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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广泛的接触。”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0页。他也特别注意到，这种社会的剧烈变动又“怎样地影响着游寄台湾的大陆人。”于是，陈映真写了大陆人“有牵萦不断的过去的记忆”同①，第11页。。在那个遥远阻绝的故乡，他们有过恋人，有过妻子；有日夜思念的亲人故旧；有故土的山山水水；有过动乱的、流亡的、苦难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种种困境。写在《将军族》里的三角脸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台湾的大陆人：
他正苦于怀乡，说什么“家里的”故事呢？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猴子的故事。”他说，叹息着。
他于是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写在一本日本的小画册上的故事。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姊姊曾说给他听过。他只看着五彩的小插画。一个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辛酸，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了森林里的老家，想起了爸爸、妈妈、哥哥、姊姊……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38—139页。
“像我罢，连家都没有呢。”同③，第141页。
“呵。”他说：“很夜了，少胡思乱想。我何尝不想家吗？”同③。
“要是那时我走了之后，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你这个年纪罢。”同③，第143页。
伊望着他，笑着。他没有看见这样的笑，怕不有十数年了。那年打完仗回到家，他的母亲便曾类似这样笑过。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48页。
如今，经历过东北沦陷、国内战乱之苦，三角脸流落到台湾，作为一位退役的老兵，他仍然在到处流浪。
这样看来，陈映真写在《文书》里的安某，写在《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和这个《将军族》里的三角脸的境遇，在本质上也是小异大同的。
从作品看，就“大陆人在台湾”这个历史现象，陈映真还特别认识到：“1949年之前的前？近代的中国同在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的殖民政策下资本主义化、近代化了的台湾省的接触，在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难题。在本省人方面，由于长时期受到东方/西方、新/旧帝国主义的阻隔，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从前。近代跃向现代国家、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发展而来的阵痛所必有的混乱、落后和苦难所掩蔽的中国的真正的面貌，从而他们的小市民的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在中国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地动天摇的过程中幻灭了、挫折了。这种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历史急流中迷失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和方向的结果，便在部分人心中产生了所谓中国历史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意识，因而走向分离主义道路。在大陆人方面，则因某些人承继了前近代的大华夏主义的恶遗留，也助长了分离主义的成长。”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1页。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映真在处理大陆人和台湾本省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是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的生之戏剧的”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1页。。所以，“《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便是因为同是社会中沦落的人而互相完全的拥抱着”同①，第11—12页。。作为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之间，彼此的人格是独立的，彼此又是平等的。在小说里，陈映真突出表现了他们的社会性，而不是着眼他们出生、生活过的乡土的地域性。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已有的隔阂，“使分离或有相分离的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为中国的再生和复兴而共同努力”同①，第12页。。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的友爱互助关系，恰恰就体现了陈映真的这一美好理想。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一点，吕正惠有他自己的看法。吕正惠认为，《将军族》“还算是成功的小说”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文星》，1987年4月1日，第10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89页。，是“因为它表达了两个‘沦落者’的‘相濡以沫’的命运”同④。。不过，他又以为，这篇小说没能圆满地提出和表现省籍问题。他就此提出了质疑说：“这样的‘沦落者’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外省人与一个本省人。也就是说，小说只表现了两个人物的‘沦落’，而并没有反映出一个人物的‘外省人’特质和另一个人物的‘本省人’特质。所以，就省籍问题而言，这篇小说并没有‘说’出什么来。”同④。其实，在我看来，吕正惠提出质疑的地方，正是陈映真所要突出表现的意思。事实上，在《将军族》里，陈映真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样板式的理想的。陈映真的理想就是，在台湾生活的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和台湾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的关系一样。看起来，小说通篇没有一个省籍的字眼，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陈映真把自己的理想寄寓在艺术形象之中，让读者在被艺术感染的同时感受到思想的震撼。用心不算不良苦。
