讽为阴魂不散。现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被社会所遗忘，阴魂之说未免有伤忠厚。我所能告诉读者的，是《大公报》在大陆上已经消失了三十七年，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在出版。至于它在大陆被迫停刊的过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它是被红卫兵勒令停刊的。那么红卫兵是个什么东西，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权威？那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只能留给另外的文章了。
（一）
我这里所说的《大公报》，特指上海《大公报》北迁和天津《进步日报》于1953年合并组成的《大公报》，到2003年，适值五十周年。两报合并，在当时中国新闻界算是一件大事，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的。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两报合并初期，《大公报》1953年1月1日在天津出版，同时筹划在北京建房，准备搬迁。
据传达，当时报纸接受的任务有十六个字：“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扬保卫世界和平。”经中央宣传部门为《大公报》具体划定的国内联系范围是：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人民银行、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并负担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报道任务。
报社组建初期，领导层人员设三长四总。三长是：社长王芸生，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四总是：总编辑张琴南，副总编辑孔昭恺、李光诒、赵恩源。
合并初期，报社虽然设在天津，但业务领导中心从一开始就在北京，以便于接受中央各部门的指导。王芸生和李纯青两位社长坐镇北京办事处，另一副社长孟秋江则在京津间穿梭奔走。可以说北京办事处是报社的指挥中枢。
1953年夏天，报社购买了北京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号的两所院落，拥有房屋约七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