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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都很尊敬张琴南，即使私下谈起，也称之为琴老或张先生，说他是恂恂然惟恐伤人的谦谦君子。他给同事们留个便条，上款一律写为某某兄，下款分两种，对一般同事写作“弟琴”，对教过的学生则写为“琴”，以示区别。
他当总编辑，是长年上夜班的。他坐在一组大桌子的一端，审查和修改编辑们编过的稿件和制作的标题，对标题和稿件有大的改动，往往要征求同事的意见。每天要等第一版稿件发完，和大家一道确定头条，最后在大样上签名。有时候还开玩笑说：“天天缺头条，天天有头条。”
发稿间隙或者夜餐桌上，他喜欢和大家谈古论今，偶尔说点笑话，大家哄堂时，他却只是莞尔一笑。记得他讲到抗战时成都某小报，某日头条新闻的标题，原作“衡阳大捷，我军歼敌”。排字房工人端着铅版去轧版时，不小心手一松，标题字错落，用手整理了一下，没仔细看，付印了。第二天印出来成为“衡阳大捷，敌歼我军”，被勒令停刊三天。他一边是讲笑话，一边也是提醒大家严防出错。每逢看大样，他总是全神贯注，凡标题必用一枝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点一遍。
他很佩服张季鸾，讲过一些张的工作习惯和作风，还讲过一个张季鸾果断处理稿件的故事。1936年张季鸾在上海馆主持编务。一天，天津馆传过一份电报，是范长江写的战地通讯，洋洋数千言，需要删短，请张指示从何着手。张季鸾看罢电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片刻坐下来，给津馆回电，电文仅四个字：“议论全删。”
有时候兴之所至，他还讲一点写作的掌故。有一次说到文句的顺序十分重要时，举例说，旧时官府就案件向上司写的公文，如果最后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明显地侧重在后面四个字，倾向于把案件了结了。如果把两句颠倒过来，写作“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侧重点则变成“事出有因”，就明显倾向于把案子查下去。他还举曾国藩所写奏折为例，说曾和太平军作战初期，连打败仗。曾给皇帝的奏折，不敢不说实话，又不敢说泄气话，于是在奏折上写道：“臣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既说了实话，又表明了斗志。如果这两句颠倒过来，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熟悉他的老同事，说他满腹经笥，文章写得琅琅上口。有的同事还能背诵他1948年底所写社论《送教授南飞》中的一些段落。可惜的是，他和王芸生、李纯青二位一样，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所担负的工作关系，那些年几乎已经不大动笔了。
1956年春夏之交，张琴南病逝于天津，终年五十六岁。我当时在重庆，只在报纸上读到消息，却没有读到所希望的纪念性文章。对于一位笔耕几十年的卓有成就的老报人，似乎冷清了一点吧！
关于三长中的孟秋江副社长，我动笔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对他知之甚少。孟秋江的经历比较复杂。抗日战争初期，他和范长江、杨纪（即张篷舟）是《大公报》同享盛名的战地记者，以后仍然奔波于各个战场。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文汇报》担任过采访主任。他多年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如在上海领导办《文萃》等刊物，其业绩为外界所不详。
《进步日报》创刊后，他担任经理，虽然兼管编辑部门的业务，不过日常工作都是在楼下经理部，楼上编辑部只是上来坐一坐，并无专职业务，和大家接触不多。
孟秋江当时四十岁出头，身体结实，动作敏捷，作风明快，处事果断。1954年前后，他亲自督办北京永安路《大公报》办公楼的基建，从拨地、住户搬迁到抓施工材料、抓进度，日夜操劳，整个基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56年报社就从天津搬迁到北京。隔着一条马路、和《大公报》同时兴建的另一座办公楼，却迟至两年之后才建成。报社建楼之快，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但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天津《进步日报》任职期间，他还兼任着民主同盟天津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务，并且在民盟中央任职，工作比较繁重。但人们每次见到他，都感觉他精神奕奕。
