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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举刀砍向儿子，这只是一个隐喻叙事，是因为怀疑而弃绝的极端例子。这就是克尔凯郭尔试图表达的——信仰就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不是传教士嘴里的故事，他们只会叙述别人的痛苦，而从来不经历痛苦，莅临每个个体必须莅临的心灵炼狱。无边弃绝的结果，也许就是杀人犯，也许会在更高的层面无限地拥有，毕竟，上帝制止了约伯的行动。在上帝的保佑下，约伯度过了余生。
信仰的荒谬就在于没有结果利弊的考量，没有任何现实的目的，比如为国家利益杀死自己的儿子，是神话英雄，但不是信仰骑士。信仰是绝对的私人事件。为一种非现实的力量而公开对抗积习和成见，看起来几乎是精神病的犯罪。约伯是不可理喻的，他的行为使他成了人类的公敌，让克尔凯郭尔产生了“伦理的绝望”，并凭藉这荒谬来战胜绝望。
荒谬起源于强烈的激情和强大的个人意志，而做一个好父亲则不属于这种个体内在化的抉择。作为外在的伦理要求，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会让生命自身弥漫着庸俗的迷惘和虚无，而信仰是为了从虚无的迷雾中找回那个自我。克尔凯郭尔认为，约伯之所以那样做，首先是为了自己，其次才是上帝。
那么约伯是一个信仰革命家吗？革命家都在砍砍杀杀的，这是历史的图景。
革命在本质上是激烈狂热的，因此，对于一切与自己的想法对立的东西，它必须充满暴力、不受约束、野蛮任性、肆无忌惮。但人们很少指责它野性难驯，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还是有所顾及的。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怎样的指向外界，实质上还是收心内省的，因为与他的激情相关的是一种绝非野蛮蒙昧的思想。
看来有两种革命，一种是砸碎旧世界，一种是诀别旧自我。克尔凯郭尔理解的革命是后者，放弃权利和义务，放弃道德代理人的身份，放弃家庭，正如约伯，他彻底地丧失了那个外在的自我，更具体地说，他放弃了自身和世界的一大堆关系，不是为难世界，而是为难自己，因为他发现了那个“外在自我”的蒙昧：
这是一种无以伦比的个性缺乏。在由单个人组成的世间也是如此。要是失去了基本的激情，那么姑息行为以及所有的一切，就都成了毫无个性、无足轻重的外在。于是奔腾的理想性洪流塞滞，共生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野蛮蒙昧……
是要遗世独立吗？是要凌空蹈虚吗？但谁能证明当初的那个“实”怎么就不是“虚”呢？所以，非得把世俗的希望灭尽，即便承受世俗生活，也应带着“基本的激情”，行走在人群中，但不属于人群的“那个个人”，时时抓住“存在的问题”，发现生命的漏洞，在泪水中“为自己缝补”。
把针扎在肉里，穿针引线，血泪迷濛，才能走到上帝的面前。信仰的前提是《新约·路加福音》里说的：来到我这里，并从未恨过其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妹、甚或其自己生命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
从这个被忽略的避而不谈的条件，克尔凯郭尔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信仰之路，相信是从怀疑开始的，希望是从绝望中孕育的，正如约伯献出儿子，克尔凯郭尔献出了他的雷吉娜，并坚信爱的永存。雷吉娜的临终告白，证明了这个古怪的信仰骑士，在失败中赢得了他的胜利。
何处有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金岱“精神隧道”三部曲
？ 陈 墨
金岱曾是追求文学新形式的先锋，而后却宣言要做“意义的先锋”，旗帜鲜明地追索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似乎完全不怕“上帝发笑”。因而，他将自己过去十几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侏儒》、《晕眩》和《心界》，干脆取名为“精神隧道”。
金岱的小说创作，始终直接面对着自己的时代，面对着这一时代精神领域中出现的严峻问题，诸如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侏儒化，精神文化领域的荒漠化，文明转型期的精神扭曲和价值缺失，传统农业文明及其君父伦理和现代商业文明及其金钱效应的冲突等等。所有这些，既是金岱小说创作的背景，也是他要在自己的小说中处理的思想主题。这使得他的“精神隧道”长篇小说系列具有独特的人文艺术风貌和宝贵的思想精神价值。
