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之中。一个坚定的忏悔者需要的是神甫，需要的是大海一样的深邃和广阔，而清澈的小溪，只能映照罪孽。小溪总是欢快的，她不明白辛酸的滋味，因此她也是无辜的。可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没有精神负担的生活，会让他陷入极端的恐惧之中。如果进一步跨入婚姻，性，作为一个丈夫必须承担的义务，那会是一个噩梦。从妓女那里获得的性经验告诉他，自己爱的人也在做着和妓女一样的事情，这是不可忍受的。但这一切怎么说得出口？说出来，雷吉娜会接受吗？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内心处境，一种自我破坏的机制，克尔凯郭尔把它称作“神性的反抗”。当然，聪颖的雷吉娜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对这些略有觉察。她曾表示，永远不会去询问什么。不去询问，这是爱的力量在促使一个女人变得宽容。而克尔凯郭尔却把这种宽容看成是人的不幸——自我的沦丧。没有问题地活着，这才是他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正是雷吉娜的宽容，使他下定分手的决心。他还考虑到爱人的尊严和体面，建议由雷吉娜出面来断绝他们的关系，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冷酷的无赖，实际上，他也成了人们嘲弄和唾弃的对象。
在负罪和被爱之间，克尔凯郭尔选择了前者，因负罪而负心，这让他罪上加罪。无知者总是无罪，无知就是没有对自我的思考，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顺惬意。而克尔凯郭尔却用自己的世俗生活做实验品，他想探究的是“平顺惬意”怎么成为可能。他在《致死的疾病》中写到：
这是你的必由之路，你必须通过对自我的绝望而来达到自我。带有弱点完全正确，但你不应因为有弱点而绝望。如果有人说，那么他在无忧无虑的瞬间是心领神会的，但是不久，激情又要迷途，风向逆转，重陷绝望。
平顺惬意的心理基础就是这种盲目的激情，就像一顿可口的晚餐，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机械运动，是发生的事情，和创造以及自我发现无关。当然，通过“我”来认识自我，就等于是用同一把尺子来丈量这把尺子的长度一样不可思议。能否站在自己的阴影之上看见自己看到了什么，要完成这样的高难度动作，惟一可能的办法就是相信自己是惟一的，或者承认丈量自己的这把尺子正是你自己。
思想家福科曾遗憾地告诉记者，说未能写出一本和自己有关的书，即关于自我的哲学。尽管福科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克尔凯郭尔语）的原则，可他没有直接铸造这把尺子，他把自己的痛苦托付给那些被冷落的、蒙着尘土的历史经验，让那些被知识体系，被“真理”剥夺了资格的东西重见天日。他说这样的工作是“片断性的、重复的和不连贯的”，因而也是病态的。克尔凯郭尔则更直接，他承认自己就是病态的，他的工作就是公开自身的病情，在这一点上，两位思想家殊途同归。
一个主动和自己的恋人分手的人，一个放弃“平顺惬意”的人，当然有病了。他的恋爱经历成了一桩存在主义的公案，他一生都在唠叨这件事，只说和自己有关的经验，真正的“私人化”写作。可当我们读了他的作品就不得不承认，他的事和你我有关，和每一个个体有关。
克尔凯郭尔曾根据自己的恋爱经验，写过一本《勾引者手记》。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勾引性，不出他所料，哥本哈根人第一次为克氏的书掏了腰包。这就是芸芸众生，以为获得的是一道甜点——窥视欲的满足，结果却是一杯难以下咽的口感怪异的酒。
生命原来如此不堪
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来说，《勾引者手记》简直就是一本求爱技巧大全。其中有对人际关系、微妙心理、程度火候、欲擒故纵、围追堵截、金蝉脱壳等等具体策略的描述，实用性和有效性兼备。可是，对于一个成年人，很容易发现这情爱课堂里埋伏着一个个坑洼，随时随地就会绊你一跤，让你窘态百出。人类有关爱情的诗意联想，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就像一只苍蝇停落在鼻尖一样的可笑。