1951年天津新港开港，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天津市市长黄敬等参加典礼并讲话。为了抢时间，我当场赶写了章的讲话摘要，送去审查。章不看稿子，笑了笑说：“文责自负吧！”我告诉他是他的发言稿。他说：“那就送给你们秋江看吧。”我找到秋江，说明情况。他爽快地说：“文责自负吧，我也不看了。”
当年，天津市民盟委员会为一位名医因医疗事故受到处分问题，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意在平息医务界对处理的不平。我整理了座谈记录，送给他看。他翻阅以后，拿起笔把他作的总结发言全部抹掉，果断地说：“既然开座谈会，就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说的，就算了。”
遇事果断有其有利的一面，然而有时候失之急躁，也给他带来一些烦恼。他曾经几次和同事发生过激烈争辩，甚至互拍桌子。但事过之后，他表现得心胸开阔，有时候还和争吵过的同事开玩笑说：“你的嗓门真够大”，相互一笑了之。
他约于1956年调离报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调往香港担任《文汇报》社长，不久“文革”发作，1967年奉调回京途中，自杀身亡。究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他那倔强的性格，怕是禁不住强加的许多恶名的吧！
1954年秋，我被派往重庆任驻地记者，半年多之后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杨永直主持工作了。他在一间有套房的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室的门常常关着，正忙于领导反胡风运动。他很少和大家接触，施政方针采取逐级贯彻的办法。他有一条意见使人稍感意外，即：对于领导同志要称职务，不要称名道姓。比如刘克林，要叫刘主任。不管什么人都“克林、克林”地叫，成何体统？但是，积重难返，《大公报》不以职务相称的老习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主持工作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大展才略，又被上海市委调回去了。
1956年9月，《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次年，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洗礼，王芸生社长被通知不再主持编辑业务，而专心做研究工作。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被流放各地，接着又下放了一批批的干部。《大公报》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
杏花春雨江南人
——《花语》和他的主人
？ 胡松涛
我知道周瘦鹃先生的《拈花集》（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得到。人与书是有缘分的，无缘见到自己喜欢的书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有缘终是有缘，这不，一次，我在风入松访书，不经意间，就把茫茫书海里仅有的一本《花语》访到了。
《花语》是周瘦鹃先生谈花的散文集，其中文章大多选自《拈花集》。
花，本是仙界之物，不知怎么流落到人间。或许是上天的美意与苦心，觉得人生太苦太贫，便赐予人间缤纷花朵，让人们在赏花中休息眼睛与心灵，体味美丽和美好，生长爱心与美感。花，已经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花语》则将那些已不寻常的花木，作以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情调的荟萃与评说，让我们在享受耳目之乐的同时，又得到心灵的愉悦。我辈得读此书，属人生一大幸事。
先看看《花语·杏花春雨江南》中的一段话：
每逢杏花开放时，江南一带，往往春雨绵绵，老是不肯放晴。记不得从前是哪一位词人，曾有“杏花春雨江南”之句，这三个名词拆开来十分平凡，而连在一起，顿觉隽妙可喜，不再厌恶春雨之杀风景了。
感觉好，文字也可爱。《花语》就是这样一本性情之书、悦情之书。读着这样的书，就不禁地向往着去结识写书的人。
周瘦鹃先生生于1895年，那是中国的羊年。他少年丧父，家贫苦，后来求学于上海，品学兼优。走上社会后，他多方面的出众才华得以全面展示出来：