一
《侏儒》的故事层面看起来非常简单，年轻大学教师兼业余作家文仲无法忍受老岳父的家长专制，想要搬家，但他的决策得不到妻子的支持，因为妻子习惯于一切听老父亲的安排和指挥。此外，文仲还面临着搞创作还是做研究、调北京还是留本地、对钟羽英的爱情是接受还是拒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常人看来，这些问题实在不足挂齿，但在文仲的生活中，这些全都成了哈姆莱特式的难题，成了无法摆脱的自我精神折磨。
经过长期斗争，文仲终于获准搬家。不过，与其说这是一次胜利，不如说是一次逃亡。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文仲的小家庭虽然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它的钥匙却依然掌握在老丈人的手中。对文仲而言，这当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问题是，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得已，因而总是妥协又妥协。其他问题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有结果，固然由于环境恶劣，更因为文仲无能。
我们看到，小说叙事的重点，其实并不是人与环境的冲突，而是主人公文仲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矛盾和痛苦，和他总是患得患失因而左右为难的心理状态。看起来，文仲是患上了“选择病”，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却是“侏儒症”：善谋而不善断，富有智慧却缺乏意志，是一种典型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或形体上的成人、人格上的侏儒。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思想界的主题或兴奋点都一直集中于“审父”，而金岱更关注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审”。
文仲如是，他的学生周力如何？看上去，此人年轻有为、生机勃勃、敢闯敢干，与文仲形成了鲜明对比。妙的是，爱慕文仲且专为文仲而来的钟羽英，最后却爱上了周力并随他而去。她显然认为，周力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问题是，这个总是跟着感觉走、其实是跟着潮流走的青年，这个明显缺乏理性与自我的中国式“无头苍蝇”，不过是精神侏儒的另一种符号形式。
周力如是，小说《侏儒》中的其他人物亦莫不如是——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文仲的同事老赵是“选择病”患者；文仲的妻子是她父亲的绝对臣仆；文仲的岳母是她丈夫的应声虫；而文仲的岳父看起来是绝对的君主，其实却只不过是从未露面但又似乎无处不在的“老排长”意志的表象。很明显，小说《侏儒》所写的不仅仅是文仲这一个侏儒，而是一个侏儒的世界。小说《侏儒》其实是一个寓言。它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主人公文仲的那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而是关乎我们民族“生存还是毁灭”的一个重大主题：那就是知识分子的侏儒化，人的侏儒化即侏儒现象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仲虽然仍是侏儒，但他的自我觉醒让这个侏儒沉睡的世界透进了一缕光明。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侏儒》未尝不可以看成新时期文学中的《狂人日记》——那“狂人”再度醒来，只不过，当年愤怒的呐喊，变成了如今痛苦的沉思。实际上，文仲并非真的“一事无成”，他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而他的思想觉悟，又具有明显的精神启蒙价值。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工程。首先，他意识并传播了“人是人自己的标尺，人是人自己的世界的立法者”〔1〕的思想；进而，他的反省还涉及一个几乎从未被涉及的思想主题：“最不可救药的就是那种把责任往外推的人，那种躲在抵挡一切责任的螺壳里的人，对了，什么责任都推给别人，推给命运，或者推给社会，甚至呢，推给文化，该死的古老文化！”〔2〕这些，其实不妨看成文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独立宣言。