男人追求，女人选择。正是女人的概念界定了她是被征服者；而男人的概念则意味着他是征服者；可是征服者却要在被征服者面前弯腰称臣。然而这却是极为自然的，假设一个人未曾留意到这一风尚的直接结果，他就过于笨拙、愚蠢、缺乏性爱的感受。这一风尚还具有更深一层的基础，亦即女人是实体，男人则是反思。所以女子并非是独立自主地选择的，而是男人追求，女人才选择。男人的求爱是一个问题，而女人的选择仅仅是对问题的回答。
克尔凯郭尔这里说的“实体”，是一种物的存在，属于自然的范畴。如果按他对人的定义：即人是精神的，那么，女人是人吗？这一设问会让所有女人感到难堪，因为被男人所追求，是女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同，是女人感觉良好的基础。然而被迫地选择其实等于没有选择，主体性的丧失，是女性主义学说的逻辑起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克尔凯郭尔的质疑当成奚落，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奚落自己。
他的雷吉娜，就是所有女人的现实。他和雷吉娜的关系，就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铁幕一样的普遍性，就是被指定的存在，让克尔凯郭尔感到窒息。
而男人呢，向一个没有实质的生命索要答案，则显得更加的荒谬和贫乏。真正的爱情就是没有结果，永远得不到回答，它激动人心之处在于诱惑和被诱惑本身——“这一刻即是一切”。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当雷吉娜答应求爱的时候，就是克尔凯郭尔最终下定决心分手的时刻，因为他不能忍受自己被选上的结果，不能忍受自己处于被动的情景，因为雷吉娜的回答就是一道命令——你得为你的行为负责，扮演好你的角色。
爱一旦落实为伦理责任，就变成了外在的压力，就是一种宣判。让克尔凯郭尔精神错乱的问题出现了：爱一定和责任相关吗？
克尔凯郭尔的罪名就是，一个逃避责任的轻薄之徒。如果这项罪名成立，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有一种爱情，不能相守，却永远相望。克尔凯郭尔终生未娶。他在日记中说，提出分手的当天，他躺在床上痛哭不已。他每天为雷吉娜祈祷两次，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有关恋人的一切信息，跟踪她的足迹，去感受她的气息。这无望的、默默的、单独的牵挂持续了他整个的一生。而雷吉娜呢，后来嫁了一个地方官，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弥留之际，她对朋友说，依然爱着克尔凯郭尔。
如此永恒的拥有是通过放弃实现的，可这柏拉图式的恋情，也被克尔凯郭尔式的追问，弄得体无完肤。
借助女人，他只能做父亲。他不会因为自己得到的女人而成为圣人，因为这算不了什么，他只想得到自己未得到的一个人，就像所有其他的人借助自己未尝得到的女人的力量成为天才、成为英雄、成为作家一样……这就是诗的想象与对女人想象的实情。
这段话很好理解，因为大约七十多年之后，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把这归结为“性能量”的转移释放。这当然没多少诗意，而“诗的想象”是指什么呢？当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得比较准确——生活在别处。
当一个作家和当一个丈夫并不矛盾，而生命的不堪在于，这个作家丈夫的头脑里一定存在一个“理想女士”。这个“理想女士”和“身边的女人（责任）”不会发生冲突，人沉湎于这种臆想，这是在烦琐沉闷的日常生活的藩篱中，伸出来的一只手，是卑微生命的卑微表现。仅仅是手，心可以置之度外，处于安全地带。这就是说，哪怕这个“理想女士”死掉了，自己也不会受到影响，也许会生活得更好。唯美主义者的伎俩昭然若揭，既获得某种精神享受，而对现实又毫发未损。这简直就是对灵魂的严刑拷打，而克尔凯郭尔把鞭子首先抡向的是自己。对此，我们必须训练好自己的肺活量，如果还有诚意面对生命真相的话。
审美化的诗性想像，是克尔凯郭尔所排拒的，他对此也做过非常紧迫的忏悔：
追求享受本身会变得无聊，但他企图从唯美主义的圈子内部来解决问题：创造一个舶来的波西米亚式的声色享乐世界。可他并未意识到：无聊实际上是绝望的一种显现。
曾经声色犬马过的克尔凯郭尔，发现那样的生活会把人推向无聊的极致。选择是有的，但这是怎样的一种选择呢？是在陈年干邑和牛奶麦片之间的选择，周而复始。这样的选择把每个瞬间擦亮，但生命依然暗淡无光。肉体时间总是有限和必然的，回答永远是肯定的，其表现形态就是自得和沉醉。尤其沉醉，和审美幻觉相关，肉体时间的间歇性在此依然有效。因此，捧着啤酒看足球赛和卧在床头读《红楼梦》也就没有多大区别，而沉醉之后呢……无聊却变本加厉地袭来。球赛一结束，书一合上，无聊的显性症状——郁闷，像抹不去的黑色团块，积压在我们的心底。这可以觉察但无法辨明的秘密，让生命如此不堪，它的具体表现是：