他舞弄文章，有小说数部，是鸳鸯蝴蝶派重要人物，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之一，世称“哀情巨子”，为海上小说名家。
他主编报刊，影响甚大，所编辑的《自由谈》、《春秋》、《紫兰花片》、《礼拜六》、《半月》、《紫罗兰》、《良友》、《乐观》等刊物，对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杂志的繁荣，有很大功劳，当时有“一鹃一鹤”之誉，鹃指编《申报》的周瘦鹃，鹤为《新闻报》的严独鹤。
他做翻译，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涉及西方十四国五十篇作品，为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的鲁迅先生所欣赏，赞之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他是中国翻译高尔基小说的第一人。
他喜欢交游，当时的许多名人大家如范烟桥、郑逸梅、陈小蝶、程小青、赵眠云、顾明道、张慧剑、王小逸、袁寒云、毕倚哄、张秋虫等都是他的作者和朋友。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他慧眼识珠，首先发表在《紫罗兰》上的。
他热爱花木，常在狭小的庭心里，放上一二十盆花，作眼皮供养。莳弄盆景，参加过国际花会大展，得了大奖，使得“万国衣冠拜下风”。
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爱好一切美好事物的人。正如他在1941年出版的《乐观》发刊词中所云：“我是一个爱美成嗜的人，宇宙间一切天然的美，或人为的美，简直是无所不爱。所以我爱霞，爱虹，爱月，爱云；我也爱花鸟，爱虫鱼，爱山水；我也爱诗词，爱字画，爱金石。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美的结晶。”
周瘦鹃太喜欢花木了，就用海上卖文二十年之余蓄，于1935年在苏州王长河头买了一片四亩的园地，建“紫兰小筑”，人称周家花园。先生之所以将自己的小小家园命名为紫兰小筑，书斋命为“紫罗兰庵”，其中有一段浪漫故事。年轻时，周先生曾执教鞭于上海大南门外的民立中学，偶遇一女子名周吟萍（英文名字Violet；即紫罗兰），清淑娴雅，风姿不凡，遂投信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过了几天，女子回信，许以友谊。两人关系日深，可是涉及婚姻，周吟萍的家庭嫌弃周瘦鹃是一个穷书生，强烈反对，周吟萍只能暗中饮泣，被迫嫁给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周先生参加了周吟萍的婚礼，只见心爱的女子低鬓默坐，双手抚弄着一双浅色丝手套——这副手套，是周先生往日赠她的。一段出乎情止乎礼的缠绵往事，俱往矣，只堪追忆。他写作《记得词》百首，每首冠以“记得”二字，通过回顾两人相处时的一笑一颦、一字一句，抒发对周吟萍的无限爱恋。他把对心中女子的爱，转移到了花木身上，而对紫罗兰花，爱得犹甚。他家中有紫罗兰神像一座，刻“紫罗兰庵”朱文印。在《一生低首紫罗兰》一文中，他深情地说：
希腊神话，司爱司美的女神维纳丝，因爱人远行，分别时泪滴泥土，来春发芽开花，就是紫罗兰。
我之与紫罗兰，不用讳言，自有一段影事，刻骨倾心，达四十余年之久，还是忘不了。只为她的西名是紫罗兰，我就把紫罗兰作为她的象征，于是我往年所编的杂志，就定名为《紫罗兰》、《紫兰花片》，我的小品集定名为《紫兰芽》、《紫兰小谱》，我的苏州园居定名“紫兰小筑”，我的书室定名为“紫罗兰庵”，更在园子的一角叠石为台，定名为“紫兰台”，每当春秋佳日紫罗兰盛开时，我往往痴坐花前，细细领略它的色香。而四十年来牢嵌在心头眼底的那个亭亭倩影，仿佛从花丛中冉冉地涌现出来，给我以无穷的安慰。
周瘦鹃对于紫罗兰的爱和痴，可以与爱梅的林和靖、爱莲的周敦颐、爱桃的李越缦媲美了。
周先生的紫兰小筑以爱莲堂为主体，广罗嘉木，有苏州“五人墓”移来的义士梅、白居易手植的槐树枯桩……几年后，又买下南邻的五分地，叠石为山，掘地为池，山上造“梅屋”，池前搭“荷轩”，已蔚然成大观了。抗战时，他避居上海，卖花为生，有“荣衔新署卖花人”之句。解放后，万象更新，周先生返回苏州，重整故园，在他的爱莲堂里，瓶花架石，朱鱼绿龟，书画古玩，英英艳艳，一时间芳菲满目。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他，他感叹“初识人间浩荡春”。他在爱莲堂里，接待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英俊人物，并欣喜地写了《一时春满爱莲堂》、《年年香溢爱莲堂》，表达他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崇敬之情。他说，自己平生有四件得意事，第一件，在国内为翻译高尔基作品的创始者。第二件，赴北京开会，毛泽东主席单独晤叙。第三件，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游苏，亲临他的家园。第四件，朱德委员长不但到他家，还赠给他一盆名兰。一个知识分子的喜悦洋溢其中。