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多次浪潮，但那只是受伤的呻吟、愤怒的呐喊、狂热的梦呓和苦闷的喧嚣，不过是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上的表面文章。只有了解这一语境，才能明白《侏儒》被冷落和忽视的原因，进而了解和理解它的真正价值，由“审父”到“自审”，正是金岱对五四新文化思想主题的发展和深化。
二
《晕眩》有两个主人公，即大学生乔启隆和音乐家高水平，都是晕眩病患者。他们的晕眩，其相同点是梦想的破灭和自我的迷失；不同点则是乔启隆是从“无我的世界”走向“无世界的我”，而高水平则是从“没有今天的明天”走向“没有明天的今天”。
乔启隆的故事、病史或心路历程，由现在时、过去时、过去完成时三部分组成，地点分别为医院、大学、兵团。其中现在时/医院里的表现为病状，过去时/大学的故事为病史，而过去完成时/兵团的故事则是病因。此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总想当英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必须压抑自我，甚至彻底消灭自我，丝毫的私心杂念，都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种极端压抑的精神生活环境，塑造了一个没有精神自我的乔启隆。
“文革”结束，终于物极必反，考上大学的主人公便从极端的压抑自动走向了极端的自我膨胀，把自己想象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而把世界看成他的意志的表象。这种精神状态看起来匪夷所思，他实际上是生活在自己的“伟大的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之中。结局当然只能是，想象中的“世界主宰”成了现实中的小丑或牺牲，膨胀的自我炸成了碎片。从自我压抑到自我膨胀再到自我破灭，不过是蒙昧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如诗人北岛所言：开头是错，结尾还是错。
书中乔启隆的两个女友，即少女芳子和女大学生欧杉，本都是畸形世界中的正常人，拥有常识与良知，但却都做了乔启隆的英雄梦的牺牲品，而乔启隆却又做了兵团殷连长和大学同学“小皮球”肖魂的牺牲品。如是，乔启隆既像可笑的唐·吉诃德，又似可悲的浮士德，他的人生与心态，也就格外意味深长。
与乔启隆不同，音乐家高水平是从极端的自我中心走向了极端的自我放逐，从极端孤傲走向彻底晕眩。
高水平的故事，有他真实的回忆，也有他主观的臆想，更似作者精心构造的寓言。故事中有两个关键的人物，被高水平分别称为金蔷薇和红苹果。从这两个名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水平不同的情感态度，金蔷薇是花，无疑是一种纯粹精神图腾；红苹果是果，当然是一种纯粹物欲的对象。他疯狂地爱着金蔷薇，得到的却是红苹果；继而一面享受着红苹果的供奉，一面创作着献给心上女神金蔷薇的交响乐。当他的作品屡被他人拒否，又发现金蔷薇其实也不过是欲望的奴隶，他的“理想明天之梦”就彻底破灭，从此毫无主张。
高水平的晕眩有其特殊的内在病因。首先是他曾言不由衷：明明对金蔷薇一见钟情，但却当众发表“家庭混蛋，爱情也混蛋”〔3〕的高论，表现出自我的分裂。其次是他的主观臆想：“把人生如梦的成语改成了人生逐梦。”〔4〕金蔷薇、红苹果，原本就是他心造的幻象，表现出其自我的虚幻。再次是他缺乏真正的信念和自信心，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成功”之上；而同时又把成功建立在他人的判断上，表现出其自我的空悬。
在“现在进行时”中，作者采用了漫画手法，描述了高水平的“魔法抽屉”：先是装满了西药，表明他是西医西药的信仰者；然而不久就全部换成了中药；继而换成了锻炼身体的拉力器；继而又换成了各种气功书籍；继而又换成宣传“倒立健身”的报纸；继而又换成了多种宗教经典；继而又换成了多种巫术迷信书籍……十几年间中国社会中流行过的“时尚”，高水平一一“信仰”过，但却非但没有一样能够真正拯救他的病痛，反而使得他的晕眩越来越严重。这当然也是一个寓言，不光是一个自我晕眩与迷失的寓言，也是一个精神荒漠化的寓言：乔启隆和高水平的世界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却不过是一片可怕的精神荒漠。