第三，陈映真开始运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去表现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与不幸，以及他们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
我们看几个片断：
“三角脸，你事情见得多。”伊停了一下，说，“可是你是断断不知道：一个人被卖出去，是什么滋味。”
…………
“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的被卖掉了。两万五，卖给他两年。”伊说。
…………
“带走的那一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娘躲在房里哭，哭得好响，故意让我听到。我就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哼！”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42页。
“买了我的人把我带到花莲，”伊说，吐着嘴唇上的烟丝。伊接着说：“我说：我卖笑不卖身。他说不行。我便逃了。”同①，第145页。
该怪她母亲吗？其实，小瘦丫头儿心里明白，她早早收到家里的信，说为了她的逃走，家里要卖掉那么几小块田赔偿。“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同①，第146页。当她拿着三角脸给她的三万元回家，小瘦丫头儿竟然又陷进了火坑：
……伊接着说：
“我拿了你的钱回家，不料并不能息事。他们又带我到花莲。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大胖子用很尖细的嗓子问我的话。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就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
“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
他抢去伊的太阳眼镜，看见伊的左眼睑收缩地闭着。伊伸手要回眼镜，四平八稳地又戴了上去。……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0—151页。
在这里，陈映真怀着深厚的阶级兄弟般的情义，从阶级剥削和压迫切入，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兄弟姐妹们的不幸和痛苦。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三角脸和那个尖细嗓子的大胖子，是同一口音同一地方的人，对小瘦丫头儿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其原因，自然是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决不是什么省籍的问题。
应该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看重的是要维护人权，张扬的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友爱的互助的关系。讲求的是信、爱和相互之间的帮助。陈映真笔下的小瘦丫头儿，两次被卖，都表示她卖笑不卖身，她是在坚决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两次逃出，她是在表明自己勇敢地反叛压迫者的统治。她又是一个笃讲信用的人。为了兑现那谁借给我钱，我就做谁老婆的诺言，她到处寻找三角脸，终于在五年后见到了他。而三角脸呢？“那一晚，他始终不能成眠。第二天的深夜，他潜入伊的房间，在伊的枕头边留下三万元的存折，悄悄地离队出走了。一路上，他明明知道决不是心疼着那退伍金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止不住地流着眼泪。”同①，第147页。他当然是在心疼小瘦丫头儿。他舍不得离开她，但他又必须这样无条件地帮助她。陈映真这样写，是在着力表现劳动人民这金子般闪光的言行。这说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剧变之后的进步。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早年写的《一件小事》。在《一件小事》里，目睹了人力车夫的美德以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这位人力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能看见。这一件小事，确实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我想，陈映真也是这样的。看到众多的劳动人民思想的亮点，陈映真自然也如鲁迅一样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这，正是《将军族》的一片亮色。
第四、结尾——由现实出发，陈映真努力把读者带进到一个理想的王国。
我们先看结尾：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不行了。”
“下一辈子罢！”他说，“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过了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了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的、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1—152页。