如果你结婚，你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不管结婚与否，你都将后悔。相信女人你会后悔，不相信她你也会后悔，不管相信与否，你都将后悔。上吊你会后悔，不上吊你也会后悔，不管上吊与否，你都将后悔。这，先生们，就是对一切哲学的总结，也是一切哲学的精髓。
非此即彼，人必须选择，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但理性并不能让我们避免无所适从的两难困境。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哲学精髓”，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或者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人怎么选择。这是怎样的选择，有没有一种绝对的选择，让我们在不安和无聊中克服绝望呢。
从“认识你自己”到“超越你自己”，从“人是理性的”到“人是精神的”，哲学的现代面貌越来越明晰，而最早去撕扯面纱的那个人，正是克尔凯郭尔。
因为有面纱的遮掩，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体面、自得和自满。面纱何以成为面纱，是因为它的装饰功能，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这装饰品的质地，是一种叫理性的东西。理性是什么，是现成的规则，是既定的，是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的。爱雷吉娜是感知范围的，而娶雷吉娜则属理性范畴。克尔凯郭尔试图澄清的是：理性和我所感知的有什么区别，如果我的内心正遭遇着恐惧和不安，那我就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是一种罪吗？如果我不能够像神一样的行事，我脆弱的肉身总是摇摇晃晃，我发现了并承受着我的忧郁，这才是实情，是躯体的秘密，是命运的表情，尽管我发现的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根植于无边弃绝中的信仰
忧郁是克尔凯郭尔的人格酵母，忧郁注定了他的思想触觉，总是指向人类经验的阴暗面。不是出于怜悯，而是人对自身，对那个“旧自我”的切齿仇恨。克服绝望的办法就是制造一种新的绝望，这就是自毁和自救的辩证。
最大的危险不在于父亲或者说教者具有自由思想。不，他从来都不是伪君子。不，最危险的事情是，他是个虔诚而敬畏上帝的人，孩子在内心深处坚信这一点。但他仍然注意到，父亲的内心隐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以致尽管敬畏上帝，尽管虔诚，他内心仍不得安宁。最危险的事情恰恰是，孩子不禁得出一个关于上帝的结论：上帝并非无限仁慈。
父亲的不安，有个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曾经在困苦无助的时候，诅咒过上帝，在飞黄腾达的时候，诱奸过女佣。尽管他后来娶了她，她为他生了七个孩子，克尔凯郭尔最小。一个人的一生，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生命的黑暗洞穴，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啊！除非你没有反思的能力，除非你是一个伪基督徒，你才会是平静安宁的。可这样的平静安宁，是没有上帝的罪孽。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罪感”中煎熬，他必然因“信仰”而获罪，他陷入了更深的“罪孽”之中。于是，能否像神一样的行事，德行完美无缺，这和信仰无关。在父亲那里，信仰成为可能，而像神一样地完美无缺怎么成为可能！人已被上帝所弃绝，被抛向无边弃绝的荒漠之中，克尔凯郭尔才发现，信仰就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信仰，如果这样的置疑成立，那么信仰就是人对自我的审判。