周先生以花为友为邻为命，整日莳弄着花草，是一个种花人；他沉湎于花，天天看花一个饱，又是一个赏花人。他作诗曰：
蕉石神传唐伯虎，竹枝貌肖夏仲昭。生香活色盆中画，不用丹青着意描。
米珠薪桂难为活，补屋牵箩倍辛苦。金马玉堂吾不羡，荣衔新署卖花人。
见多识广的郑逸梅不无感叹地说：“真正生活于画中，吴中周瘦鹃亦尚够格，其余大多徒有虚名。”周先生性情爱花，终年为花木颠倒，服务花木之暇，还不失书生本色，常常在故纸堆中找寻花木的文献，偶有所得，便晨抄暮写，将那有关花木的诗词歌赋、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一网打尽，积累起来，作为枕中秘笈，不时一展文人身手，写成文章，佳作叠出，自娱娱人。他说，自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文艺，一条腿是园林。如果将那花木比作美丽女子，他笔下的赋予文化意义的花木就仿佛识书达理的佳人。毛主席接见他时，赞扬说读过他的许多文章，并且说：“你的散文是写得好的。”“只要群众读喜欢你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周先生将自己谈花木的文章结集，于是有了美丽之书《拈花集》。
可是，还没有看到自己的书出版，他就无奈地离开他的花木和故国了。他为南社会员时曾作诗曰：“寝馈花间几度春，朝朝扶植费精神。沧桑变幻原无定，割爱何妨换主人。”几成谶语。
周先生是一位富有情趣的人，谈到死的问题时，他曾浪漫地说：“安排一精致小室，触目琳琅，彪炳生色，又复列盆花数十，散馥吐芳，人坐其间，那浓列的香气，使人熏醉，从此不醒，飘然离世而去，岂不大快。”可是造化弄人，使他没有能够像他想像的那样如此美丽地归去。古人言，只知人有万千愁，花枝更有愁千万。种花人也愁啊。周先生的小儿溺死于他掘的花池中，他一气之下将水池填平。可是心爱的花草树木要喝水，他只好又在院子里打了一眼井。1968年夏，天丧斯文，连他视为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三件盆景也被抄走，周先生深受刺激，一代花魂不再惦记他魂牵梦系的紫兰小筑、他的花木和亲人，投井而去。
《拈花集》在作者死后十五年问世，已是1983年。又十六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选《拈花集》部分文章辑成《花语》，首印五千五百册。我得到的就是其中之一。周先生著作等身，以花木为内容的，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花花草草》、《花弄影》等，可惜我无福得到。
不久，我出差江南，手中带的就是这本《花语》，还有郑逸梅先生的《花果小品》。《花果小品》也是说花木的，巧的是，郑逸梅是应周瘦鹃之命出版《花果小品》的。两本书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它们成为我行在路上、走在天地间的背景音乐。
路过苏州，我向往着去访周先生的“紫兰小筑”，问询导游，她竟一脸茫然……
伦敦餐桌上的王尔德
？ 梅疾愚
一
二战过后，有人曾经问过叼着大雪茄烟的丘吉尔，你来生愿意与谁倾心长谈？丘吉尔毫不迟疑地回答：奥斯卡·王尔德。
可王尔德的名声一度并不好，一些道貌岸然的英国绅士还在以道德的名义不停地声讨他，认为他是一个伤风败俗的“败类”。那时候，王尔德去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彬彬有礼的英国上流社会“礼遇”给他的骂声一直不绝于耳。可大英帝国首相、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却对他情有独钟，将其视为知音，并把来生预支给了他。
二
丘吉尔之所以青睐王尔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尔德是一个“充分的人”。德国戏剧家席勒说，只有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充分的人。而王尔德正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个“浪子”，他时常脱下伪装的外套，摒弃清规戒律，率真地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