对这个结尾，有人认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怎么会突然死去，太唐突了。有人又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思想情调强加给下层大众的身上，下层的草根大众不会这么想，也不会这么做。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倒以为，这个结尾的含义相当深刻。
你看，这两个小人物，社会地位虽然卑微，精神却高贵。历经磨难而在五年后重逢，他们仍然处处为对方着想。小瘦丫头儿觉得自己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不行了，不能让三角脸为自己而受委屈。而三角脸也觉得，与其让小瘦丫头儿带着耻辱跟自己过着悲惨、破败的生活，倒不如双双同死，再同生，求得来世的幸福生活。于是，他们吹起了《王者进行曲》，就像两位大将军一样，无所畏惧，带着自己不可丢弃的尊严走向死亡。我想，陈映真将小说题名为“将军族”，也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对这两个小人物的敬意了。再说，小说通篇表现的这两个人物的高贵品质，也都为他们最后殉情而死以祈望再生的结尾作了切实的铺垫。他们能有这样的抉择，真的合乎人生的情理。
当然，从这两个人物现实的所作所为出发，陈映真确实是在用他那浪漫的笔法，由此生发开去，引导人们进入一个理想王国的想象空间。这好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边所呼唤的那样，他也容不得人剥削人的社会存在，他也要救救孩子！
这样的心愿，陈映真在《一绿色之候鸟》里也有表现。《一绿色之候鸟》写得满篇落寞、凄苦，然而，细细读来，人们也会跟作家一起注目下一代——盼望“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陈映真：《一绿色之候鸟》。《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8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六、闷局与突破——读《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其他
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例如《那么衰老的眼泪》、《死者》、《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一绿色之候鸟》等，我们看见一个世界在一寸一寸地崩解着。而在这绝望的、灰暗的世界中，陈映真又似乎偶尔要十分吃力地试图划燃一根小小的火柴来照明和取暖。——许南村（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7页。）
《一绿色之候鸟》以绿鸟为线索，将1949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一群大陆知识分子的无聊、落寞、无奈，书写得淋漓尽致。据说，绿鸟是北国的一种候鸟，是最近一个世纪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里的旅行。这种绿鸟至今仍无以名之，它又一定是一个不幸的迷失者。这，写在小说里，喻义是深刻的。
作品里，在台岛这一角，流落异乡的人们，从小小的绿色候鸟引发了自己难以平抑的伤感的乡愁。返顾现实，赵如舟只能落寞地一笑。
作品里，在台岛这一角，挣扎在人生旅途的人们，连自己爱恋的权利也没有。大学动物学教授季叔城，来自大陆，娶了做保姆的台湾女子为妻，是谓罪过；生下孩子，更为罪过。于是，歧视、压迫接踵而来。季妻终于奇异地病倒了，又终于死了，留下了一场悲剧。这是在说，生活在台湾的大陆人和台湾本地人的结合是十分困难的。社会上的歧视大于肉体上的疾病。
这样的生活闷局，怎样突破？！
这种闷局，足以把我们引到名诗《多佛海滩》（Dover Beach）里那种凄凉落寞的意境中去。诗人麦修？阿诺德在那里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梦样的世界——看似新奇、美丽而又多彩多姿，实在是既无快乐又无光辉与爱情。于是，诗人呼唤：呵，爱人，让他们真诚地相爱吧！
陈映真就是这样试图以这种爱的力量去突破的。他把爱人推及到爱怜这一小小的绿色候鸟，而且以这绿鸟为会合点，把“我”、“我妻”、赵公、季公、季妻结成为紧密的朋友，彼此流动着爱心。然而，“《一绿色之候鸟》的世界，是一个‘在逐渐干涸着的池塘里的鱼们，虽然还热烈地鼓着鳃、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亡和腐朽’的世界”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7页。。事实上，枯鱼鼓鳃，毕竟总要腐死。季妻亡故，赵公精神失常，留下的人，除了哀号恸哭，是所谓“了不起”的举动外，也都不得不注目于下一代——盼望孩子们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
《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全篇围绕着魏医生和京子的女儿小淳病故前的状态，展示的是小淳、她的父母、老师，以及她的长辈们的无奈！
小淳在生命熄灭前已经把自己打倒了。她小小年纪，目睹了矿工以及小镇上民众的悲惨生活，竟然过早地无奈地有了“死亡早已不是死亡”陈映真：《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46页。的人生感悟。小说反复地描写她平静地对待着死亡，在衰竭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安详。脸，斜斜地埋在干净的枕头里；手，在被窝外轻柔地握着拳；心脏，轻微地却不失其规律地呼吸着。她也有祈盼。在最后一次张开眼睛的时候，她安慰双亲老师和朋友，“天一亮，我就好了”同①，第51页。。这何尝不是她心底的一种期望。天一亮，新生活来临的时候，她也将突破闷局，获得新生了。作为父亲，而且还是医生的父亲，已经竭尽了全力去救治女儿，当父亲以一个医生的厚实经验确认了女儿的生理的心理的状态时，他不得不理性地，又是无奈地等待着女儿一步一步地走近死亡。魏医生也无力突围。母亲痛心疾首地呼救，老师朋友的束手无策，也只能痛苦地等待那揪心的一刻。无奈，无奈那撕心裂肺的无奈，传递的正是陈映真满怀的伤感情绪。
这种浓重的感伤，除了来自社会、家庭的经济阶级根源之外，表现在创作上之所以形成一种别样的气质，陈映真是很受契诃夫的影响的。契诃夫的戏剧和短篇小说，是陈映真“深爱的”。契诃夫对知识人的弱质，对俄国革命前夜的俄国氛围的卓越描写，也深深令陈映真“心折”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
安东？契诃夫是表现这种社会转型时代中，自由知识分子的那种无气力、绝望、忧悒、自我厌弃、百无聊