三
《心界》有三个主人公，其性格、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完全不同。不如说，他们代表着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理想和精神价值——聂怀基代表传统理想，如同圣人，其心中只有“我们”；许白波代表着时尚利欲，迹近小人，其心中只有“我”；尚明则代表着自我精神价值，争做常人，且不断追寻理想的“我世界”。也许可以说，聂怀基代表过去，许白波代表现在，尚明则代表着未来……
这种明显不同，当然是作者对当代中国知识界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做出的选择、分类和总结。从小说的目录中，我们不难找到这三个人物的不同的人生理想及其价值观念的“关键词”：聂怀基的关键词是：公正，严谨，不争，忠诚，南北村梦，窝囊。许白波的关键词是：清醒者，活法，你还得让我，狂欢，两种名片，当代英雄，挣扎。尚明的关键词是：现代“教堂”，性解放，不让，自由，权利，双向抵抗，蜕壳。
很显然，聂怀基生活在“无我的世界”中，即只有集体或“我们”才有价值。按他理解，举凡天下、国家、民族、村落、宗族、单位、家庭等等，无非大大小小的“我们”。这个我们的世界，需要诸如公正、严谨、不争、忠诚等道德理想来支撑。聂怀基的圣人境界，不过是空虚且迂腐的“南北村梦”。
与之相反，许白波是生活在“无世界”的自我之中，他的生活世界只能容纳自我欲望。作为一个把世界/人生看透了的“清醒者”，坚信自我之外的世界并无价值。“生存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因而他的活法，就是随时“准备战斗”。为了这种活法，他付出了代价，也获得了成功，最后成为集权力、金钱、荣誉于一身的“当代英雄”，他的精神特质，就是损人利己，变社会为狼群。
看起来，聂怀基与许白波的精神境界似有天壤之别，然而我们却发现，聂怀基临死前的“觉悟”，竟与许白波如出一辙：即“人心都是黑的”、“这世界上没有好人”。这其实不难理解，圣人与小人，正如暴君与暴民，表面上天差地远，实际上不过是一物两面，如并蒂莲，如连理枝，是所谓对立统一。聂怀基的背后，是一片古老文明的精神废墟；而许白波的面前，则是一堆时兴商潮的精神泡沫。他们“相对”并且拥有的，不过是一片共同的精神荒漠。
小说的第三位主人公尚明才是真正的新人，或者说是一个新式的常人：“他平平常常，认认真真地生活，奉行自救，唤起自救或帮助自救。”〔5〕他当然不是救世主，但却也不会与他人及其世界为敌。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心界》可以说是尚明的精神传记，聂怀基、许白波的故事，都只是尚明自我觉醒及其精神探索的参照物。书中展示了他思考和追寻“善良的强者”和“有我的崇高”之路的全过程。尚明最终找到了这条路，那就是他的“我世界”理论假说。
雨果早就说过：比天空更加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这话，大可以作为“我世界”理论的重要依据。人的心灵世界，即人的精神的“我世界”，本来就不该被皮肤/肉体的囚牢所限制。这个“我世界”，本来就有着比海洋和天空更加广阔的无限空间。只有在这样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之中，人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诗意的栖居”。只有这样的充满诗意的栖居，才能够真正实现并完成人的存在的本质。
只有这样的“我世界”，才能安妥我的精神本体，“如果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不是那种惟一世界，而是无限多世界，每一个我都是一个我世界的话，那我们体味到的，便会是既真正个体又确实大全，既完全独特又彻底开放，既丰富复杂又和谐圆融，既根本自由又浑然有序的一种全新的、奇特的感觉”〔6〕。
进而，还能解决“主体间”的矛盾冲突问题：“每一个我世界的营建与创造，独特与美好，也就是在为所有的我世界创造着条件；每一个以营建和创造整个我世界为己任，平衡地发展，发展地平衡着的，获得了生存、幸福、自由的我世界，都是所有的我世界的福音。”〔7〕
只是因为人类的蒙昧，才将自我精神囚禁在皮肤肉体的囚牢之中，才会产生“他人即是地狱”的存在理念——如他人即是地狱，则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