克尔凯郭尔的荒漠，不是逃避，而是拒绝，因为怀疑而拒绝，拒绝一切外援，自毁和自救作为一桩私人的事件，是人内心的风暴，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和卡夫卡的“荆棘丛”不谋而合：一个人在公园里闲逛，落入荆棘丛。人们听到了他的叫喊声，前来搭救。可是，大家都无能为力，因为没有通往荆棘丛的路可走。公园的管理员说，你一定是沿着一条禁止通行的路，穿过从来没人走过的树丛才陷入其中的。不对，荆棘丛好像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才长出来的，这个人回答。他尽管有些不情愿，有些懊恼和恐慌，但获助的希望却很渺茫。不知不觉，人的脚下就荆棘丛生，因为你走了别人未曾走过的路，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纵身一跃，那一刻，满目凄凉，但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说，下定决心的灵魂总会想出办法。对此，克尔凯郭尔也坚信，绝望的程度越深，解决的办法则离我们越近。其前提就是独自一人，深陷囹圄。信仰就是那脚下的荆棘丛，疼痛和鲜血就是为信仰出示的证据。
要是个体在没有通过一种内向化的选择的情况下，就同一种观念建立联系，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恣意妄为和不知节制的情况……如果取消了对自身的关系，就只有群体对一种观念的混乱关系了。但如果连这种关系也取消了，就只剩野蛮和蒙昧。这样，个体之间就在肤浅的表面上互相冲撞，挤来挤去，因为没有了内心反省所带来的以礼相待的羞涩和畏缩，那就只剩下运动和无结果的运动了。
反思—选择—行动，信仰不仅是人和观念的联系，也是人和世界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人和自身的联系。没有内向化的选择，那么一个人既可以是基督徒，同时也会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对此，上帝只好沉默。这是已为我们熟知的状况，也许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基督徒和商人可以是同一个人。克尔凯郭尔记录下了这些存在的状态，像教义那样去描述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按照一种“社会动物”的节律在行事，没有内心生活，没有疑问，没有反省，被某种“秩序惯性”推着前行，哪怕刹那的街头恍惚都没有，哪怕“今夕何夕”的零星感慨也没有，于是他不仅对“这个个人”产生了“同情的厌恶”和“厌恶的同情”，他还要试图表达信仰的光芒，来自人和自身的绝对关系中，要么是基督徒，那么是商人，非此即彼，你别无选择。
同样的问题，在克尔凯郭尔这里，就是当爱情遇到上帝，自己必须做出回答。商人和恋人，存在于世俗伦理的维度，基督徒的困境就是，无限生成的肉身与无限弃绝的肉身之间的冲突，为此，考验就成了他的普遍处境。或者说，神意随时在试探人的诚意，随时在给人出难题。这就好像在开车行驶的路途上，在绿色信号灯和速度的惯性面前戛然而止，因为这个人聆听到了神在高空试探的声音，他得停下来，他嗅到了来自精神深渊的屡屡寒气，躲在车里发抖，出冷汗，他在想：有没有另外一种行驶，和地面摩擦以及地面信号无关。有没有另外一种爱，正如克尔凯郭尔，他一直爱着雷吉娜，默默无闻地爱，背信弃义地爱。
不一定要斩断俗念，去当一个出家人。克尔凯郭尔的用意不在这里，选择爱一个人，或者选择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是容易的。正如审美生活的迷醉，伦理生活的准时秩序，面临的是道路的选择，路一直在那里，人只需迈动脚步就可以了。“非此即彼”则不同，克尔凯郭尔迷恋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抉择，它会把人逼疯，这就是约伯的故事。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克尔凯郭尔写了《恐惧与颤栗》。
“内在化”的选择就是必须面临深渊——这一关键时刻。没有好选择和坏选择之分，只有接受与拒绝之别。接受绝对的命令，就像约伯必须杀死儿子，向上帝出示他信仰的证据。但上帝的存在怎么能证明，既然上帝都不能证明他自身，那么，怎么证明约伯是一个残暴的父亲？一个父亲的道德价值，是给予的，但是不能证明的。克尔凯郭尔举的例子是，大人用鞭子教训小孩，孩子会疼，这是可以证明的，但因此说大人是不道德的，这种判断无法证明。从小就受到基督教生命观熏陶的克尔凯郭尔，早就把伦理要求当作无庸置疑的东西接受下来，所以他说约伯的行为就不可能是单纯的犯罪，而是一种恶的形式，恶的内涵即伦理判断被搁置，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